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汉景帝和汉文帝是杨坚的榜样，那么杨广崇拜的是秦始皇与汉武帝。在杨广眼中，父亲留下的盛世有太多的问题，隋朝整个体制太懒惰，太缺乏生机了。所以他登基伊始就对天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
运河历史进入新阶段
中国古代对河道开凿的历史非常久远，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大禹。大禹的父亲鲧，费时九年，治水不息，终未成功，被舜放逐而死。禹继承父业，吸取了鲧治水失败的教训，变构筑堤坝堵截为开凿河渠疏导，终于治除了水患。
所以，大禹开凿河道的目的是为了疏导洪水，尽管他开创了人类开挖人工河之先声，但是经他开凿的河道并不具有“运”的意义，因此，还不能作为运河的历史。古往今来，人类开挖运河无非两个目的：运人与运物。具体地讲，就是运兵与运粮，军事与经济两大作用。一般认为，春秋末期，吴王夫差为进军中原，称霸天下，而开挖邗沟，是运河历史的先声。此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历代虽然都有开挖运河的举动，但始终没有出现一条带有全国性规模的运河。这是因为，战国及南北朝时期，全国呈分裂割据状态，不具备大规模开挖运河的条件；秦汉时期虽然统一，但当时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是重合的，江南尚未充分开发，在经济上无足轻重，没有开挖运河南粮北调的必要。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周武帝灭亡北齐，统一了北方；隋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又灭亡陈朝，实现了全国统一。这时候，江南地区经过东晋、南朝几百年的开发，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口也比秦汉时有了很大增长，成为中国一个新兴的农业经济区域，每年都需要把江南大量的租税运往北方的政治中心。可是靠陆路运输，一则运费太高，二则当时陆路运输工具落后，运量有限；靠海路运输，一则海运又不发达，二则隋朝的两个政治中心长安（今陕西西安）和洛阳（今河南洛阳）都远在内陆，海运亦不可取。因此，只有依靠内河水运江南租调北上。可是，由于中国的地理位置在太平洋西部，故所有大的河流都是东西走向，没有贯通南北的自然河流，要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就必须开挖一条南北运河。另一方面，隋朝结束了延续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这也为大规模开挖运河提供了历史可能性。这样，中国运河历史发展到隋朝，就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恢弘的阶段。
隋朝运河共有五条，为广通渠、山阳渎、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它们是分阶段开凿的，历经两代君主，二十七年。虽然上面我们简单分析了隋朝开凿运河的大背景，实际上，隋朝各段运河的开凿目的各有不同。
隋朝以长安为首都，仅靠关中地区的租税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的需要。开皇三年（583年），京师仓廪空空如也，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
