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是最能吃苦耐劳的，如果没有被逼到了绝境上他们是不会造反的。山东为什么成为隋朝末年农民起义最早爆发的地区，就是因为山东地区受隋朝暴政折磨最深，百姓境况最惨。这一时期，群雄奋起，割据一方，演出了一场名为“隋唐英雄传”的大戏。
天下暴乱
说隋末的盗贼，先得从无名氏所写的一首《挽舟者歌》谈起：
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
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
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小。
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
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
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
安得义男儿，焚此无主尸。
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
这一首诗将隋末为什么会天下暴乱的原因解释得非常清楚了。
杨广大兴土木，修建东都洛阳征伐民工两百万，开通大运河征用民夫超过一百万人，如果按照百分之五十的死亡率保守估计，累死的民夫有一百五十万人。
此外，杨广三次征讨高丽，每次用兵超过一百万人，保障运输、后勤的民工是军队的两倍以上，也就是超过两百万。按照每次阵亡三十万将士，死亡一半民工计算，三次共让三百九十万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还有，北巡突厥、西讨吐谷浑、建造水军和龙舟、修建驰道等其他工程累死的民工，当不少于一百万人。
因此，共有六百四十万人成为隋朝暴政的冤魂。这还是非常保守的估计，还没有包括那些逃避服役被杀、逃难的人口，没有那些因为犯罪或者受株连被杀的人口，十多年间隋朝丧失了超过七百万的人口，其中多数是青壮年劳力，占隋朝极盛时人口的六分之一。
没有死，继续受罪，妻离子散的人口就更多了。
杨广第三次征讨高丽的时候，黄河以北地区已经渺无人烟，一片死寂。暴露在旷野中的尸骨没人收殓，发出恶臭，瘟疫横行。其中山东地区是重灾区。修建洛阳、大运河、驰道，征兵出征、出力，山东都有份。而在东莱造船、向河北运粮等苦役则只有山东有份。此外，大业七年（611年），黄河发大水淹没山东、河南等地三十多郡，大灾之后山东又爆发大旱灾和瘟疫，灾情极其严重。隋朝官府都没有救济山东。原本富庶的山东大地顿时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大业七年（611年），山东邹平人王薄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境内）登高大呼：“造反了！”
被人祸天灾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山东百姓闻讯，揭竿而起。隋末农民起义就此爆发。
王薄很有“革命先驱”的样儿，能力出众。他自称“知世郎”，写了《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百姓响应起义。“……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砍头何所伤。”歌曲朗朗上口，传唱很广，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一年之内，王薄起义军滚雪球一样扩大至数万人，活动在山东中部的齐郡（今济南）、济北郡（今茌平境内）一带。
王薄势力发展很猛，小股隋军望风披靡，一般州县看到王薄的旗号就闭门自守。
