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18岁赴法勤工俭学，接受社会主义理论，他积极参加学生们的抗议活动，遭遣送回国。在国内多方奔走呼吁无果，深感个人无力改变社会现实，终于在蔡和森的帮助下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陈毅，1901年8月26日诞生于四川省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
陈毅小时候跟父亲认字。5岁时，父亲把他送到邻村书房湾财主杨达三开办的私塾就读，启蒙老师为毛崇芝。
1910年春，陈毅跟着父亲到了成都。原来，陈家在1909年已将50亩祖传的土地抵押了2000两银子，举家搬迁到成都东门外上河心居住了。
1913年秋，陈毅在锦官驿初等小学毕业后，考入华阳县(时成都分为成都县和华阳县)德胜乡高等小学(简称华德高)。高小毕业时，家庭经济已十分困难。但母亲还是主张最低限度也要供一个孩子上学，这样，陈毅才有机会重新去上学，考入了成都甲种工业学校染织专业。1918年春，陈毅在成都街头发现有一张“中国留法勤工俭学会成都分会留法预备学校”的招生广告。他兴冲冲地找胞兄孟熙一同去赴考，双双被录取了。6月1日，他们告别了母亲，踏上了赴法的征途。
留法期间，陈毅(后排右一)与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合影。到法国后，陈毅兄弟先入蒙达尼公学专为勤工俭学学生开办的法文补习班学习法文。在补习班里，遇到同在这里学习的蔡和森，他们成为亲密的朋友。
在蒙达尼补习了几个月的法文后，陈毅兄弟被分配到巴黎近郊克里西门外施奈德公司所属的一个分厂做工。
不久，一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爆发了，从1920年下半年起，欧洲开始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在法国，工人大批失业。陈毅所在的工厂因产品滞销，也不断遣散工人，陈毅兄弟于1921年初被解雇出厂，不得不靠华法教育会发给的每天几法郎艰难度日，陷入了欲工不得，求学不能的困境。
1921年初，被解雇的勤工俭学生不断地增多，而主管此事的华法教育会为了甩包袱，竟于1月间接连发表两次通告，声言维持费只能发到2月底止，以后要学生自己设法解决。2月28日，陈毅和400多名勤工俭学生在蔡和森等领导下，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示威。这就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为“争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而掀起的着名的“二·二八”运动。
中法两国政府为报复留学生发动的拒款运动，于9月初发出通告，以“维持费已将用尽”为由，决定从9月15日起，停止发放留法学生的维持费。几乎与此同时，传来了里昂中法大学在国内另招新生的消息。里昂中法大学是为解决勤工俭学生海外求学问题，由华法教育会向国内募集经费，加上法国政府捐赠的一座旧炮台而开办的，校长吴稚晖。该校1920年3月动工，到1921年9月竣工。学校即将建成之时，吴稚晖却在国内另招贵族子弟入校，把留法勤工俭学生抛在一边。
消息传来，留法勤工俭学生非常气愤。陈毅和赵世炎、李立三等在克鲁邹勤工俭学的147名学生，首先集会，商量对策，决定成立“克鲁邹工厂勤工俭学生争回里(昂)比(利时)两大运动团”，并由陈毅执笔起草《宣言》和《通告》，呼吁各地勤工俭学生成立同样团体，以期互相联络。
《宣言》和《通知》发出后，得到各地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积极响应。9月6日，各地勤工俭学生代表200多人，在巴黎召开会议，组成了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推举陈毅和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等为委员会委员。委员会的成立，使争回里大的斗争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
委员会成立不久，就传来了吴稚晖从国内招来的新生即将到达马赛的消息。情况紧急，联合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决定采取直接行动，由陈毅和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等成员先率100多人作为先发队，赶在他们之前占据里大，以作交涉。
9月21日，陈毅和蔡和森等率领先发队到达里昂中法大学后，旋即被校方勾结法国军警押解到附近的一个兵营里囚禁起来。10月14日，中法两国反动当局又以“过激党”、“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将陈毅等104名留法勤工俭学生押上波儿加号船，强行遣送回国。
