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贺龙指挥秦岭战役，11月11日大军入川，实施对成都包围。胡宗南弃城逃跑，四川军阀起义，解放了四川全境。1952年后，贺龙主持西南工作，为建设西南作出了贡献。
1949年5月23日，党中央决定“贺龙率部入川”。毛泽东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指出：第一野战军(4个兵团35万人)年底前占领甘肃、宁夏、青海，尔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解放并经管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入川，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贵州、四川、西康诸省。10月13日，党中央正式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0月1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由陕入川的命令，根据中央军委进军西南的作战方针，贺龙、李井泉、周士第指挥十八兵团于8月29日，发起秦岭战役。以六十军全部和六十一军两师沿川陕公路向正面的秦岭之敌发起佯攻，造成我军沿川陕公路南下入川的态势。于是，胡宗南作出了“拒共军于川境以外，以陇南、陕南为决战战场”的部署。由于我军等待二野大包围的“火候”，既真打，又攻而不破，并且中途停止进攻，转入休整。因此，胡宗南向蒋介石报功：“共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固守秦岭万无一失。”于是，蒋介石委任胡宗南为川陕甘边绥靖公署主任，裴昌会副之。为固守秦岭，由其五兵团李文部4万余人守备川陕公路正面，十八兵团李振部4.4万人守备川陕之西，裴昌会的七兵团4个军为后备。贺龙乘机休整部队，等待战机。
11月1日，刘邓大军完成了大包围。3日，刘邓电告贺龙：二野和四野一部已经渡江，十军已到合江，十六军即到泸州南岸，十八兵团可以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贺龙判定二野迂回部队即将切断胡宗南逃往滇黔的退路，遂于5日下令攻击。由十八兵团和第七军分三路猛攻逃敌，第十九军从东进入汉中盆地，从此拉开了成都战役的序幕。
11月11日，贺龙冒雪从宝鸡出发，沿川陕公路直奔秦巴山区。当他看到指战员身负几十斤背包，在海拔两千多米的深沟狭谷的古驿道上行军时，他感动地说：战士们靠“11号”在山路上冲锋打仗，他们最辛苦，功劳是第一位的。在贺龙的指挥下，全体指战员每天以超过百里的速度直逼川境。11月14日，十八兵团先遣部队解放广元后，17日占领剑门关，打通了巴山通向成都的门户。
11月20日，二野部队进入简阳、仁寿一线后，贺龙指挥十八兵团解放梓潼，进抵巴中、绵阳、江油一线，将胡宗南集团及川境其他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团团包围在成都附近。胡宗南见大势已去，乘飞机逃往海南岛。
在我军的强大政治攻势下，12月9日，云南卢汉，川康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分别在昆明、雅安宣布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这时，在四川的陕鄂边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守珩、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曾苏元、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菲分别宣布起义。随之第五兵团司令李文在邛崃被围后，宣布投降。27日，敌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在成都东部起义。当天，成都解放。至此，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张王牌胡宗南集团覆没，成都战役胜利结束。
12月28日，贺龙抵达新都休整部队。30日举行了隆重的成都入城式。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等率十八兵团由北门进入成都，受到30余万人民的夹道欢迎。1950年元旦，刘伯承、邓小平致电贺龙说：“西南战役之能如此迅速地完成，尤其是西南敌人主力胡宗南之能如此迅速地被歼灭，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一野十八兵团在贺龙同志率领下前进的神速。”
1949年12月，贺龙率部进军四川。西南解放后，国民党投诚起义共有90万人之多，其中起义56万人，其数量之大在全国前所未有。为团结改造这批人员，贺龙费尽心血，采取了有效措施，并收到显着的效果。在此期间，贺龙指挥西南军区部队，剿匪85万人，缴枪40万支，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的嘉奖。
“向西藏进军”，这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为了执行这个决定，贺龙在派人查遍西藏历史资料，邀请康藏专家座谈的基础上，1950年1月10日向中央和西南局所写的《康藏情况报告》中，提出了进藏的路线，并绘制了地图，购买了骡马，准备了大批粮食，成立进藏支援司令部。还抽调了七个工兵团、十个辎重团和一支空运队，组成筑路大军，一面进军，一面修路。
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是党中央的基本策略，也是藏族人民的心愿。但西藏地方当局，企图以武力阻止解放军进藏。为此，贺龙指挥西南部队于3月14日成立指挥所和先遣队，3月25日召开进藏部队动员大会。这时，先遣队已于10日进入金沙江巴塘一线，参加进藏的云南、青海、新疆三支特种部队，分别从东南北三个方向逼进昌都，并且根据西康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的请求，派他赴拉萨说服当局接受和平解放。但他到昌都后，先被软禁，后被英国特务毒死。这时，西藏当局出动了4500多名藏军和3500多名士兵阻止解放军进藏。