真可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见忠臣，隋朝在危急时刻还有那么几个忠心耿耿的干臣。
齐郡郡丞张须陀就是这样的忠臣。他是当年随史万岁征战云南时培养出来的将领。张须陀观察王薄的势力发展很快，骄纵情绪较浓，就挑选精锐，出其不意对起义军发动进攻，竟然一举大败农民军，斩首数千。王薄收拢散部，聚拢上万人准备渡过黄河去河北发展，又在临邑（今济南市北）遭到张须陀的追击，结果大败而走。大业九年（613年）王薄联合孙宣雅、石彽阇、郝孝德等各部义军，组织了十万人进攻章邱（今山东章丘境内）。张须陀先派人截击农民军的水运，截断后勤，然后率领两万人主动杀向农民军主力。这一次，张须陀再次大败农民军，俘虏大批家眷，缴获大量辎重。张须陀下令将这些俘虏和战利品暴露在地上，警示山东各地。
杨广后期，屡战屡败，手头也没有拿得出手的将领。张须陀勇猛善战，又善于治军，深得军队拥护，成为隋朝后期的名将。杨广接到山东的奏报后，下令褒奖，命人给张须陀画像奏报朝廷。
张须陀得到嘉奖后，更卖力地镇压各地农民起义。他常常身陷重围，受伤多处，仍督军死战，成了隋朝镇压起义最有力的武器。
花开两头，各表一枝。却说杨广第一次征讨高丽时，曾经征发了一个民工，叫做窦建德。窦建德此人尚豪侠，为乡里敬重，因此被选为二百人长。窦建德有个同乡，叫做孙安祖。孙安祖被征调当兵，因为家里刚遭了水灾，就跑去向县令请求免征租税。县令见一个小兵跑来求情，断然拒绝，还把孙安祖凌辱了一番。
孙安祖一怒，杀死县令，跑去投靠窦建德处。窦建德拍拍孙安祖的肩膀说：“老弟，你干脆去造反得了。”孙安祖心一横，拉起一帮贫穷兄弟数百人逃入高鸡泊（今山东武城县北）宣布造反了。
当地官府开始追查孙安祖造反一事，怀疑窦建德与造反者有来往，于是抱着“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原则将窦建德留在老家的家眷全部杀死。窦建德在前线得到消息，无比愤怒，率领部下两百人也造反了。窦建德的力量太小了，就率部投靠在清河境内活动、自称东海公的高士达。
山东地区在王薄率先起义后，涌现了许多武装组织，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外还有张金称、刘霸道、郝孝德、格谦、孙宝雅，等等。此外还有发源于山东，转战到外地的武装。比如大业九年（613年）杜伏威拉起队伍造反后转战到了淮南地区，后来成为了江淮地区最大的一支农民武装。这些义军武装名目繁多，不可确数，少则一两百人，多至超过十万人。他们几乎全是刚放下锄头拿起刀枪的庄稼汉，造反的目的是为了保命为了吃饭，谈不上什么崇高的革命理想，更没有长远的政治规划。而且各个武装力量内部为了粮草和地盘，还相互残杀。但就是这些缺点明显的农民动摇了天下的根本。山东造反后，江宁（今江苏南京）、平原（今山东陵县）、灵武（今宁夏灵武）等地的农民也跟着造反了。
不久，孙安祖在农民内讧中被张金称杀死。孙部的数千人跑过来投靠窦建德。窦建德势力强大起来，手头有了上万条刀枪。
大业十二年（616年），隋朝的涿郡通守郭绚率领一万正规军来讨伐高士达。高士达打不过，把兵权转交给了窦建德。窦建德合兵一处，从中挑选了两千精兵迎击郭绚。窦建德先诈称投降，给郭绚写信表示愿意讨伐高士达，将功赎罪。郭绚不知是计，带着军队大摇大摆地来找窦建德合作。窦建德趁其不备，发动突袭，大败隋军。郭绚只带着几个人逃脱。窦建德率兵追赶，在平原（今山东平原）境内将郭绚杀死。
另一边，隋朝的太仆卿杨义臣杀死了张金称后移军来进攻高士达、窦建德一伙。高士达见窦建德轻易消灭了郭绚，看得心痒痒，以为杨义臣也很好消灭，就向隋军发动主动进攻，结果反过来被隋军给消灭了。高士达被砍掉了脑袋。
杨义臣乘胜猛攻窦建德的部队。窦建德猝不及防，部队溃败。窦建德本人一路逃到饶阳（今河北饶阳），身边只剩下几百人而已。杨义臣没有把握时机，痛打落水狗，急着去消灭其他的农民武装去了。
杨义臣刚走，窦建德就率兵返回平原，召集溃散的部队，军队迅速增加，不仅死灰复燃，还膨胀到了十万多人。窦建德兵强马壮，自封为将军，俨然成为一方豪强。
