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是我军的缔造者和杰出的军事家之一，非常重视和关心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早在西南军区时，他便开始兢兢业业建设国防军，对部队系统地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并带头学文化。1961年中央军委决定，在军事工作中采取抓两头带中间的方针后，当时因林彪病休，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担子便落到贺龙、聂荣臻的肩上。从此，他在继续抓好国防工业的同时，抽出更多的时间抓军事工作。
1962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搞反华活动，中苏矛盾日趋尖锐，加上国内经济暂时困难，盘踞台湾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叫嚣要在东南海沿海反攻大陆，中印边界局势紧张，印军多次入侵中国境内，甚至发生流血事件。据此，贺龙根据党中央“整军备战”的原则，一面部署国防军工生产，绝对保证战备需要，一面召集解放军三总部分析形势，采取措施，落实战备。
同年7月，贺龙多次召开军委常委会议，针对敌情变化，重新调整东南方向的军事部署，同时对中印边境采取措施，应付突然事变。由于中央军委及时采取措施，迫使蒋介石放弃了拟在东南沿海登陆的冒险计划。
10月20日，中印边境作战开始后，贺龙随时掌握战局变化，通过总参下达指示，在贺龙、聂荣臻等老帅的共同领导组织下，使这一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962年9月27日，在平息了伊宁和塔城的暴乱后，当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林彪同志长期生病，身体不好，我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从此，贺龙挑起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重担。接着，他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巩固新疆边防建设，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应采取的具体措施，强调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密切党与民族的联系，把各兄弟民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办好军事院校，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是贺龙主持军委工作的重要内容。他认为高等军事学院和政治学院办得好不好，关系到军队建设、国家安危，多次指示总参、总政要抓好南京军事学院和政治学院。1964年10月，叶剑英在长沙主持召开军队整风会议后，贺龙专门召集中央军委常委研究军事院校问题，强调办好院校，必须贯彻以用为主的教育方针。同时指出整顿军事院校，首先要把各军种、兵种、各总部思想搞通，把军队的老传统拣起来，保持发扬下去，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
1964年初，贺龙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在推广南京军区“郭兴福教学法”后，接着他与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一道前往南京军区，专门接见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议的全体代表。在贺龙强调“兵是练出来的”思想指导下，全军掀起了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大练兵运动。
为了推动全军群众性的练兵运动，贺龙以极大的热情，同军委和各大总部领导人一道，连续七次深入北京军区抓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普及和“尖子”经验，并且成立了全军军事训练比武筹备会。5月20日，贺龙、罗瑞卿、杨勇陪同周恩来、彭真、陈毅在天津靶场观看北京军区“尖子”表演后，回到北京曾给林彪写信汇报北京军区“尖子”比武表演情况，却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后经贺龙和罗瑞卿周密组织，6月15日至16日，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的部分“尖子”，分别在北京军区和十三陵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了精彩的“比武”汇报表演。大家对部队高超的技术和过硬的功夫充分肯定、高度赞扬。为此，毛泽东曾多次找贺龙谈，一定要在全军推广“尖子”经验，普及到全军。
可是，正当贺龙遵照毛主席指示，组织全军推广“尖子”经验、开展群众性大练兵时，林彪派叶群带工作组到广州军区，假借调查之名，行搜集“大比武”的“罪证”之实，在一个月内竟向总政机关和林彪连写四个报告，攻击军事训练“大大超过规定训练时间”，造成了“军事压倒一切”，“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四个第一受到冲击，败坏了部队作风”等等。林彪收到叶群的报告后，如获至宝，一反常态，出山干扰，公开指责军事训练影响了“四个第一”，攻击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方向出了偏差。林彪这种作法，矛头显然是对着贺龙、叶剑英、罗瑞卿等人。贺龙对此心里十分明白，但他并不急于申辩，而是泰然处之。罗瑞卿则在中央军委会上再三重申：1964年的军事训练，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军事训练，本身就是政治，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这些坦率的话，也成了林彪以后进一步诬陷贺龙、迫害罗瑞卿的借口。但历史终究雄辩地证明，贺龙领导的全军大练兵、大比武，是加速我军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史上光辉的一页。
1952年，贺龙在西南军区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上开球。贺龙爱体育，早在抗战时期，他创造的一二○师战斗篮球队，曾闻名于陕甘宁晋绥边区。进军大西南后，他又五湖四海广揽人才，在西南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支专业体工队，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体育人才，受到全国体育界的仰慕。
