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典】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译文】孟子说：“即使有离娄那样的眼力，公输子那样的巧技，不靠圆规和曲尺，也画不出（标准的）方形和圆形；即使有师旷那样的听力，不靠六律，不能校正五音；即使有尧、舜之道，不行仁政，不能使天下太平。”
【诸儒注疏】“离娄”，古之明目者。“公输子”，名班，鲁之巧人也。“规”，所以为员之器也；“矩”，所以为方之器也。“师旷”，晋之乐师，知音者也。“六律”，截竹为筒，阴阳各六，以节五音之上下，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为阳，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为阴也。“五音”：宫、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无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理学讲评】离娄，是古时明目的人。公输子，名班，是鲁国巧入。师旷，是晋国乐师。古时作乐，截竹为十二管以审五音。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为阳，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为阴，阴阳各六，所以叫做六律。五音，是宫、商、角、徵、羽。孟子见后世之为治者，每以私智自用，而不遵先王之法，故发此论。说道：“治天下之道，皆本之于心，而运之以法。法之所在，虽圣人有不能废者。譬如制器，以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使之造作，心思目力何所不精，然必取诸规以为圆，取诸矩以为方，而后可以成器；设使不用规矩，则明巧亦无所据，而方圆不可成矣。譬如审乐，以师旷之聪，使之察音，巨细清浊何所不辨？然必以六律之长短，定五音之高下而后可以成乐。设使不用六律，则至聪亦无所施，而五音不可审矣。古称至圣莫如尧舜，如尧舜之治天下，以如天好生之仁运之，何治不成。然其精神心术，必寄之纪纲法度，立为养民之政以厚其生，立为教民之政以正其德，而后能使天下咸被其仁也。设使尧舜之治天下，而不以仁政，则虽有教养斯民之心，而纲维未备，规制未周，欲天下之民皆遂生复性而归于平治，亦不能矣，况不及尧舜者乎？然则为治之不可无法，即器之不可无规矩，乐之不可无六律也。世之求治者，奈何欲废法乎？”
【元典】
“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译文】如果有了仁爱之心和仁爱的名声，百姓却没有受到他的恩泽，不能被后世效法，是因为他没有实行先王之道。
【诸儒注疏】“仁心”，爱人之心也。“仁闻”者，有爱人之声闻于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齐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谓有仁心。梁武帝终日一食蔬素，宗庙以面为牺牲，断死刑必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谓有仁闻。然而宣王之时，齐国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乱。其故何哉？有仁心仁闻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理学讲评】孟子承上文说：“尧舜惟行仁政，所以泽被于当时，法传于后世，至今称善治也。今之为君者亦有爱民之意念，发于由衷，与夫爱民之名声闻于远近者，似亦可以致治矣。然而德泽不究，治效不臻，当时之民不得沾其实惠，传之后世亦不可以为法则，岂其心不若尧舜哉？由其不能行先王之仁政，以为治天下之法故也。不行仁政，则虽有仁心、仁闻，而无其具以施之，惠亦不及于民矣，欲治之成，岂可得乎？夫先王之道，本无难行，惟后之为君者累于多欲，不能推己及人，安于积习不能修废举坠，故有不忍人之心，无不忍人之政，而治平不可几耳。愿治者其慎思之。”
【元典】
“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译文】所以说，光有善心不足以搞好政治，光有好的法度不会自动实行。
【诸儒注疏】“徒”，犹空也。有其心，无其政，是谓“徒善”；有其政，无其心，是谓“徒法”。程子尝言：“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谨权、审量、读法、平价，皆不可阙。”而又曰：“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谓此也。
【理学讲评】孟子承上文说：“不行先王之道，即仁心、仁闻，不足以成治如此。可见心为出治之本，政为致治之法。政根于心，则法有所主而不为徒法；心达于政，则本有所寄而不为徒善。所以古语有云：徒有仁心而无其政以继之，则慈祥、恺悌之蕴，何从运用不足以为政也。徒有仁政，而无其心以主之，则纪纲法度之施，祗为文具不能以自行也。故治天下者，必有仁心以为治本，有仁政以为治法，而后尧舜之治可庶几矣。彼有仁心、仁闻而不行先王之道，岂能泽当时而传后世邪？”
【元典】
“《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
【译文】《诗经》上说：‘不犯错误，不要遗忘，完全遵循旧规章。’遵循先王的法度而犯错误，这是从来没有的事。