大业十三年（617年），窦大将军转战河北，攻城略地。经过河间（今河北河间）一战，窦建德歼灭隋朝在河北的主力、涿郡留守薛世雄的部队，占领了河北大部分郡县。之后他干脆在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设置各级官府组织，建立起与隋朝相对峙的政权来了。这个政权很有草根特点，无名无号，只有一个土得掉渣的年号“丁丑”。
说完山东说河南。
河南有个人叫翟让，是东郡的法曹，算是隋朝的中级干部。不知道为什么，翟让“执法犯法”，犯下了死罪被关进大狱。一个好心的狱吏放了他。
翟让不能再当公务员了，只好在大业七年（611年）逃到今河南滑县南边的瓦岗山，建立山寨，从事招揽农民造反的新职业。
同郡的单雄信勇猛好斗，地上和马上功夫都很了得。他听说翟让挑头竖起了反旗，也叫上一群少年前往瓦岗寨入伙。
这一时期，最早抛入瓦岗寨干革命的元勋有曾经当过县政府小吏的邴元真、游走江湖的算卦师傅贾雄、勇猛少年徐世绩和翟让的哥哥翟弘等人。翟让以贾雄为军师，邴元真为书记，徐世绩、单雄信为冲锋陷阵的杀手，组成了一支有相当规模的武装。最初上了瓦岗山的士兵大多是济河两岸的渔夫和猎人。
此处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济阴郡离狐的小伙子徐世绩。徐世绩这个小伙子年轻，干劲足，打仗勇敢。但在后世的评书和演义小说中，徐世绩硬是被人“修理”成一个羽扇纶巾、迂腐矫情的牛鼻子老道。真实的徐世绩更类似于三国赵云那样的人物，不仅善战，而且有谋。他的政治经验远高于同龄人，往往能一下子抓住问题的要害，眼光毒辣。他觉得翟让等人待在瓦岗寨打打劫、反反政府，没有什么大的前途，建议瓦岗军前往荥阳、梁郡交界抢劫汴河运输（今河南东部郑州、商丘一带），抢截往来的公私船舶壮大自己。
翟让照此行事，果然抢劫到大量物资充当军需。瓦岗军很快发展成南北闻名的拥有上万人的大武装。
部分隋朝的地方官将看到造反的收益比老老实实当官大多了，开始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杨广的对立面去。身逢乱世，安安稳稳地当个太守通守，每个月拿几斗米的俸禄生活，整天忙着镇压反叛，提心吊胆的，还不如浑水摸鱼，凭手中的权力和军队参与中原逐鹿的行列中去，干好了还能称王称霸。这些人从旧体制中走出来，对旧体制的冲击更大，更致命。
虎贲郎将罗艺就是这种旧体制中的造反者。说书人将罗艺讲成是罗成的父亲，幽州总管。历史上的罗艺仅仅是右武卫大将军李景的部将，驻守涿郡。罗艺是职业军人，为人严肃，任气纵暴，和上司李景的关系很不好（史载是为景所辱）。罗艺忌恨李景，看到涿郡囤积大批征讨高丽时的军需器仗、仓谷钱粮，心里就活动开了。当时许多造反者都将涿郡当做侵掠的目标。留守的其他将领打不过不断拥来的造反者，只有罗艺先后多次破贼，斩杀不计其数。罗艺威势日重，被同僚们嫉妒。
罗艺非常自然地选择了造反。他指着涿州堆积如山的物资，再让将士百姓们看看自己的衣服和生活，很快就激起了军民的愤慨和拥护，轻松地夺取了政权。
大业十二年（616年），罗艺赏赐战士，开仓赈穷，杀害周边不拥护造反的地方官多人，吞并河北北部，自称幽州总管。
自此，有头有脸的造反者都出场了。有关隋末唐初的说书和演义对此有一个专门名词，称“十八路反王”。这十八路反王到底是哪十八人，不同的图书有不同的说法，就是不同的说书人也有不同的说法。比较通行的版本是：瓦岗寨大魔国混世魔王程咬金、大梁王李执、小梁王萧铣、济宁王王薄、江南王沈法兴、海州王高士魁、冀州王高士达、陈州王吴可玄、易州王铁木耳、南阳王朱灿、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济南王唐璧、湖广襄阳王雷大鹏、口北王福克宗坦、沙漠王罗子都、金提王张金称、川蜀王薛凤池、曹州顺义王孟海公、相州白御王高谈圣。
人们还经常说起的几路反王有洛阳王王世充、定阳王刘武周、夏明王窦建德、北平王罗艺，等等。这些口口相传的人物身上有许多虚构的色彩，但基本上能找到历史原形。他们都在隋末的乱局中留下了各自的色彩。
