用手来思想的人对世界的影响是很有限的，他只以其手所接触者而工作。而那些用语言文字来思想的人，毫不费力地可以叫人民、军队甚至整个大陆都在震动中。
——莫洛亚《道德与艺术》
心似走马
我凝视着我书房的窗口，过了一会我的思想混在那块玻璃上映出的我的图像上面。从那几何模型的阳台栏杆上看出去，巴黎早晨的淡春色的朦胧大雾锁住波尔河上的绿波。天边显出连绵的山影，凡来仑山坡树木丛中的医院，望上去颇像黑杉木围着的佛劳伦亭修道院。一群飞燕掠过天空，灰色的天空飘着几片薄云。多架飞机轰轰地飞向凡尔赛去；它们令人回忆到战争，空袭的轰炸，深夜警笛的哀号。适才那种叶绿鸟鸣的闲情逸致不知丢到哪儿去，我只沉思着文化的毁灭，罗马帝国的灭亡，非洲亚尔日尼亚海边的一个小城，曾在第三世纪时极其繁荣华美，100年后便变成悲惨的废墟。我的思想转念到我国的京都，说不定未来的命运也可能如此。适才我这一阵出神，不只已想到眼前的东西，而且还包含了远景的透视，追忆到往古的历史，又推测到那不可知的未来。我的心好像一个小的内在世界，它反映了无时间空间限制的伟大的外在世界。哲学家有时把这种缩小的世界模型称之为“小世界”，我们生活着的是广大世界，我们很喜欢了解并改变这个“大世界”。中世纪的一个炼丹家写道：“人之思想亦如天使，凡归入那小世界中者，均思占有之。”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讲：人类的思想实在想占有所有的东西，我们心目中所反映的世界已被歪曲，正像金银球上所映出的天空花草一样。我适才的思想同样也混乱不清，因为镜子与镜中物，小世界与大世界正永恒地动着。现在在我面前的一幅图景，多少都是很清楚的：铁栏杆、树叶、鸟雀、天边的山影。可是所有的回忆、希望与理论却都要寄生于自己内部的脑海思潮中。另外我的无知，我的情感，我的错失和遗忘都将歪曲了各种事象，而宇宙万物又正不断推陈出新地运动着。所以我们的思想正像是一幅地图，虽然我常应用这个地图，可是地图上的轮廓与疆界线却时时有着更动。
要思想得头头是道，很得费些时间来细心研究，而行动的需要却非常迫切。有时一个小孩的健康一天一天地衰弱下来。是什么病？是身体上的毛病，或是心理上的？我们同谁商量昵？服药有效吗？那是否合乎科学？科学又是怎么一回事？人之一生都得研究这些问题，可是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我们没有充分的时间来研究外面的世界，可是目前所遭遇的这个困难问题，却逼迫我们设法处理。
我们一向称之为人之思想的，不过是根据了各种征候与图像的猜测，而后才产生了现实世界上的行动。一切的思想仅是一个行动的速写，不断地修改着我们的速写，成为我们生活的图书。根据巴斯卡的意见，要想行为正确，必先思想正确。正确的思想是什么呢？那就要我们把外面世界所做的小内在模型尽可能正确。假如我们“小世界”的规律很近似那大世界的规律，假如我们的地图相对精确地代表了我们即将去旅行的国家，那么我们的行动便可以适应我们的需要和愿望，避免我们所恐惧的事。
人有什么方法来统制他的思想，使其行动较易适合于现存制度？能画一幅精确的世界地图，以便循之完成那固定的目的，到达那期望中的港口？
先知的呼唤
那些宣告各种观念——不一定都是新的观念——并同时身体力行地履行这些观念的人，我们便称之为先知。《旧约全书》上的先知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宣布了这种观念：人们不得不去给自己的存在寻找一种答案，而这种答案又有助于他的理性和爱的发展。而且他们教导人们，谦卑和正义同爱和理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在生活中履行了他们所宣讲的那些观念。他们并不追求权力，而是尽量避免它，甚至也不追求成为一个先知的权力。他们丝毫没有受到强权的影响，而始终坚持直言真理，哪怕导致监禁、流放或死亡也在所不惜。他们不是那种孤芳自赏、冷观世事的人，而是乐于为其同类负责，因为他们感受到了这种责任。他们视人如己，以他人的忧乐为忧乐。他们的人道精神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正是因为他们发现了真理，所以他们才把宣传真理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并不是去恫吓人们，而是向人们表明面临的抉择。希望成为先知的人并不是先知。事实上，只有虚伪的人才有成为先知的野心。很简单，先知之为先知因为他认识到抉择是极为重要的。先知阿摩司已十分简明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说：“人们不必害怕狮子的怒吼。上帝已经说过，它是不会成为先知的。”这里，“上帝已经说过”这句短语的意思仅仅是，选择已清楚无误，不可能有任何怀疑和遁辞，因此，有责任感的人除了成为一位先知外没有选择，不论他是否一直牧羊南山，还是在耕耘葡萄，抑或是在发展和传授思想观念。先知的职责是揭示现实、展示抉择、坚持真理，并去大声疾呼，使人们从残忍的习俗中惊醒过来。造就先知的并不是某些人想做先知的愿望，而是历史的境况。
——弗洛姆《人的呼唤》
思想的革命性
