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儒注疏】上好仁以爱其下，则下好义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终，而府库存之财无悖出之患也。
【理学讲评】上，是君上。下，指百姓说。终，是成就的意思。曾子承上文仁者以财发身说：“君之爱民，仁也；民之忠于上，义也。上不好仁，而下不好义者有矣。若为人上者，轻徭薄赋，节用爱民，使百姓每都得其所，则那百姓每便都感激爱戴如人子之于父母，手足之于腹心，各输忠悃以自效矣，岂有不好义以忠其上者哉？下不好义，固有不终其君之事者，今下既好义，则事使之分明，而爱戴之情切，把君上的事，就如自己的家事一般，皆为之踊跃趋赴，而竭力以图成矣。岂有有始无终使不能成就者哉？下不好义而人心离畔，固有不能保其府库之财者。”今下既好义，则民供给于下，而君安富于上，把府库的财货就如自家的财货一般，皆为之防护保守，而长保其所有矣，岂有争夺悖出，使不能受享者哉？下之好义而能忠于上者，其效如此，莫非上之好仁启之也。然则为人上者，可不以志仁为务哉！
【元典】
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译文】孟献子说：“拥有四匹马拉车的士大夫之家，就不应该再去计较养鸡养猪之类的琐事；能够享用凿冰祭祀的卿大夫，就不应该要再去养牛养羊；拥有百辆兵车的诸侯之家，就不应该要去收养那些搜刮民财的家臣。与其有搜刮民财的家臣，不如有偷盗东西的家臣。” 这意思是说，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
【诸儒注疏】孟献子，鲁之贤大夫仲孙蔑也。“畜马乘”，士之初试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丧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宁亡己之财，而不忍伤民之力，故宁有盗臣，而不畜聚敛之臣。“此谓”以下，释献子之言也。
【理学讲评】孟献子，是鲁国的贤大夫。畜，是畜养。马四匹为乘，古时为大夫的，君赐之车，得用四马驾之。畜马乘，是士初试为大夫者也。察，是料理的意思。伐，是凿而取之。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以上丧祭得用冰者，百乘之家是诸侯之卿有采地十里，可出兵车百辆的。孟献子说：“畜马乘的人家，已自有了俸禄，不当又理论那鸡豚小事，以侵民之利。伐冰的人家，俸禄越发厚了，不当又畜养牛羊，以侵民之利。百乘的人家，他的傣禄用度，既有百姓每的赋税供给，不当又畜养那聚敛之臣，额外设法，以夺取民财。比似有聚敛财货之臣，宁可有盗窃府库之臣。盖盗臣，止于伤己之财，而聚敛之臣，则至于伤民之命，其何忍畜之以为民害耶？”孟献子之言如此。曾子解说：“孟献子这几句言语，正是说有国家者，不当私利于己，而以利为利，只当公利于民，而以义为利也。”盖以利为利，则失了人心，败了国家，本是求利，却反有害。以义为利，则有人、有土、有财用，虽不求利，而利在其中矣。人君欲利其国家者，宜辨于斯。