这十八路反王中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混世魔王程咬金了。即使对隋朝历史茫然无知的人也会知道“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有关程咬金的传说太多了，以至于这个人物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国的民间文化之中，许多事情真假难辨了。
程咬金的“民间履历”是这样的：程咬金原本家住济南，幼年丧父，随母逃荒至历城。长大后，程咬金贩卖私盐，被抓，不服，还打死了捕快，被判死缓入狱。
坐牢坐到第三年，杨广大赦天下，程咬金释放出狱。出狱后的程咬金一度决心找份正当职业，就去卖扫把，却被尤俊达骗入强盗集团。在强盗集团中混，程咬金需要学点本事。可是他太笨了，尤俊达怎么教他，他都学不会。一次程咬金正做着美梦，一位老人跳出来教会了他全套精妙斧法。程咬金醒来复习，中途被尤俊达一声喝断，只记住了三招半的耍斧招式。
好在拿斧头杀敌，关键看力量，不看招式。程咬金用那可怜的三斧半功夫，竟然在之后的打斗中所向披靡，成为一员猛将（多半是程咬金蛮力太大，很少有人能连续接他四斧打击，一般不到第三斧就崩溃了）。
有趣的是，程咬金的三斧头在隋唐英雄榜中成了一个排名标准。接不了程咬金三斧头的人都进不了排行榜。
程咬金当强盗出门“办”的第一桩买卖就是拦路抢劫。很不巧，他抢了靠山王杨林献给杨广的金银珠宝。之前，一般人打着靠山王的旗号，都平安无事，无人敢抢。可偏偏程咬金是文盲，不认识字，再加上又是新手，没人告诉他道上的规矩，程咬金半路挥舞着斧头把护送官兵打得落荒而逃。这就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的典故所在。
程咬金劫了横财，惹出无数事端。杨林严令追查，结果促成了各地三十六个英雄豪杰结义，在山东造反。当时主持结义典礼的就是牛鼻子老道徐世绩。
也就是这个徐世绩，想出了夺取瓦岗寨，占山为王的计划。程咬金，一马当先，三板斧定瓦岗，被大家拥立为当家人，号称混世魔王。之后，程咬金的经历就相对平淡无奇了，带着瓦岗军参与中原逐鹿。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是十八路反王为了在半路上拦截巡游江都的杨广，齐聚四明山时，推举实力最强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做天下义军的盟主。一个卖扫把的落魄囚犯，最后成了武林盟主一般的人物，这辈子过得也算是值了。
真实的程咬金远远没有演义中这么风光。
程咬金从小勇敢斗狠，是耍长矛（不是斧头）的高手。山东大乱的时候，打着义军旗号的队伍有上百支之多。这些队伍基本没有政治规划，流动作战，四处抢掠。程咬金最初为了保家护身，在乡里联络豪杰组织起了一支部队，防备义军。由此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程咬金是地主出身，即便不是也起码是个地方豪强，肯定不是什么卖扫把的死囚。程咬金起义的时间很晚，而且队伍规模不大，组织也不强，只能算是山东众多造反者中很不起眼的一个。
到大业十三年（617年）时，隋朝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三支主要的义军武装，即翟让领导的瓦岗军，窦建德为首的河北义军和杜伏威的江淮义军。造反最初的混战阶段已经结束，虾米们消失了，剩下的都是大鱼了。再想加入造反者俱乐部，门槛已经很高了。
程咬金这种地方自保势力无法维持下去，只得投奔了瓦岗军。
名家回眸
夏曾佑说：在这个大动乱的时期，最能造出英雄来，各方势力纷纷登场。都想在乱世中分得一块肉。
李密领导巨无霸瓦岗军
大业十二年（616年），李密经过瓦岗军将领王伯当的介绍，来到瓦岗寨入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