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其不然，人之贤者既见之矣，而为群小人所间，不能举也。虽举之乎，而与小人同升，不能先众而独任之，则怠弃君人之道，为慢而已矣。不善者既见之矣，而为巧诈所惑，不能退也。虽退之乎，而犹使在国中，不能斥远以禁绝之，则是徇于姑息之爱，为过而已矣。又其不然，其为贤才之所恶，为子孙黎民之所恶，而善其谐媚，反从而好之，其为贤才之所好，为子孙黎民之所好，而惮其刚方，反从而恶之。若是者，逆人公好公恶之情，即拂人有善无恶之性，天理亡而人心叛，命不可保，国不可存，灾必及身而受之矣。盖以人之好恶为好恶，而己无私焉，则子孙黎民以保。以己之好恶妄人之好恶，而不能公焉，则灾且及身。而贤不肖之分别，原为斯人同然之心理，此絜矩同民之又一道也。合而言之，财之聚散，人之用舍，国之治乱之几，即天下平不平之要，而岂有二道哉？
故观于《文王》之诗，而知得失在民。观于《康诰》之言，而知得失在善不善。乃进求夫财所以聚散，贤不肖所以用舍，因于德之慎不慎，心之仁不仁，则约而言之，在道之得失而已矣，是故君国子民者，有絜矩之大道焉，而或得其道，成乎善，而天命归之，民众归之。或失其道，而成乎不善，而天命去之，民众去之，盖亦反求乎君心之德而已矣。其发于己而自尽其诚，循乎物而不违于理，则心为实心，政为实政，斯能絜民心之好恶以为矩，而人心属之，天命归之，道得而无不得矣。如其骄以自用，而不诚于求贤，泰以自侈，而不节以散财，则心为私蔽，情为私乱，斯不能絜民心之好恶以为矩，而人心离之，天命去之，道失而无不失矣。至是而天理之存亡决于一念，斯岂非治国平天下者所必敕之几乎？
乃抑思之，天理之存亡，大道之得失，天命人心之去留，公私而已矣。公私之别，义利而已矣。如使义而不利，利而可以为利，犹可言也，乃义亦何尝不利，但有国者不知以义为利尔。夫有天下国家亦何尝讳言财哉，而悖入以聚财者，特不知道而已。乃生财亦有大道焉，于财之所以生求之，于财之所以不生思之。岂我无以生之，而听民之自生，及民之能生，而又从而夺之也哉。有如国无游民，而人皆趋于本务，生之者众矣。而官不冗，吏不赘，兵不坐食，食之者又寡也。农时不夺，上勉其勤劳，为之者疾矣。而食以时，用以礼，事以预备，用之者又舒也。则生者不为食者所耗，为者常留用者之余，而民足于下，君足于上，不恒足乎！又何必厚敛之民，而以悖入致民散也。
夫惟仁者念民之足，而不忍其不足，则生之为有道，而不徒聚之于上，则民心得焉，国势昌焉，而身受无疆之福，则是于财得理，而以之发身也。不仁者知有己而不知有民，徒从而聚之，则劫夺生焉，悖出成焉，身为天下戮，是亡身以徇财，而徒取一时之发也。盖君以民为心，则民亦以君为心，未有上好仁以恤下，而下不好义以奉上者也。民既好义矣，则效其财力以勤君之事，未有勉应于始而怠玩于终者也。况君府库之财，孰忍为悖出之谋？未有不能自保而非其财者也。由是言之，仁义亦何尝不利，但在有国者知利之实以义为利尔。
孟献子贤大夫尔，其言，有家之言也，乃曰，士而初试为大夫，畜马乘以有车者，则鸡豚之小利使民专之，而不自察其生养以擅利焉。进而为大夫，丧祭用冰，而有家矣。则宾祀所需之牛羊市之民间，使获利焉，而不自畜矣。至于有采邑、备兵车、而为百乘之家，则且受民之贡赋矣，奚可畜聚敛之臣，苛求以取盈乎？与其有聚敛之臣以病民也，宁有盗臣以侵上也。由献子之言思之，有家者且惟恐专利而妄义，而况有国乎？其不专利也，非不知利也，上以养民为义，而即以养民为利，而不可屑屑然求财货之私己以为利，此其理然也。
乃人君为国家之长，而不知有义，惟以财用为务者，此则听用小人而导之以贪也。喜其言之可遂其骄泰而善之，遂委之以政而使为国家焉，于是天理亡而人心失，天灾生焉，人害集焉，于斯时也，虽有善人莫能挽救，而无如之何矣。然始于利者，终于不利。此谓有国者不专利也，非昧于利也。以义则天命之不失，民心之不散，而可为利。若财聚于上，祸生于下，利不可以为利，此又其势然也。然则义利公私之别，存亡得失之机，施之一家而一家之成毁在焉，施之一国而一国之成毁在焉，施之天下而天下之安危在焉，岂有二道哉！