卡尔·马克思曾经写道，普罗米修斯是所有哲学家中最高尚的殉道者，他说他“宁愿被锁在岩石上也不愿做神的仆从”。这种对普罗米修斯的赞颂使普罗米修斯的生命本身有了一种新的意义。马克思的论述十分清楚地指明了哲学和不从之间的联系问题。大多数哲学家并不是不顺从他们时代的权威。苏格拉底顺从（法律）而死，斯宾诺莎宁愿放弃教授的职位而不愿使他自己同权威之间产生冲突，康德是一个忠实的公民，黑格尔晚年为了美化（普鲁士）国家而放弃青年时代那种对革命的同情。然而，尽管如此，普罗米修斯还是他们心中最高尚的圣徒。真的，他们没有走向社会各地而是守在讲堂边和书斋旁，关于这一点有很多原因，在此我不想加以讨论。但是，作为哲学家，他们不服从传统的概念和思想的权威，不服从人们所信仰和传诵的陈词滥调。他们驱逐了黑暗，带来了光明，他们唤醒了那些昏昏欲睡的人，他们“敢于认识”。
哲学家之所以不服从陈词滥调和社会舆论，是因为他服从的是理性和人类。很清楚，正因为理性是普遍的，而且超越了一切民族界限，所以，遵从理性的哲学家就是一个世界公民。人是他的对象，但这里的人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也不是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他以天下为家，而不是以他的出生地为家。
再也没有人能比伯特兰·罗素更杰出地阐明思想的革命性了。在《社会重建原理》（1916年）一书中，他写道：
人们对思想的恐惧远甚于他们对世界上任何其他东西的恐惧，甚于对毁灭、甚至甚于对死亡的恐惧。思想是颠覆性的、革命的、破坏性的和可怕的，思想对于权势、对于已建立的制度和舒适的习惯是毫不留情的，思想是无政府的和无法律的，它冷漠权力，漠视历代久经考验的智慧。思想能洞穿地狱深处而无所畏惧。思想看到了人这一软弱微小的东西已为深不可测的寂静所包围，而且它自豪地矗立着，仿佛它是宇宙的主宰一般坚定不移。思想是伟大的、敏捷的、自由的，它是世界之光，是人类崇高的荣耀。
但是，如果思想为多数人所占有，而不是为少数人所特有，我们就一定会遭遇恐惧。恐惧使人们退却——唯恐他们所怀有的信仰会成为误信，唯恐他们所赖以生活的制度会成为有害的东西，唯恐他们自己不会像他们一向所想象的那样受人尊敬。劳动者会自由地想到财产么？那么，我们这些富人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呢？青年男女会自由地想到性的问题么？那么，道德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士兵会自由地想到战争么？那么，军队的纪律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滚开罢，思想！回到成见的荫庇之下去吧！否则，财产、道德和战争都要受到危害！人，与其让他们自由地思想，还不如让他们愚蠢、懒惰和沉闷更好。因为，如果他们自由地思想，他们的思想就会与我们背道而驰。因此，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避免这种灾害。对于反对思想的人来说，他们不易觉察的灵魂深处就持这样的论调。所以，他们在教会里、学校里和大学里就这样如法炮制起来。伯特兰·罗素不凡的能力并不是植根于一些抽象的原则，而是植根于最实际的经验，即植根于对生活的爱之中。这种对生活的爱通过他的作品也通过他的为人而熠熠生辉，今天它仍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而且特别是那些生活富裕的国家的人们的可贵品质。许多人为欢乐而震颤，为兴趣而激动，为存在而消费。当法西斯主义分子有意识地使用“死亡万岁”这一阴森险恶的口号时，它却充溢在生活于每一片富饶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的心中，尽管人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看来，这一事实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被迫接受核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文明的毁灭和很少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灾难的理由之所在。与之相反，伯特兰·罗素反对战争威胁，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或者因为涉及到一些抽象的原则，而恰恰因为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弗洛姆《先知与教士》
什么是人道主义
近十年来，特别是在欧洲、美国和拉丁美洲，最令人瞩目的发展即是人道主义的复兴。“人道主义”同“复兴”之间的联系常常与人们所指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相关。事实上，我以为人道主义的狭义，正是指十五六世纪那种回复到古典学术和希腊语、希伯来语以及拉丁语的人道主义运动。与此极不相同的是作为全球性人的哲学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发源于西方世界的先知和东方佛教教义，它是一种已有2500多年传统的全球性人的哲学，文艺复兴只是它的高峰之一。
这种人道主义的主要原则是什么？这种人道主义哲学可能具有以下特征：