【元典】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译文】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这必然是有小人的主意，而那国君还以为这些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是天灾人祸一齐降临。这时即使贤能的人，却也没有办法挽救了。这说明治理国家不应以追逐财富为利益，而应以崇尚仁义为利益的道理。
【诸儒注疏】“自”，由也，言由小人导之也。此一节深明以利为利之害，而重言以结之，其丁宁之意切矣。
【理学讲评】上一节言为国者，当以义为利。此又言求利之有害也。长国家，是一国的君长。自字，解做由字。彼为善之一句，疑有阙误，其义未详。灾是天灾，害是人害。曾子说：“长国家者，当以义制利，而乃有专务聚敛财用者，岂是那为君上的本意要这等做，必是有等奸利小人，欲借此以希宠干进，乃倡为敛财富国之说，以投其君之所好，人君不察而信用之，是以外本内末，专务财用，自此始矣。这等小人，若使他治国家，则必以聚敛为长策，以掊克为善谋，夺民之财，以奉君之欲，将使民穷财尽，怨詈号呼，伤天地之和，生离畔之心，天灾人善，纷然并至，虽有善人君子，也救不得了，求利之害如此。所以说，有国家者，必不可利为利，但当以义为利也。通看这一章书，可见治平之要，只是一个絜矩。絜矩之事，不止一端，而其大者，则在用人理财，用人理财皆与民同，不私一己，便是絜矩。然其本，则曰慎德、曰忠信，又在人君自明其德，自诚其意，方才知得千万人之心，即一人之心，而能以我一人之心，为千万人之心，此又絜矩之本，惟圣明留意焉。”
右传之十章，释治国平天下。
【心学讲评】道至于平天下而极矣。分九州，统万国，而道德莫不一，风俗莫不同，斯所谓“明明德于天下”也。所以平之者，则惟本吾正心诚意之学，以慎好恶而达民之情；致知格物之功，以审善恶而尽物之理。故入大学者，必以此为至善之成焉。知此，而《经》言“平天下在治其国”之理可思矣。
家与国不同，而教同也。国与天下不同，而政同也。其教同者，立教之本同也。其政同者，出于治之本同也。而政与教不同而理同也。其理同者，人心之顺逆，天理之存亡同也。今即立教于家而教成于国者验之：上尽孝以敬养吾老，一家皆知孝焉，而国之民已动其罔极之思，兴于孝矣。上尽弟以顺承吾长，一家皆知弟焉，而国之民已动其天显之念，兴于弟矣。上尽慈以矜恤夫孤幼，一家皆知慈焉，而国之民已动其恻怛之忱，不倍死以弃生矣。此非家国一理，齐治一心之明效哉？于是而知理有同然而可通，心有同然而必感也。夫心这同然者，其理同也，则其情亦同也。一国之理，通以一心，天下之情独不可以一心通之邪？夫愚氓之私愿固不可以曲徇，而万民之同情则不容以不达。故平天下者，使人各得其应得之理，而无有不均者也。于是而君子治国之道在矣，即平天下之道在矣。物之不齐而各有所应得者，犹矩也。君子察乎理而审乎情，以各与所应得者，此心之絜度也。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而国可治，天下亦可平矣。
夫所谓絜矩之道者何也？物之有上下四旁，而欲使之均齐方正，则工以矩絜之。君子之应天下，亦有然者。在位吾上者，无礼于我，我所恶也。则以此絜之，知在下者之必不欲也，毋以使下，而临之必以礼焉。在位吾下者，不忠于我，我所恶也，则以此絜之，知在吾上者之必不欲也，毋以事上，而奉之必以忠焉。乘时而在吾前者，贻不善以待我，我所恶也，则以此絜之，知继吾前者之必然，而毋留不足以倡先之焉。继起而在吾后者，操异志以毁我，我所恶也，则以此絜之，知居吾前者之必然，而毋矫前为以率从之焉。与我并列，势较便而在右者，夺我以自为，我所恶也，则以此絜之，而知吾之交于左毋若此，而左得以行其志焉。位稍逊而在左者，持我之所为，我所恶也，则以此絜之，而知吾之交于右毋若此，而右得以尽其能焉。夫上下异分，事使异道，前后异时，先后异用，左右异职，所交异宜，而以此絜彼，则理有必同，而所以絜之者惟此一心，絜之一国而矩在焉。絜之天下而矩在焉。以治以平，夫岂有不相因而并得者乎？然则能絜与不能絜，岂非人情得失之枢乎？