1952年8月，全国体育总会向中央建议：在国务院设立一个与各部平行的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最好请贺龙同志来担任。当时，刚从西南局到政务院担任常务副总理的邓小平经与周恩来、毛泽东商量后，决定设立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贺龙任主任。
征得贺龙同意后，11月15日在怀仁堂召开政务院第19次会议，一致通过贺龙任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蔡廷锴任副主任。
1953年4月，贺龙从重庆赶到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讨论了发展我国体育运动的方针和规划。接着，贺龙召开中央体委党组会议，认真研究修改了具体规划，并以中央体委党组名义，向党中央写了《关于加强人民体育工作的报告》，提出了“改善人民的健康，增强人民的体质”的方针。不久，毛泽东就此发出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为了落实“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贺龙十分强调体育要服务于人民健康、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为目的，把开展基层群众体育运动和专业训练结合起来。
贺龙从1953年至1966年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14年中，为发展新中国的体育运动，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振奋民族精神，抵制帝国主义的干扰，曾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印尼的新兴运动会，以优异成绩向党和人民汇报后，先后两次召开全国运动会，检阅新中国体育运动的成果，使新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全部刷新了旧中国的纪录，打破了100多项世界记录，获得了十多项世界冠军，培养了大批又红又专的体育工作者，其中200多人获得了全国体育荣誉勋章。特别是在体育战线，树起了中国乒乓球队和中国登山队这两面鲜红的旗帜，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斗志。
为使我国篮球、排球和足球三大球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贺龙曾想过很多办法，但仍不尽如人意。后来他说：“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
1965年初，乒乓球小将徐寅生在国家女子乒乓球队讲话后，贺龙将这篇《初生牛犊不畏虎》的讲话稿，专程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批示说：“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些什么东西吗？……”贺龙及时组织国家体委学习，并动员全国体育战线认真落实，很快在中华大地掀起了“小球促大球”，专业体工队与群众体育运动相结合的热潮。使我国运动员“心怀祖国，放眼世界”，“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很快与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发展了体育友好往来，终于使“小球转动了大球”的“乒乓外交”打开隔绝20多年的中美关系的大门。
贺龙促进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他无愧于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这一称号。
1965年12月，在林彪一伙的鼓噪下，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批判罗瑞卿，并解除他的军内职务，从此，林彪出山，在军内一统天下，贺龙不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第二年3月，贺龙恋恋不忘三线建设，受毛泽东委托，到西南攀枝花钢铁基地视察。回到北京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贺龙受林彪一伙的诬陷，被靠边站始于1966年9月。1967年2月14日，在“打倒贺龙”的几顶“帽子”的煽动下，30年代蒋介石在武汉的行营厅长晏勋甫的儿子、武汉20中的教员晏宗炎，秉承父意，直接给江青写信，诬陷贺龙1934年处决的蒋介石的说客熊贡卿，是“贺龙自己要去的”，企图诬陷贺龙早在“30年代就里通蒋介石”。
继晏宗炎诬告之后，20年代蒋介石的秘书长李仲公又赤膊上阵，公然伪造1929年贺龙给蒋介石的“乞降信”，直接寄给林彪、江青、康生一伙。
这两份诬告材料，是当时“打倒贺龙”的重型黑炮弹。
9月18日，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凭藉李仲公、晏宗炎和吴法宪、李作鹏的诬陷材料，加上一些屈打成招的旁证，拼凑了一份关于贺龙的材料欺骗中央，迫使毛泽东等人画圈签名，同意“贺龙立案审查”。这是一起令人痛心的大冤案。
1969年6月9日，是贺龙在北京西山监禁两年零六个月的最后一天。本来患有严重糖尿病的贺龙，在经过连续45天断水，夫妇两人经常每天只有一壶水的折磨之后，当天上午9时，又由专案组的政治医生输了一整夜的葡萄糖，致使糖尿病酸性中毒，只好从玉泉山送往301总院抢救，由于院方责任医生多方阻挠，未能及时抢救，致使贺龙这位举世闻名的元帅，在入院6小时后的当天下午3点零9分，便含冤而逝世。
1974年9月29日，在毛泽东的一再督催下，经过将近半年的激烈争论，终于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当时，因为江青、康生还在掌权，所以文件中把贺龙被迫害致死写成病故，并且留下“审查是必要的”尾巴。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6周年之际，党中央同意举办“贺龙同志骨灰盒安放仪式”。
1982年10月16日，党中央作出了为贺龙彻底平反的决定，高度评价了贺龙的一生：贺龙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我军的创始者之一，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朱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