朝廷百官经过商议，决定在渭水、黄河、汴水沿岸十三个州招募运米丁，在卫州（今河南浚县）设置黎阳仓，洛州（今河南洛阳）设置河阳仓，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设置常平仓，华州（今陕西华阴）设置广通仓，运米丁将关东地区的粮食通过各粮仓递相转输，漕运至京。陕州境内一段黄河中流有砥柱山，此处水流湍急，很难通行，隋文帝派仓部侍郎韦瓒到蒲州（今山西永济西）、陕州以东，招募能将四十石米从洛阳经砥柱之险运抵常平仓者，可免除出征戍边。但是，这条漕运路线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还不在砥柱之险，因为砥柱虽险，技术高超的船工仍可驾轻就熟，或者漕船快至砥柱时，将漕粮卸下，改由陆运，过砥柱山后，再将漕粮装入黄河漕船，因路途较短，不会耗费太多的人力。问题是渭水流沙太多，造成河道深浅不定，漕船常常搁浅，非常不便。针对这种情况，开皇四年（584年）六月，隋文帝发布诏书说：“京城长安是全国的中心，虽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同时也造成水陆交通十分艰难。黄河之水波澜壮阔，襟带百川，直通大海，是重要的交通线路，虽然三门之下有砥柱之险，但漕运之粮可自小平（今河南孟津东北）登岸。躲过砥柱，陆运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再入黄河，因此，黄河给国家带来很大的利益。但是，渭水水量无常，流浅沙深，给漕运带来很大的困难，漕船进入渭水以后，至长安的路程不过数百里而已，往返却需要几个节气的时间，成为一项非常繁重的劳役，其辛苦实在值得同情。我作为天下万民的君主，理应兴利除害，只有发动民力，自潼关（在今陕西潼关东北）至长安开凿一条漕渠，才可能解决漕运不便问题。我已下令水工勘查地理，选择开渠位置。漕渠一旦修成，公私船只即可日夜航行，如履平川，花费旬日之功，可节省上亿两的运费，并可造福千秋万代，何乐而不为呢？我知道此时天气正当炎热，开渠十分辛苦，然若不付出暂时的辛劳，怎能换得长久的轻松。故特发此诏书，望万民能理解我的心意。”于是命太子左庶子宇文恺负责此项工程，又以郭衍为开漕渠大监，率领水工凿渠，引渭河之水，自大兴城开始，途经新丰（今陕西临潼）、渭南（今陕西渭南）、郑县（今陕西华县）、华阴（今陕西华阴）等地，东至潼关达于黄河，全长三百余里，因此渠经过置于渭水入黄河口的广通仓，故称为“广通渠”。广通渠修成后，关东地区的粮食经此渠源源不断运至长安，关中地区百姓深受其惠，故在当时又被称为“富民渠”。
开皇七年（587年）四月，隋文帝为准备伐陈，向前线运兵、运粮草器械，又开挖了第二条运河山阳渎。这条运河工程量不大，基本上是将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疏浚、拓宽，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经安宜（今江苏宝应南）、高邮（今江苏高邮），南至江都（今江苏扬州）入长江，将淮河与长江连接起来。这条运河的重开，对灭陈战役的胜利起了一定的保障作用。
隋文帝所修运河基本上还是属于地段性的，真正使运河超越地区，具有全国性的规模，并形成运河体系的是隋炀帝。隋炀帝好大喜功，他利用隋文帝“开皇之治”所造就成的稳定的政治形势，借助隋文帝留给他的经济遗产，即强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条件，上台伊始即着手兴修隋代规模最大的几项工程，其中之一就是通济渠。
大业元年（605年）三月，隋炀帝为把江淮地区的租税运往洛阳和长安，同时也为了便于到江南游玩，下令征发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诸州一百多万民众开挖通济渠，命令尚书右丞皇甫议主持其事。通济渠始自洛阳西苑，引谷水和洛水入洛阳城，从东北方向出城后，顺着东汉时的阳渠故道至偃师（今河南偃师），再入洛水，循洛水进入黄河，沿黄河向东至板渚（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经荥泽（今河南荥阳东北）进入汴水，至大梁（今河南开封）后引汴水转向东南，经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雍丘（今河南杞县）、襄邑（今河南睢县）、宁陵（今河南宁陵）、宋城（今河南商丘南）、永城（今河南永城）、夏丘（今安徽泗县）等地入淮河。隋炀帝又征发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十余万民众，将开皇七年隋文帝时开挖的山阳渎再次整修、扩大，使其规格与广通渠相致。整个工程至当年秋天完成，修成后的通济渠和重新整修的山阳渎，水面宽四十步，两岸筑有御道，种以柳树，自洛阳至江都，将近两千里，树荫蔽日，每间隔两个驿站即设置一所行宫，作隋炀帝巡游时停顿休息之处，从长安至江都共设置行宫四十余所。