合而言之，用人理财为同民好恶之大端，而惟好利之主则用小人，小人既用，而利谋益进。可以见得失在于一心，而大道归于一理。仁义也、忠信也、慎德也、絜矩以同民也，皆人心理之同然，而教自此立，政自此修者也，然非格致之功，有以晰乎是非利害之微，明乎贤不肖用舍之数，而正其心，诚其意，以谨乎好恶之几，决乎义利之界，则仁义不行，忠信不立，德不能慎，而矩无以絜。故大学之道，本明德以新民，而必止于至善。其要归之所在，次序之所循，圣教经言，深切着明，信矣哉！
右传之十章，释治国平天下。
此章之义，务在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利，皆推广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则亲贤乐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传十章，前四章统论纲领旨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诚身之本，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心理穿梭】第十章传，且俱说治国，故云“有国者不可以不慎”，云“得众则得国”，云“此谓国不以利为利”。絜矩之道、忠信之德、外末内本、以财发身、见贤先举、远退不善，凡此皆治国之大经，而可通之于天下者也。若平天下之事，则自有命德讨罪、制礼作乐之大政，要亦可以此通之。而其必待推者，传所未及，且所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而非入学者所预习也。
先儒未能推传意之所未及，而以体经文言“天下平”不言“平天下”之旨，竟于此传言“天下”，则似治国之外，别无平天下之道。既不顺夫理一分殊之义，而抑不察夫古之天下为封建，故国必先治；今之天下为郡县，故不须殊直隶于司道；固难以今之天下统为一国者，为古之天下释。孟子论世之说，真读书者第一人门法。惜乎朱子之略此也！
自秦以后，有治而无平，则虽有王者起，亦竟省下一重事业。唯其然，是以天下终不易平。即以圣神之功化莅之，亦自难使长鞭之及马腹。今以说古者大学之道，那得不还他层次，以知三代有道之长，其规模如彼哉？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须于教孝、教弟、教慈之外，别有一教之之道在。章句云“亦可以见人心之所同”云云，“是以君子必当因其所同，推以度物”，明分两折。而所谓絜矩者，自与藏身之恕不同。所云“毋以使下”、“毋以事上”云者，与“勿施于人”，文似而义实殊也。
唯东阳许氏深达此理，故云：“天下之大，此句有病。兆民之众，须有规矩制度，使各守其分，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品量位置以为之限。”则明乎君子以絜矩之道治民，而非自絜矩以施之民也。朱子“交代官”、“东西邻”之说，及周阳由、王肃之事，皆且就絜矩上体认学问，姑取一人之身以显絜矩之义，而非以论絜矩之道。
齐家之教，要于老老、长长、恤孤，而可推此以教国矣。乃国之于家，人地既殊，理势自别，则情不相侔，道须别建。虽其心理之同，固可类通，而终不能如家之人，可以尽知其美恶以因势而利导之。乃君子因其理之一，而求之于大公之矩，既有以得其致远而无差者，则不患夫分之悬殊，而困于美恶之不知，使教有所不行也。
一国之人，为臣为民，其分之相临，情之相比，事之相与，则上下、左右、前后尽之矣。为立之道焉，取此六者情之所必至、理之所应得者，以矩絜之，使之均齐方正，厚薄必出于一，轻重各如其等，则人得以消其怨尤，以成孝弟慈之化，而国乃治矣。其授之以可以尽孝弟慈之具，则朱子所谓“仰足事，俯足育”者，固其一端；而为之品节位置，使人皆可共率由夫君子之教者，则必东阳所谓“规矩制度”者，而后为治道之全也。