11月23日傍晚，波儿加号船驶抵上海港后，陈毅就连夜偕金满城、喻正衡、马寿征等同学奔东跑西，敲开了各家报馆的大门，送上了由陈毅在船上起草好的《被迫回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一百零四人通启》，并发表谈话，控诉北洋政府、法帝国主义对勤工俭学生的迫害，当即得到了许多人的同情与支持。《民国日报》、《新闻报》先后在第二、三天，全文刊登了他们的《通启》和有关文章。
在《通启》见报的同时，陈毅等又派出代表，分头出动，到“护军署”、“交涉署”、“县公署”、商会，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处请愿，还分别致电全国父老、北京蔡元培和广州政府，要求维持生活，解决就学问题。同时，召开各种茶话会、座谈会，邀请各界人士出席，陈述遭遇，吁请救助。
这种种措施，造成了相当巨大的声势，迫使上海当局不得不暂时支付他们的食宿费和部分愿意回乡同学的路费。
但是，在上海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求学问题不能得到完全解决。陈毅和干事会的同学决定推举代表分赴北京、广州等地请愿，陈毅和黎纯一、伍桂馨被推举为四川请愿代表，于12月12日离开上海，归川请愿。
临行前，蔡和森来到上海，蔡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问陈毅愿不愿入党，陈毅有些犹豫。不过，陈毅表示愿意为党工作，帮助发行党的宣传刊物。
陈毅和黎纯一在重庆多方奔走，耐心等待，结果却是等来了一场四川军阀的混战。1922年5月间，刘湘战败下野，杨森被赶出重庆，成都的刘成勋取得了制川权。
在重庆的希望破灭后，陈毅和黎纯一又于6月间风尘仆仆地赶到成都，想找新的当权者解决问题。在成都奔走了几个月，仍是毫无结果。
请愿失败后，陈毅想找一职业，但没有成功。他后来回忆道：“想找一个职业，但找不到，比较理想的，人家不肯给；人家愿意给的，我又嫌太低了，不肯俯就。”
请愿失败，个人找职业无着，又目睹了军阀内部的腐朽，陈毅的心情很苦闷。后来，他终于下定了决心，给蔡和森写了一封要求加入组织的信。不久，蔡和森给他回了信，就这样，经蔡和森通信介绍，陈毅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到达成都，履行给蔡和森许下的诺言，发行中共中央主办的《向导》周报。旋即又到重庆，在《新蜀报》任主笔。由于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民众武装》的文章，猛烈抨击军阀政治，惹怒了重庆当局，被“礼送出川”。
国共合作期间，陈毅在北京与李大钊一起领导了“三一八”反帝大游行。后回四川军阀部队作兵运工作，领导万县人民掀起反帝斗争。刘湘在四川制造反革命大屠杀，陈毅来到武汉，寻找党组织。
1923年秋，陈毅离开重庆，来到了北京西山脚下的中法大学。
11月，经过中共北方区委的考察，由中法大学党支部负责人颜昌颐、萧振声介绍，陈毅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不久，由陈毅继任中法大学党支部书记。
1925年初秋，党组织决定调陈毅到中共北京地委工作。为了加强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又决定让他以共产党员的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国民革命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并兼任北京学生总会的党团书记。
1925年末和1926年初，受五卅运动的推动，北方人民展开了反张(作霖)倒段(祺瑞)的斗争，要求组织国民政府。共产党北方区委于1925年12月至1926年2月，一连在北京举行了四次反日讨张的国民示威大会。这些革命行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的仇恨。3月12日，日舰两艘强行驶入大沽口，掩护奉系军队进攻天津。随后，日本帝国主义纠合美、英、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以《辛丑条约》为名，向北洋政府提出最后通牒。
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野蛮侵略行径，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3月16日晚上，以李大钊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北京分会，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召开教育宣传委员会议，陈毅等5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发动群众，准备在18日通牒期限未满以前举行一次国民大会，并进行大规模的示威运动，以敦促段祺瑞政府驳回八国通牒。
会后，陈毅率67人到国务院去见段祺瑞和贾德耀(国务总理)。守卫不许进门，并用刀刺伤多人。
3月18日上午10时，万余人的北京反对八国通牒大会如期在天安门前召开。大会通过了《国民驳复列强最后通电》和组织“北京国民反对各国侵略中国大同盟”的决定，随后进行了示威游行。