夫絜之以矩而去所恶矣，去所恶则必全所好矣。故能絜矩者，能公好恶者也，好恶公，则民情以得，《南山有台》之诗言之矣。诗云，可乐乎君子也，慰民之情而民所戴者也。其于民也如父母焉，有生之育之之恩，而敬之爱之不忘矣。夫何以言乎为民之父母也？民有所欲得者焉，有所欲用者焉，皆其好也。君子絜之以心，而知其为民之公好，则心亦欣然而为民行之。有所欲失者焉，有所欲舍者焉，皆其恶也。君子絜之以心，而知其为民之公恶，则心亦拂然而为民去之。则是民之情喻乎君子，而君子之情惟念夫民，此乃可生育其民而民所敬爱者也，斯谓之民之父母矣。夫民以父母戴之，而得民之效可知矣。
乃能公好恶者，惟君子之致慎于心以谨求其理而去其私者也。不慎而私意以行，则民情以失，《节南山》之诗言之矣。诗云，节然高大彼南山也，势亦崇矣，维石岩岩如将坠焉，则亦危矣，乃赫赫然居尊乘权之太师尹氏，不均不平而违民之好恶以行其私，民皆疾视其将危，则民情亦大可畏乎！有国者能无懔抚后虐仇之思，而慎用其好恶乎？倘任其私好私恶之一偏有不絜之以同然之心理，则天下皆得而戮辱之，尹氏之覆轨可鉴也。
夫民以戮辱加之，而失民之害可知矣。絜矩而民情以亲，不絜矩而民情以叛，民心之合离，而国势之兴亡系焉。《文王》之诗言之矣。诗云，殷之前王承汤之绪而有以固结民心，未丧失其众也，则处至尊之位而克配上帝之崇高矣。及乎纣而师已丧矣，则大命亦倾，宜为将来之永鉴，诗之所言可绎也。道絜矩而人情得，则保有天位而得国焉。不慎于絜矩而人情失，则大业旋倾而失国焉。行失之枢，因乎民情，斯不可以见心理之同然者为不可诬乎！
夫民情之好恶亦繁矣，而以实约之，则维财之聚与散也。朝廷所用之人，君子与小人也，人莫不好上之利己而恶其压己，莫不好君子而恶小人，斯二者公之于民而好恶得矣。乃以财言之，有国则有国之用，亦安有不取之于民乎？然通计财之所自有，则固有其本矣。自然相生之节次，理实有不可紊，而道实有所必先，故君子所先慎者德而已矣。慎之于好恶之原，而知夫人心之同然者，乃天理之极致。知焉而必尽以审于物理，动焉而必善以审夫事几，于是则德成于己，而推之及民者，无不合于斯民之公好，而人咸归之矣。即此有德而必有人矣，不待招徕之也。人归之，则新附之疆日广，而固有之土不荒，必有土焉，不待广扩之了。土既广，则地产之出自丰，而惟正之供自足，必有财焉，不待敛取之也。财既足，则所入以经常，而蓄有余以待变，用之而已，不待预计之也。
由此言之，德为万化之本原，而财乃绪余之必有，图其本而自可生其末。即欲计其末，亦必先培其本，而外内之权衡定矣。惟其末也，则宜置之度外而听其自有也。惟其本也，则宜怀之中藏而必求其得也。如其不然，置德于不讲，而惟财是图，是外其本，内其末，本槁而末无由生。乃汲汲然求之无厌，则上与下争利，而下亦与上相争，上下交争必至于劫夺而后已，岂非上施之以劫夺之政使之效哉？至于劫夺，而民有不叛散者乎？是故上惟内末而聚财，敛之于民而积之于上，财聚于上则空于下，民无以生而叛散必矣。上惟外末而不聚财，上无过取而人有余资，财散于下而不积于上，则民安其生而生聚蕃矣。财为人情得失之大端，可不慎乎！