【诸儒注疏】《诗》，《大雅》《假乐》之篇。“愆”，过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过差不遗忘者，以其循用旧典故也。
【理学讲评】衍，是过差。率由，是遵守的意思。旧章，是先王之成法。孟子承上文说：“徒善既不足以为政，则先王之法，信不可不遵矣。《诗经·假乐》篇中有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是说治天下者于政事之间，能无错误疏失，皆由遵用先王之旧典故也。可见先王之法中正不偏，纤悉具备，后人惟不能守，所以事有愆忘。若能于发号出令，立纲陈纪，皆以先王之法为准，自然有所持循，而不至于错误；有所考据，而不至于疏失矣，乃犹有愆过遗忘，而民不被其泽者无是理也。然则尧舜所行之仁政，宁非后世之所当遵者哉？《书经》上说：‘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正是此意。’盖先王创业垂统，立为法制科条，传之万世，经了多少区画才得明备周悉，为后世治安之具。后人不能遵守，或参以私意，废坠典章；或妄有纷更，轻变成法，天下之乱往往由是而作，岂但不能平治而已哉？守成业者所当知也。”
【元典】
“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译文】圣人竭尽了目力，接着用圆规、曲尺、水准器、墨线，来制作方的、圆的、平的、直的东西，这些东西就用不尽了；圣人竭尽了耳力，接着用六律来校正五音，五音就运用无穷了；圣人竭尽了心思，接着又施行仁政，仁德就遍布天下了。
【诸儒注疏】“准”，所以为平。“绳”，所以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圣人，曾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犹以为未足以遍天下、及后世，故制为法度以继续之，则其用不穷，而仁之所被者广矣。
【理学讲评】准，所以取平；绳，所以取直，都是制器的式样。孟子承上文说：“吾谓先王之法，后世当遵者何也？盖古之圣人，继天立极，开物成务，欲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既尝竭其目力，以辨方圆平直之则矣。然一人之目，有所见，有所不及见，使无法以继之，则目力有时而穷，故制之规矩以为方圆，制之准绳以为平直，使天下后世凡有造作的，皆据之以为式，而成器之利，世世赖之，是圣人制器之法不可胜用也。圣人欲作乐以宣天下之和，固尝用其耳力，以察清浊高下之理矣。然一人之耳，有所闻，有所不及闻，使无法以继之，则耳力亦有时而穷，故制之以为律。阴阳各六，以正宫、商、角、徵、羽之五音，使天下后世欲审音乐的，皆据之以考验，而声音节奏世世传之，是圣人作乐之法不可胜用也。圣人不忍生民之无主，而欲为之造命，固已竭尽心思，图维区画，而无所不用其极矣。然使无法以继之，则能施于心思之所及，而不能施于所不及，即尧舜之仁亦有时而穷，故必以不忍人之政继之。制田里，教树畜，以厚其生；设学校，明礼义，以正其德，使不忍之心有所寄以不匮，故政行于一时而垂之后世，天下万世无有不被其仁者矣，治之所由成如此。然则不以仁政，岂能平治天下乎？此先王之法所以当遵也。”【元典】
“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
【译文】所以说，要想显得高，一定要凭借山陵，要想显得低，一定要凭借河泽；执掌国政不凭借先王之道，能说是聪明吗？
【诸儒注疏】丘陵本高，川泽本下，为高下者因之，则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邹氏曰：“自章首至此，论以仁心仁闻行先王之道。”
【理学讲评】下，是卑下。孟子承上文说：“先王立法万世无弊，后之为治者诚能因而用之，则不假耳目心思之力，而治功可成矣。所以说欲为高者，必因丘陵，以丘陵之势本高，因而积累之则易成也。欲为下者，必因川泽，以川泽之势本下，因而疏浚之则易深也。可见天下之事有所因而为之，则简而有功；无所据而施之，则劳而寡效。今先王之道着为成法，就是丘陵川泽一般，乃不知所以因之，而欲以一人之聪明，图目前之近效，则是舍丘陵以为高，舍川泽以为下，用力愈多，而功愈不能成矣，这便是不达事理的，岂可谓之智乎？”这一章书自首节至此，都反覆言为人君者，当以仁心、仁闻行先王之道的意思。能行先王之道，则不愆不忘，而仁覆天下；不行先王之道，则虽有仁心、仁闻，亦不足以为政矣。有志于尧舜之治者，其知所从事哉。
【元典】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译文】因此，只有仁人才应该处在高位。不仁的人处在高位，这会使他把邪恶传播给众人。
【诸儒注疏】“仁者”，有仁心仁闻而能扩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恶于众”，谓贻患于下也。
【理学讲评】播恶，是贻患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说：“先王之道所以当因者，只是不忍人之政，足以泽当时而传万世耳。是以为人君者，必有仁心、仁闻以行先王之政，则泽及生民，法垂后世，而代天理物之责乃为不亏，以是而居高位固其宜也。苟不仁而在人上，必且纵情肆欲，破坏先王之法而无所顾忌，是播其恶于众，而天下皆受其祸矣。”其视仁者为何如哉？然仁与不仁其几则微，一念顺理充之则为仁，一念从欲极之则为不仁，而治乱安危之效自此分矣。为人上者可不慎哉。
【元典】
“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