通济渠是隋朝运河中最重要的一条，标准高，气派、豪华，因当时主要为隋炀帝巡游所用，故又称为御河。由于它的建成，就把黄河、淮河、长江三条重要的大河连接起来，隋炀帝可以从洛阳坐船直达江都。
大业四年（608年）正月，隋炀帝为便利黄河以北地区的军事运输，巩固东北部边防，并为向高丽用兵作准备，下令征发河北地区诸郡一百余万民众开挖永济渠，命殿内丞阎毗为工程总监。永济渠南起沁水下游接近入黄河口处，引沁水北上，途中与清水、淇水相接，以获得补充水源，经新乡（今河南新乡）、汲县（今河南卫辉）、黎阳（今河南浚县）、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南）、魏县（今河北大名西）、馆陶（今河北馆陶）、临清（今河北临西）、清河（今河北清河）、长河西（今山东德州）、东光（今河北东光）、长芦（今河北沧州）等地直达涿郡（今北京）。全长两千余里，河道较宽，可通龙舟。隋炀帝即位之初，推行新政，曾免除了妇女的课役，到这时，由于永济渠工程浩大，所需劳力众多，河北地区丁男供应不足，又重新征发妇女服役。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欲东巡会稽（今浙江绍兴），下令对六朝时的江南运河进行疏浚、拓宽。完工后的江南河起自京口（今江苏镇江），经曲阿（今江苏丹阳）、晋陵（今江苏常州）、无锡（今江苏无锡）、吴县（今江苏苏州），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八百余里，水面宽十余丈，可通龙舟，并在沿岸设置驿宫、草顿，作为隋炀帝东巡时上岸休息之用。江南河是隋朝开凿的最后一条运河。
名家回眸
梁启超说：隋朝对运河的兴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隋炀帝主持的四条运河的开挖意义尤其重大。它们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为一体，全长四五千里，显示了统一的大隋帝国的气魄和面貌，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它奠定了唐朝以后历代运河的基础，所以，直至今日，世界上仍把我国的大运河称为“隋朝运河”。
征服与扩张的欲望
吐谷浑是鲜卑族慕容氏的一支，祖先居于徒河之青山（今辽宁义县）。西晋时期，鲜卑慕容氏的首领涉归有两个儿子，长子曰吐谷浑，少子曰若洛廆。吐谷浑虽为长子，但出于侧庶，所以涉归死后，由若洛廆统领慕容各部落。吐谷浑因与若洛廆不和，遂率所部西迁，附阴山（今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山脉）而居。西晋末年，吐谷浑又率部自阴山向西南迁徙，定居于群羌之故域（今青海北部和新疆东南部），以后就以吐谷浑为其国号。魏、周之际，其首领夸吕始称可汗，定都伏俟城（今青海共和铁卜卡古城），在青海（今青海湖）以西十五里。
隋朝初年，吐谷浑经常对隋朝边境进行侵扰，开皇元年（581年），吐谷浑进犯弘州（今甘肃临潭）和凉州（今甘肃武威），隋文帝因弘州地广人稀，即将弘州废撤，派乐安郡公元谐为行军元帅，率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郭竣、元浩等领步骑兵数万人至凉州抗敌。吐谷浑听说隋军出击，倾国出动拒战，隋军与吐谷浑定城王钟利房率领的两万名骑兵在丰利山（今青海湖东）相遇，展开激战，隋军得胜后，继续向西推进，在青海又打败吐谷浑太子可博汗率领的五万劲骑，俘斩一万多人。吐谷浑举国震惊，其王侯三十人各率所部投降，可汗夸吕率亲兵逃遁。于是隋军班师，以其高宁王移兹裒为河南王，统领吐谷浑降众。留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镇守凉州。