上所以抚有其民者，德也。下所以安于奉上者，财也。此顺也。上弃其德，下失其财，而逆理以取之，悖也。而势岂有常哉？是故言之不以其理，悖而出诸口以加人者，人且以悖报之而加之我。况财为生民生死之枢机，悖理以敛入之，岂能久藏于上乎！民怨已盈，劫夺及上，亦且不以其道而且出矣。聚散往复之理，昭然不爽，则何如慎德者之不言财，而自富有天下乎！故观于《文王》之诗而知国之存亡因于民心之得失，而审于慎德不慎德之利害，则民情之得失又因于主德之善不善。存亡得失之几，又已约矣。《康诰》尝言之矣。曰，惟天之命人君奄有天下也，不必于其常也，或承世业而失之，或起侯服而得之，故古今之兴亡不一也。夫天命不常，而岂果无常哉？盖言能慎其德，则人心归而天命应之，不慎其德，则人心离而天命去之矣。得失之几，存乎君心之善不善，岂不严哉！知德之为得天受命之基，则愈知财之为末而当外矣。是道也，即霸者犹知之，而况君子乎！《楚书》记王孙圉之对赵简子曰：子以白珩为宝乎？楚国无以此为宝也。惟左史倚相之通于《八索》《九丘》以规吾君之得失，观射父之习于故典以应诸侯，是为宝尔。舅犯之诏晋文答秦穆公之吊曰：君以亡人归而得国为宝乎？亡人无忍以此为宝也，惟身亡而孺慕尚系地庭闱，亲没而哀戚得伸于苫块，是为宝尔。夫晋、楚之君臣非能慎其德，而但能知以宝为末，以善为本，则亦足以兴。然则慎德者必以散财为清明敬谨之实，而知财之必散，则民好恶之大端得矣。此絜矩同民之一道也。
以用人言之。人君之黜陟，岂必进百姓而与谋其好恶乎？乃人之好贤恶不肖自有其公理，苟其为人士之所乐附，万民之所乐依，即为后嗣之所倚赖，则即人之所公好者也。反是，则其公恶者也。惟正吾之好恶，以明审之，以断行之，则人性之同然，即人情之欲得者矣，《泰誓》言之矣。《泰誓》曰：断断兮其诚一而相效以心也，于是而想其心，则休休焉和美而与物相妄也。其心量之所涵，其如有容焉，人虽未至于前，而如常在其度内也。故其于人之有才技者，矜重之，任用之，惟恐不尽其才，若己之有之。人之有美德而通明事理者，则爱慕之诚，心不自已，其自口出者已尽其称扬，而犹不但如其所言者而已也。其心之有容也如是，故未在位则立为荐引，已在位则力为保任。实能容之，以使之安其位而展其能，则有材者宣其力，有德者行其志，以定我子孙之基业，施我黎民之惠泽，而吾得斯一个臣而用之也，尚亦有利哉！知其利而求之也，不容不急矣。若其不然，人之有技，则以妒嫉忌之心而恶之，惟恐其见用也，人之彦圣，则违其志行，使不得通达于上，未在位则阻其仕进之阶，已在位则陷之放废之中。实不能容，而无有悔心焉，则廷无正人，国多败政，将毁我子孙之社稷，戕我黎民之生计。吾有斯人而未绌也，国其危殆哉！念其危而处之也，不容不严矣。
由《泰誓》之言观之，容贤利国者，有技彦圣之所好也。子孙黎民之所好也，即我之所宜与同好者也，而何以使安其位而不为小人所伤？妨贤危国者，有技彦圣之所恶也，子孙黎民之所恶也，我之所宜与同恶者也。而何以使其术穷而不贻君子之忧？惟仁人至公也，以众之好恶为好恶，而不忍违斯人之情，以比昵于匪类，则取此妨贤危国者明正其罪而放流之，进诸四夷不与之同中国，以大快众怨之积，而绝其复进之萌。此谓惟仁人以无私之心而生其至明，以大不忍之心而成乎至断。故其爱君子，诚能爱也，不使有忮害者或伤之也，其恶小人也，诚能恶也，不以小不忍者或宽之也，此谓惟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