为了打击西藏当局的顽固势力，贺龙、邓小平命令西南部队于10月6日发起昌都战役。20日，阿沛·阿旺晋美宣布起义，命令所辖2700多名藏军停止抵抗。次日，贺龙电令我军对俘虏或投诚的藏军，“严禁侮辱和虐待”，对高级军官“尤应妥为招待，以便他们回去影响拉萨政府，立即脱离英美影响。”接着，西南军政委员会为遇难的格达活佛在重庆召开追悼大会。贺龙在悼文中，称赞他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藏族同胞引以为荣的模范人物”。
这次昌都战役，打击了藏军的主力，粉碎了西藏顽固势力阻止解放军进藏的阴谋，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
昌都战役后，阿沛·阿旺晋美敦促达赖喇嘛速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并经中央政府再三电请，1951年2月12日，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赴京。经过23天的商谈，5月21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23日，在朱德主持下举行了签字仪式。
根据《协议》规定，毛泽东于5月25日指示进藏部队分路向西藏腹地进军。据此，贺龙与邓小平指派十八军包括统战、公安、外事等方面的先遣队，同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地方代表团，于7月25日由昌都前往西藏，十八军主力分两个梯队随后西进，10月26日抵达拉萨，举行了庄严的入城仪式。次年2月，成立了西藏军区，贺龙为指挥进藏部队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西藏解放后，贺龙为康藏公路的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并且还较好地将边防建设与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有机结合起来。
贺龙在西南局任书记、军区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期间，与邓小平、刘伯承亲密合作，十分关心西南建设。成都解放后，他便抽调一个师的兵力，抢修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久，又从军区抽调3万部队和10万民工，在两年之内，修通了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1952年下半年，邓小平、刘伯承先后调离西南后，贺龙主持西南全面工作，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西南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到北京后，贺龙曾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尽心尽职，全力工作。他还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1954年，全国各大行政区撤销后，贺龙回到中央工作，历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并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1955年9月，毛泽东为贺龙授衔。、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与研究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和路线，先后领导过中央国家机关整编，分管体育、国防工业，多年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是德高望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1955年，毛泽东主席授予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同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贺龙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任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和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主管国防工业。他把国防工作建设与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和军队建设三者放在同等重要地位，并为之投入了主要精力。
贺龙主管国防军工生产时，正值国内浮夸风盛行，加上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的时期。在国防工业摊子大、战线长、困难多的情况下，他头脑清醒，实事求是，注意调查研究，以敏锐的眼光，洞察了浮夸风的实情。提出国防建设要把“优质高产，质量和建设的关系掌握好”，强调“质量与建设速度发生矛盾时，要服从质量，把优质放在前面”。
搞好三线建设，是60年代国防工业建设的重点，而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又主要在西南。贺龙曾五次入西南视察，为攀枝花钢铁基地和重庆钢铁公司等重点项目呕心沥血。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后，他本着“兼顾国防”的原则，削减了国防工业的一些新项目，压缩了基本建设的规模，主动为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让路。同时认真探索了一条使国防工业建设逐步走上科研、生产和使用三结合的路子。到1964年止，我国防工业已拥有7个机械工业体系，既能生产飞机、舰艇、坦克、枪弹等重要常规武器，还能生产核武器、火箭、导弹和航天等尖端武器。在贺龙、聂荣臻、陈毅、罗瑞卿的共同领导和组织下，1964年，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