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其必君子乎！君子以至道之必待至德以凝也，故道之所至，德必至焉。而修其德以极其至者，皆一如其道之量。吾之有性，受之于天，而为万物资始之理者也。以承夫天，尊莫尚矣；以统乎物，尊莫尚矣。故其存此德性于心者，不敢自安近小，而以尽天之命，受万物之全。吾之有学，以审大经，而不遗乎事理之微者也。欲循其常，则必道焉；欲通其变，则必道焉，故其以学问致其知者，不得任意营为，而必遵古之所制，酌今之所宜。尊德性焉，而洋洋者得其体于心也；道问学焉，而优化者得其用于心也，无不与圣人之道而相符也。
其尊德性也，则以吾性本并包乎万物之理，而私意蔽之，则限于近小；扩同善之量，而尽去其私，“致广大”也。其道问学也，则以三千、三百之繁，皆曲尽乎物宜，而吾之析之也，不可使有疑似合离之紊，“尽精微”也。尊德性也，则以吾性本纯乎天理之隆，而私欲累之，则入于卑暗，达光昭之志，而尽去其欲，“极高明”也。其道问学也，以礼仪、威仪之准，皆洽合乎天则，而吾之处之也，不可使有太过不及之或差，“道中庸”也。其尊德性也，天之所以与我者有良知焉，故万物之理可历焉而即觉，则日涵泳其已知者而不昧，“温故”也。其道问学也，以三千、三百之委曲，因时而有斟酌，必日知其所未知，而后义尽得其无穷，“知新”也。其尊德性也，天之所以与我者有厚力，故发育之事可积累而有功，则日敦笃其已能者而弗替，“敦厚”也。其道问学也，以礼仪、威仪之品节，愈进而益见其尊严，必日谨其所未谨，而后节文咸备其天则，“崇礼”也。夫以去私去欲养吾聪明强固之知能，存吾心之全体，则德性尊，而圣人发育峻极之道，悉体而得之矣。以其明理制事，极吾进德修业之全功，致吾知之大用，则学问［问学］道而圣人三千、三百之道，又悉喻之于心矣。君子如是以修之，而德有不至者乎？
其至德也，而道乃以凝矣。本吾德性之无私，而才智有所不动，则见天德之流行与万物之消长，皆有固然之候，而非可以问学之所得，任见闻而迫生利见之心，本吾问学之已审，而功名有所不居，则见前圣之典章与后王之损益，皆有推行之妙，而非可以德性之能通，略机宜而但任吾聪明之用。是故其居上也，可以行也，而犹不敢轻行也，以深谨之心，研几而审势，不骄也。其为下也，未可以行也，而不敢自谓能行也，因素位之学，乐天而知命，不倍也。国有道矣，虽无居上之尊，未可即行，而言可效也。则陈其道于当时，而大业以兴，盖其斟酌夫经常，足以启一代之制作也。国无道也，惟修在下之节，既不可行，而抑未可言也，则藏其道以终身，而为物所容，盖其涵养之静深，足以消物情之疑忌也。《诗》有之矣：既明于理，且哲于事，则进不违时，退不招忌，而以保其身，其此出处治乱皆宜之谓与！盖言保身者，身以载道，道重而身不得轻，亦身安而后道乃可行，故君子甚重乎其凝之也。上下者位也，有道无道者时也，当其位，因其时，圣人之时中，天道之时行，皆一真无妄之理，
流行不爽者。君子修其至德，而圣人之道备在君子矣。由此言之，德以凝道，而行道之几在焉。故知德为道本，君子之与圣人合德者道也，实德合也。而圣人之合天，又岂不以其德哉！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心理穿梭】如修祖庙、陈宗器、设裳衣、荐时食，以至旅酬、燕毛等，则“礼仪”、“威仪”之着为道者也。如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明之而治国如示诸掌者，则圣人之道所以“发育万物，峻极于天”者，亦可见矣。《关雎》、《麟趾》之精意，发育、峻极者也，故下以“高明”、“广大”言之。得此以为之统宗，而《周官》之法度以行，则“礼仪”、“威仪”之备其“精微”而合乎“中庸”也。自圣人以其无私无欲者尽其性而尽人物之性，则“发育万物”之道建矣。尽人物之性，而赞化育、参天地，则“峻极于天”之道建矣。《中庸》一力见得圣人有功于天地万物，故发端即说位育。如何可云“不成要使他发育”？故知小注朱子之所云，必其门人之误记之也。
况其所云“充塞”者，亦必有以充之塞之，而岂道之固然者本充塞乎？道之固然者天也，其可云天充塞天地邪？即使云天地之化育充塞天地，此亦不待言而自然，言之为赘矣。
章首说个“大哉圣人之道”，则是圣人所修之道，如何胡乱说理说气？易云“圣人以茂对时育万物”，《诗》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须是实有此气象，实有此功能。而其所以然者，则亦其无私无欲，尽高明广大之性，以尽人物之性者也。乃圣人修之为道，亦必使天下之可共由，则所谓精一执中，所谓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者，皆道之可以诏夫后之君子者也。