唯然，则一国之人虽众，即不孤恃其教家者以教国，而实则因理因情，变通以成典礼，则固与齐家之教相为通理，而推广固以其端矣。矩之既絜，则君子使一国之人并行于恕之中，而上下、前后、左右无不以恕相接者，非但君子之以恕待物而国即治也。
若传所谓内德外财，则是争斗其民而施之以劫夺之教；爱贤恶不肖，为严放流之法，而不使媢疾者得以病有技、彦圣之人：要皆品节斯民，限以一程之法，使相胥而共由于矩之中者也。
齐家恃教而不恃法，故立教之本不假外求。治国推教而必有恒政，故既以孝弟慈为教本，而尤必通其意于法制，以旁行于理财用人之中，而纳民于清明公正之道。故教与养有兼成，而政与教无殊理。则《大学》之道，所以新其民者，实有以范围之于寡过之地，不徒恃气机之感也。此则以治其国，而推之天下亦无不可矣。
周阳由、王肃所以能尔者，自是乱世事，此固不足道。如叔孙通所草汉仪，萧何所制汉法，何尝从大公之矩絜得整齐？固原留一渗漏，教郡守、教尉可以互相陵傲。而由则以武帝为之君，又施劫夺之教，而好人所恶，如何不教成他胡乱？若伯鲧只一方命圮族，以恶于下者事上，方命。恶于上者使下，圯族。便迸诸四夷，则虞廷上下，交好于仁让之中，如由、肃者，岂得以肆其志哉？
故治国之道，须画一以立絜矩之道。既不可全恃感发兴起，以致扞格于不受感之人；而或问谓“絜矩必自穷理正心来”，一皆本自新者以新民，则傲很苟不如伯鲧者，亦可教而不待刑也。周阳由便教不入，若王肃自可教。
民之所好，民之所恶，矩之所自出也。有絜矩之道，则已好民之好，恶民之恶矣。乃“所恶于上，毋以使下”，则为上者必有不利其私者矣；“所恶于下，毋以事上”，则为下者必有不遂其欲者矣。君子只于天理人情上絜着个均平方正之矩，使一国率而由之。则好民之所好，民即有不好者，要非其所不可好也；恶民之所恶，民即有不恶者，要非其所不当恶也。
如妨贤病国之人，又岂无朋党私昵幸其得位而恐其见逐者？乃至争民施夺之政，亦岂尽人而皆恶之？若王介甫散青苗钱，当其始散，或踊跃而愿得之，迨其既散，或亦因之而获利，未尝一出于抑配。故民之好恶，直恁参差，利于甲者病于乙，如何能用其好恶而如父母？唯恃此絜矩之道，以整齐其好恶而平施之，则天下之理得，而君子之心亦无不安矣。
所谓父母者，《鸤鸠》七子之义，均平专壹而不偏不吝也。不然，则七子待哺，岂不愿己之多得，而哺在此，且怨在彼矣。曰“民”者，公辞也，合上下、前后、左右而皆无恶者也。故或问曰：“物格知至，有以通天下之志；意诚心正，有以胜一己之私。”又曰：“人之为心，必当穷理以正之，使其所以爱己治人者皆出于正，然后可以即是而推之人。”民不能然，故须上为絜之。盖物格知至，则所好所恶者曲尽其变，不致恃其私意，而失之于偏；意诚心正，则所好所恶者一准于道，不致推私欲以利物，而导民于淫。故传于好人所恶、恶人所好者，斥其“拂人之性”，而不言“拂人之情”也。
自然天理应得之处，性命各正者，无不可使遂仰事俯育之情，君子之道，斯以与天地同流，知明处当，而人情皆协者也。此之为道，在齐家已然，而以推之天下，亦无不宜。特以在家则情近易迷，而治好恶也以知；在国则情殊难一，而齐好恶也以矩。故家政在教而别无政，国教在政而政皆教，斯理一分殊之准也。
“先慎乎德”，“德即所谓明德”，章句或问凡两言之，而愚窃疑其为非。朱子之释明德曰：“人之所得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若夫慎之云者，临其所事，拣夫不善而执夫善之谓也。故《书》曰：“慎厥身。”身则小体大体之异从而善恶分也。《论语》曰：“子之所慎，齐、战、疾。”临夫存亡得失之交，保其存与得而远夫失与亡也。《礼记》凡三言慎独，独则意之先几、善恶之未审者也。乃若虚灵不昧之本体，存乎在我，有善而无恶，有得而无失，抑何待拣其不善者以孤保其善哉？此以知明德之可言明，而不可言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