（1）相信人类是一个统一体，在我们每个人之外再不会发现任何人；（2）强调人的尊严；（3）强调人发展自身和完善自身的能力；（4）强调理性、客观性与和平。当代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和人类个体》一书中作了另外的描述，他称人道主义为“承认人为最高的善、关心人并在实践中创造适合于人的幸福的最优条件的人的反映系统”。
我将努力说明这种人道主义哲学的观念在各个不同的文化时期中的表现。第一，佛教人道主义。古典佛教是一种被我们今天称之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学说，它首先分析人的存在的真实条件，进而推出人的存在必定含有痛苦，只有一种方法即禁欲才会解除痛苦这样一个观念。在这一思想中，存在着一个普遍化了的人的概念、人的本性的模式，同时也存在着一种为佛教所认为的对人的问题即人的痛苦的答案。
在《旧约》中，我们可以发现人道主义哲学的另一支流。《以赛亚书》第19章第23—25节说道：“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的大道……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这是宇宙神教主义精神和人为中心思想概念的一个范例。《旧约》中的这一概念是一种爱你的邻人的特殊的人道主义思想（正如我们所知，完全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而且也是一种超越爱邻人这一概念而爱同你完全没有任何血缘和亲属联系的陌生人的特别的人道主义思想。《旧约》说道：“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人，知道寄居者的心。”（《出埃及记》第23章第9节）这里的含义是，人只有在他人已经经历过自己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后，才能理解他人。更为相同的含义是，我们都拥有相同的人的经历。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相互理解的缘由所在。
这种相同的观念在基督教思想通过“爱你的仇敌”（《马太福音》第5章第44节）的命令而得以继续发展。95％的人声称他们相信上帝对我们关于越南战争几乎每天都枪杀了多少越南人的暗示，然而这是一种奇特的社会评论，是一种基督教文化的二律背反。在基督教文化中，宗教已成为颇为完整的意识形态。从本质上说，基督教关于基督的思想本身就是人道主义精神的表达。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神学家库萨的尼古拉说道：“基督的人道使人们联合，并且是人类内部统一的最高证据。”这里再次强调了所有人道主义的思想，“人类的内部统一”。
在像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这样最为伟大的人道主义剧作中，我们发现了希腊的人道主义，安提戈涅代表人道主义，而克利农则代表非人性的人定法。
伟大的拉丁语人道主义者西塞罗写道：“你必须相信整个宇宙是一个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上帝和人都是它的成员。”西塞罗的人的共和国的观念同联合国是大为不同的，它是一个更为激进、更为深远的、在这里得到了完善表达的概念。
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伟大人物，如伊拉斯谟、皮科·德拉·米朗多拉、波斯泰尔以及其他许多人，都认为人道主义是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人本身，强调所有的人和强调完全的人，认为人的职责就是充分地施展自己的那些潜力。随着人的潜力必须得以实现的文艺复兴思想的推动，又产生了一种新的人道主义思想。它同早期人道主义并无差异，但它更为有力地强调一个方面，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家都一直强调理性的重要性，特别是和平的重要性。他们认识到，当时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间存在着某种狂热的情绪，他们并且看到了这种情绪所包含的非理性因素。他们试图防止战争的爆发，然而他们失败了。尽管人道主义哲学家费了很大的努力，通过创造一种客观性气氛来防止战争，30年战争还是爆发了，这场战争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给欧洲造成了毁灭性的大灾难。
——弗洛姆《作为一种全球性人的哲学的人道主义》
喝茶的故事
使用于世界上的大多数思想，均系根据人体的本能与习惯而记录下来。一只猫能跳上一张放满东西的桌子。它一下子优美而不费力地站在那儿，没有打破一只茶杯，没有碰倒一只花瓶。这样一大类的动作，暗示了所需力量的精确估计与立足地点的慎重选择。可是这些估计与选择都非出于自觉。猫子只以它的筋肉眼睛来思想。桌子的外形使它决定了所需的动作，而且预想着由其足爪、肩背与头部所生的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