《中庸》说人道章，更不从天论起，义例甚明。于此更着“圣人”二字，尤为显切。德性者，天道也。亦在人之天道。德性之尊者，圣人之道也。“尊德性”者，君子之功也。双峰用小注之意，而益引人入棘，删之为宜。
《章句》以存心、致知分两截，此是千了万当语。双峰以力行生人，史伯璇业知其非，而其自为说，又于致知中割一半作力行，此正所谓骑两头马者。总缘他于本文未得清切，故尔胶轕。
知行之分，有从大段分界限者，则如讲求义理为知，应事接物为行是也。乃讲求之中，力其讲求之事，则亦有行矣；应接之际，不废审虑之功，则亦有知矣。是则知行终始不相离，存心亦有知行，致知亦有知行，而更不可分一事以为知而非行，行而非知。故饶、史之说，亦得以立也。
乃此章句所云致知者，则与力行大段分界限者也。本文云“尽精微”，尽者析之极也，非行之极也。于察之则见其精微，于行之则亦显着矣。“道中庸”者，以之为道路而不迷于所往也。如人取道以有所适，其取道也在欲行之日，而不在方行之日也。“知新”之为知，固已。“崇”之为言，尚也，以“礼”为尚，知所择也。使以为力行之事，则岂礼本卑而君子增高之乎？是本文之旨，固未及乎力行，审矣。
乃其所以不及力行者，则以此章言圣人之道之大，而君子学之之事，则本以言学，而未及功用。“其次致曲”一章，自君子德之成而言之，故不述至诚之道以发端，而但从成德发论，乃因以推其行之诚、着、明，而效之动、变、化。此章以君子修德而言，故须上引圣道之大，以着其功之所自准，而其后但以凝道为要归，而更不言行道。凝也者，道之有于心也。行也者，道之措于事也。有于心而后措于事，故行在凝之后。待第二十九章言本身、征民，而后言行。则方其修德，固以凝为期，而未尝期于行也。
且君子之所凝者，“至道”也，圣人之大道也，发育峻极、礼仪威仪之道也。于以修夫“至德”，而凝其育物极天之道，则静而存之于不言、不动、不赏、不怒之中，于私于欲，能不行焉，而非所措诸躬行者也，固不可谓之行也。于以修夫礼仪威仪之道，而凝之以待行焉，则行之有时矣，生今不能反古也；行之有位矣，贱不能自专也。唯其道之凝而品节之具在己也，居上而际乎有道，则以其所凝者行之；居下而际乎无道，则不能行而固凝焉。说夏而学殷、周，夫子固已凝之，而不信弗从，固未之行也。
要此以圣道之大者为言，而优优之大用，又必德位相资而后可行者。故于“精微”尽之，“中庸”道之，“新”知之，“礼”崇之，使斯道体验于己，而皆有其条理，则居上可以行，而为下则虽不行而固已凝矣。此子与颜渊论治，所以可损益四代之礼乐，而非以为倍，亦凝也而非行也。至于孔子作《春秋》，而行天子之事，则固在从心不逾矩之余，变化达天，而非君子修德凝道之所至。是以《中庸》言圣，必推其合天，言君子则但推其合圣，亦自然不可齐之分数也。
盖此章所谓道，与第十三章、十五章“言君子之道”者不同。此圣人尽性参天、创制显庸之大用，必时位相配，而后足以行。非犹夫子臣弟友，随地自尽之道，无日无地而可不行，则必以力行为亟也。知此，则饶、史之论，不足以存。而“道中庸”者，但颜子之拳拳服膺而即然，非必如大舜之用中于民；“崇礼”者，孔子之学三代而即然，非必周公之成德也。
“温故”者，乃寻绎其旧之所得，而以为非“道问学”之事，乃“尊德性”之功，此极不易理会。乃言旧所得，则行焉而有得于心者矣；而其所以有得者，岂非性之见功乎？章句以“时习”证此。“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似此境界，岂不是尊德性事？
以性之德言之，人之有知有能也，皆人心固有之知能，得学而适遇之者也。若性无此知能，则应如梦，不相接续。故曰“唯狂克念作圣”。念不忘也，求之心而得其已知已能者也。抑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此天之所与我者”。心官能思，所以思而即得，得之则为“故”矣。此固天之所与我者，而岂非性之成能乎？
以德之成性者言之，则凡触于事，兴于物，开通于前言往行者，皆天理流行之实，以日生其性者也。“继之者善”，而成之为性者，与形始之性也；成以为性，而存存以为道义之门者，形而有之性也。今人皆不能知此性。性以为德，而德即其性，“故”之为德性也明矣；奉而勿失，使此心之明者常明焉，斯其为存心而非致知也，亦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