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许多重要理论都是围绕当时有关经济政策的争论中形成的。比较优势理论是英国围绕是否取消谷物法实行自由贸易的争论中形成的。我们这里介绍的李嘉图等价定理则是英国国会有关筹集军费争论的产物。
19世纪英法战争期间，英国军费支出庞大，国库入不敷出。如何筹措军费，成为议会争论的中心。争论的焦点在于是用征税还是发行债券的方式筹资，因为人们认为这两种方式对经济的影响不同。例如，马尔萨斯就认为，征税会减少消费支出，引起经济紧缩，而公债的方式影响要小得多。李嘉图则认为，无论是征税，还是发行公债，对经济的影响都是相同的，这就是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基本思想。等价的意思是，无论哪种筹资方式引起的经济效果都相同。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对这种思想的表述是：“如果为了一年的战费支出而以发行公债的办法征集2000万镑，这就从国家的生产资本中取去了2000万镑。每年为偿付这种公债利息而征课100万镑，只不过是由付这100万镑的人手中转移到收这100万镑的人手中，也就是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公债债权人手中。实际的开支是那2000万镑，而不是为那2000万镑必须支付的利息。付不付利息都不会使国家增富或变穷。政府可以通过赋税的方式一次征收2000万镑；在这种情形下，就不必每年征得100万镑。但这样做并不会改变这一问题的性质。”
这段话有三点含义是理解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关键。第一，征收2000万镑税和发行2000万镑公债都会使生产资本减少2000万镑，所以，哪种方式的经济效应都一样。第二，公债支付的利息仅仅是在不同人之间收入的转移，并不改变财富总量。第三，发行公债和征税一样使人民收入减少，消费也减少。在征税与发行公债的情况下，消费的减少也是相同的。
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政府向每人征收100镑税，消费会减少。如果政府改征税为发行公债，人均100镑，利息支付并不影响总收入水平，但公债仍要用税收偿还。公众考虑到以后仍要交100镑税来偿还公债，现在就会减少消费。这样，发行公债就与征税一样了。但人并不是永生的，如果为偿还公债而征收的税延迟，人们现在仍不会改变消费，即公债不会减少消费。只有在人们正确预见到发行债券等于以后税收增加时，征税与发行公债的效应才一样。李嘉图并没有肯定人们能作这种预见。
李嘉图等价定理在宏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是否有用的问题。根据凯恩斯的论述，政府发行公债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可以刺激总需求，拉动经济。但如果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赤字财政政策就要被否定了。因为如果人们预见到现在政府发行债券要在将来增加税收偿还，他们就会在现在减少消费，以备未来税收增加时交纳。这样，发行公债和增加税收来增加支出的作用一样，并不能刺激总需求拉动经济。换言之，发行公债赤字财政所增加的总需求被消费者减少的消费所抵消了。赤字财政刺激经济是无用的。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公债的偿还毕竟是未来的事，消费者并不会为遥远未来的公债偿还而减少消费。而且，在具体做法上是政府每年在偿还到期债券的同时又发行新债券，赤字财政政策仍有刺激经济的作用。李嘉图等价定理在现实中并不能成立。
李嘉图等价定理引起了凯恩斯主义反对者的关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在1982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的论文，用遗产动机来解释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正确性。这就是说，消费者是理性的，他们会正确预见到所发行的公债要在以后某个时候用增加税收来偿还。这个时候可能是在他们生前，也可能是在他们死后。换言之，公债的负担不是他们自己承当，就是他们的子孙承当。这样，他们就会出于对子孙的爱而把部分财产作为遗产留给子孙，以便不会由于偿还债务的税收而加重子孙的负担。例如，政府发行了100镑的公债，人们知道无论是他们或他们的子孙总要承担这笔债务，因此，就会减少100镑支出，储蓄起来，或自己交纳未来的税收，或作为遗产留下，由子孙交纳。这时，无论债务何时偿还，发行公债都会减少消费。李嘉图等价定理仍然成立。巴罗据此反对国家干预的赤字财政政策。正因为巴罗发展了李嘉图等价定理，所以，现在这一定理也称为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
当然，对巴罗的解释也有争论，这就是消费者是否完全理性，能否出于利他的动机为子孙留遗产。如果消费者难以深谋远虑，如果消费者并不关心子孙后代的状况，巴罗的解释就不能成立了。但现在仍无法在经验事实上证明或完全否定巴罗的观点。
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曾被广泛运用，但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中有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今天的公债是明天的税收，公债归根结底要用税收偿还。从这种意义上看，千万别把赤字财政作为灵丹妙药来用。这也是当代许多经济学家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