陈毅作为游行带队人之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下午1时半，行进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口，早有预谋的段祺瑞用军警的排枪子弹来迎接手无寸铁的群众，一时血流满地，惨不忍睹。死者46人，重伤155人，轻伤者不计其数。这一天。正如鲁迅所形容的，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陈毅被人群挤在两挺机枪之间，幸未负伤。惨案发生后，陈毅不顾有随时被军警逮捕的危险，全力领导着惨案的善后工作，继续揭露段祺瑞政府的暴行。
1926年5月，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至7月，国民革命军以锐不可当之势，在长江流域把吴佩孚、孙传芳等北洋军阀打得狼狈逃窜。
四川军阀杨森迫于革命形势的压力，急忙派喻正衡到北京找李大钊，要求派代表去改造他的部队，说是他也要参加国民革命。喻正衡是陈毅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同学，当时任杨森司令部秘书。喻正衡到达北京后，先找到陈毅说明了缘由，陈毅便引他去会见了李大钊。李大钊对杨森要求参加国民革命很高兴，当即决定派陈毅回四川去做这项工作。
与此同时，朱德也来到杨森的司令部，他以国民党员和滇军同僚的身份到杨森部工作，以阻止杨森投靠北洋军阀吴佩孚。
8月29日，英国太古公司商船“万流”号在四川云阳长江江面上撞沉杨森部运载军饷的木船3只，淹死杨森部官兵58人，沉没饷银及枪枝弹药无数。该船到万县时，杨森派轮船检查长率兵8名前往查询，又遭英舰枪击，打伤川军士兵两人。
陈毅闻讯后，连夜到朱德寓所进行商量，决定抓住这一事件，发动群众掀起反帝爱国斗争，同时迫使杨森转向革命。
第二天，刚好有两艘英古太公司的“万县”号和“万通”号轮从重庆驶抵万县，陈毅和朱德即敦促杨森把它扣留起来，以作交涉。
为了巩固杨森的决心，9月2日陈毅和朱德在万县图书馆召开了万县工、农、商、学、妇各界代表50多人参加的反帝预备会议，决定9月4日在西较场召开声讨英帝国主义罪行的群众大会。
9月4日，万县各界数万名群众联合举行的反对英帝国主义暴行大会在西较场如期召开，会上正式成立“万县英轮惨毙同胞雪耻会”，发出了由陈毅起草的《万县雪耻会宣言》。
骄横残暴至极的英帝国主义，不但拒绝赔偿云阳事件的中方损失，拒绝惩办肇事凶手，反而秘密调动武装兵船进迫万县江岸，企图用武力劫走被扣轮船。9月5日下午，英帝国主义劫船未逞，竟用舰炮向万县人口稠密的繁华市区疯狂轰击。当时，朱德正在寓所，突闻炮声，迅即赶往杨森军部，敦促杨森截击英船，杨森即命炮兵和江岸部队进行还击。陈毅则奔走在指挥部与火线之间，传达战况，激励士气。
在此次英舰对万县沿江南北两岸街道长达两个多小时炮轰中，共打死中国军民604人，受伤者398人，财产损失共计2000多万元，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万县惨案。
当晚，陈毅和朱德即拟好通电，以杨森的名义向全国发出控诉英帝国主义制造万县惨案的严重罪行。
很快，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声援万县人民反对英帝暴行的群众运动，但这场斗争最终被封建军阀的媚外妥协政策断送了。
9、10月间，陈毅经中共重庆地委安排，去达县川军田颂尧部胡翼旅任党代表。不久，又奉命到重庆，负责共青团和青年工作。
11月间，陈毅在重庆与刘伯承相识。刘伯承是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川负责军事运动的。不久，陈毅参与了刘伯承领导的顺(庆——今南充)泸(州)起义的组织工作。12月下旬，陈毅又经中共川东负责人刘愿庵的推荐，到合川川军邓锡侯部第三师任政治部秘书。
正当陈毅在合川积极开展工作的时候，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惨案，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4月1日，“三·三一”惨案的消息传到合川，一向反对“联俄容共”，而且为人阴险毒辣的代理师长王学姜急忙邀约陈毅、范英士等赴宴。一个在县政府当差的工友悄悄告诉陈毅，这是一个“鸿门宴”，叫他小心。陈毅和范英士商量后，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第二天，陈毅和范英士悄悄离开合川，为了减小目标，他和同伴在重庆附近的江北县分手，陈毅只身去了重庆。
陈毅进入重庆后，到处扑空，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最后只好去找郭勋祺。郭勋祺是陈毅少年时代的同学，现虽在刘湘属下任副师长，但思想比较进步，与共产党有接触。陈毅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使他吃惊不小。此时的重庆全被白色恐怖笼罩，中共重庆地委和莲花池国民党省党部尽被破坏，到处是搜捕、枪杀。郭勋祺把陈毅留在自己司令部掩护了几天，随即叫陈毅刮掉胡子，穿上西装，扮成一个“买办”，坐上他的大轿，由他的副官周相桓率兵弁两名护送上了去武汉的江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