开皇三年（583年），夸吕卷土重来，以兵进犯临洮（今甘肃岷县），旭州刺史皮子信战死。接着，吐谷浑又侵犯廓州（今青海贵德）。于是，隋文帝以汶州总管梁远为行军总管，率兵大败吐谷浑。
开皇四年（584年），吐谷浑再度寇边，隋文帝命贺娄子干发凉州、甘州（今甘肃张掖）、瓜州（今甘肃敦煌）、鄯州（今青海乐都）、廓州五州兵马讨伐吐谷浑，深入其境，杀死吐谷浑一万多人。
鉴于河西地区常遭吐谷浑寇掠，隋文帝下令贺娄子干改变当地散居的习俗，聚民为堡而居，并开发土地，实行屯田，以加强防御。贺娄子干上书说：“陇右、河西地区地广民稀，不可能大规模耕种土地，而且以往的屯田，虽投入大量的人力，但收获甚少，还常遭吐谷浑践踏破坏，所以请将离城镇较远的屯田全部废省。另外，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业，不适宜聚居。对吐谷浑只要加强各镇戍的防守就可以了。”贺娄子干的建议被隋文帝所接受。不久，吐谷浑又来犯边，被贺娄子干击退。
开皇四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吐谷浑由于发生内乱，无力寇边，隋文帝也针对性地改行招抚政策，双方的交往由军事战场转移到外交方面。原来，吐谷浑可汗夸吕喜怒无常，多次无故废杀太子，后来太子可博汗害怕被废，就阴谋执夸吕降隋，请隋朝出兵为援。隋文帝觉得此事虚实难辨，没有出兵。可博汗的阴谋泄露被杀，夸吕又立少子嵬王诃为太子。开皇六年（586年），嵬王诃又害怕被其父所杀，计划率所部一万五千户降隋，请隋朝出兵迎接，隋文帝又没有出兵。到开皇八年（588年），又发生了吐谷浑名王拓跋木弥以所部一千多户降隋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开皇九年（589年），隋朝大军又一举灭陈，大大地震慑了吐谷浑，夸吕再不敢东侵了。开皇十一年（591年），夸吕死，子世伏立为可汗。从此，双方关系进一步得到缓和，经常互派使者往来。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为笼络吐谷浑，将宗女光化公主嫁与世伏，使双方关系转入亲善阶段。开皇十七年（597年），吐谷浑国内大乱，世伏为国人所杀，其弟伏允被立为可汗。但这一事件并没有影响双方的关系。伏允遣使向隋朝谢专杀之罪，报告事情经过。隋文帝则尊重其习俗，批准伏允仍以光化公主为妻。从此以后，吐谷浑每年都派遣使者向隋朝朝贡。终隋文帝之世，双方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隋炀帝即位以后，吐谷浑也没有中断对隋朝的朝贡，伏允还派其子顺前来朝见。
大业初年，有不少西域诸国商人到张掖（今甘肃张掖）与隋朝进行贸易，隋炀帝命吏部侍郎裴矩管理其事，意在怀柔西域诸国，使西域诸国前来朝贡。裴矩知隋炀帝好大喜功，在张掖对西域商人就各国的风俗、地理、物产情况作了一番详细调查，撰成《西域图记》三卷，入朝上奏隋炀帝。裴矩在序言中说：“西域地区共四十四国，以我国家之强盛，将士之骁勇，将其征服易如反掌，只因突厥与吐谷浑处在中西交通的要道上，西域诸国被其阻挡，所以不能前来朝贡。今各国都通过商人向我表示愿意向大隋称臣，所以应该向各国派出使者进行安抚，西域诸国既归顺于我，突厥、吐谷浑自然可灭。”隋炀帝看罢非常高兴，赐给裴矩绢帛五百段，每天让裴矩入宫，亲自询问西域之事。裴矩则乘机反复向隋炀帝说“西域的珍宝如何之多，可以将吐谷浑轻而易举地吞并”云云，鼓动炀帝西征。
隋炀帝本来就有远略之心，经裴矩一煽动，便慷慨激昂起来，羡慕秦皇、汉武之武功，立意经营西域，提升裴矩为黄门侍郎，再次派他到张掖，劝诱西域各国入朝，结果，前来朝见隋炀帝的西域使者达十余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