【译文】在上的不依照义理度量事物，在下的不用法度约束自己，朝廷不信仰道义，官吏不信仰法度，君子触犯理义，小人触犯刑律，国家还能生存的，只是由于侥幸罢了。
【诸儒注疏】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祸也。“道”，义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谓以义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谓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无道揆，故下无法守。无道揆，则朝不信道而君子犯义；无法守，则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国必亡；其不亡者，侥幸而已。
【理学讲评】揆，是量度。工，是百官。度，即是法。君子，是在上的人。小人，是在下的入。幸，是幸免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说：“不仁而在高位，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君一身，百官万民之统率也，苟上而为君者，施之政事惟任其私意，而不以道理量度，则下而为臣者务为阿顺，亦无所执持，而不以法度自守矣。夫朝廷之上，全凭着道理才能出令以布信，今上无道揆，则迁就纷更，政令不能画一，而道不信于朝廷矣。百官之众，全依着法度才能顺命以成信，今下无法守，则偷惰欺罔，职业不以实修，而度不信于百官矣。朝不信道，则在上之君子必至于肆志妄行，犯名义而不恤。工不信度，则在下之小入必至于放辟邪侈，犯刑法而不顾。一不仁在位，而臣民皆化于邪如此，非所谓播恶于众者乎？如此而国有不亡者，亦侥幸苟免而已。”不仁之祸，一至于此，不亦深可畏哉。
【元典】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译文】所以说，城墙不坚固，军队不够多，不是国家的灾难；土地没有扩大，财富没有积聚，不是国家的祸害。在上的不讲礼义，在下的不学礼义，作恶的百姓日益增多，国家的灭亡就没有几天了。
【诸儒注疏】上不知礼，则无以教民；下不知学，则易与为乱。邹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责其君。”
【理学讲评】孟子承上文说：“观于不仁之祸，乃知国之治乱，只在仁与不仁而已。所以古语说道：‘凡为国者，若城郭不完，兵甲不多，虽是国势不竞，却于根本无伤，还不叫做灾；田野不辟，货财不聚，虽是国储不富，却于元气无损，还不叫做害。惟道揆不立于上，而不知有礼，则教化不行于下而不知有学，由是贼恶之民起于其间，肆为邪说暴行，败纪乱常，而国之丧亡无日矣。’其为灾与害，顾不大哉。然则为人君者，当鉴于不仁之祸，而思取法于先王之仁政矣。”
【元典】
“《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
【译文】《诗经》上说：‘上天正要颠覆王朝，群臣不要吵吵闹闹。’吵吵闹闹，就是说话放肆随便。侍奉君主不讲义，一举一动不合礼，张口就诋毁先王之道，便是放肆随便。
【诸儒注疏】《诗》，《大雅》《板》之篇。“蹶”，覆颠之意。“泄泄”，怠缓说从之貌。言天欲颠覆周室，群臣无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沓沓”，即泄泄之意，盖孟子时人语如此。“非”， 诋毁也。
【理学讲评】诗是《大雅·板》之篇。蹶，是颠覆。泄泄、沓沓，都是怠缓悦从的模样。孟子承上文说：“仁政之行，人君固当任其责矣。然使为人臣者，不以此辅其君，治亦何由而成乎？观《诗经·大雅》篇中说道：‘上天方降灾祸，颠覆周室，正上下交儆之时，为人臣者，当夙夜匪懈以救国家之急，不可泄泄然怠缓悦从，苟且旦夕而无所救正也。’这诗之所谓泄泄者，就如俗语所谓沓沓一般。如何是沓沓的意思？盖入臣事君有当尽之义也，今以逢迎为悦，而不以匡弼为忠，是无义矣。人臣进退有当守之礼也，今进不能正君，退不能洁己，是无礼矣。人臣告君，当以尧舜为法也，今则有所谋画，皆出于世俗功利之私。至于先王之法，则造言诋毁，以为难行，是先王之治终不可复矣。这等的臣只是因循岁月，顾虑身家，全无体国之诚，急君之念，即时俗之所谓沓沓者也。”诗人所言泄泄，何以异此，是岂人臣之道乎？
【元典】
“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译文】所以说，责求君王施行仁政，这叫恭敬；向君王陈述好的意见，堵塞他的邪念，这叫尊重；认为君王不能行善，这叫坑害君王。
【诸儒注疏】范氏曰：“人臣以难事责于君，使其君为尧、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开陈善道以禁闭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于有过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谓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贼害其君之甚也。”邹氏曰：“自‘《诗》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责其臣。”邹氏曰：“此章言为治者当有仁心仁闻，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当各任其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