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8月至1952年秋，我校的名称是南京大学工学院。
院长是钱钟韩教授。这3年正是我国新旧社会的交替时期，大学里也是改造旧教育，逐步建立新的教育体制的过渡时期。
在南京大学里，当时各学院处于维持状态，某些系科并有所缩减，唯有工学院仍处于发展的势头。以在校学生为例，1949年全校学生为2363人，其中文、理学院各200余人，法、医、农、师范学院各300余人，工学院却有634人。1951年全校本科生共2545人，其中工学院976人，占全校学生38000工学院在1949年共有7个系47名正、副教授(含兼职教授)，这7个系的系主任分别是:土木系系主任梁治明(后徐百川接任);机械系系主任胡乾善;电机系系主任陈章;航空系系主任谢安枯;水利系系主任张书农;化工系系主任时钧;建筑系系主任杨廷宝。
南京大学改革招生制度，主要是改变旧教育歧视工农群众的倾向，采取切实措施，优待革命军人及工农子弟入学。1949年9月，南大校务委员会作出了“本校招收新生及转学生宜予革命工作人员及革命军人暨其子弟以及自国统区逃出学生以特别优待”的决定。195。年12月通过的《南京大学守则》中明确规定:“家境清寒者，得申请人民助学金及减免学杂费。”
在课程改革方面，南京大学自1950年始，用一年时间，组织全校教师和高年级学生，采取师生混合编组的方法，集中进行了课程改革。这次改革对工学院日后长期发展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下三点:①在政治教育方面，把旧本质课程改变为新本质课程，废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设置的各项政治课程，先后开设了“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等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并列为公共必修课。
教授马列政治理论课的师资及其教研组，成为今天东大文学院的起源力量。
②国文、英文、体育等课程，过去均为必修课，现因众说纷坛，于是由校务委员会决定，让各系根据实际需要决定其为必修或选修。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国文、英文、体育都是很重要的基础课程。
我们工科院、系在50年代至70年代毕业的学生，往往有中、英文不够理想的情况，这可能与当年各系自行选修而造成的师资与学生在文化方面功底欠佳有关。
③重点化，努力使每系整个的课程都有一个重点，全部课程都按照这个重点组织起来，每一学年的课程也都有一个确定的重点，这样学生对所应遵循的循序渐进的目标、步骤也就更为明确。
这样加强计划性和突出重点，使我校在几十年中逐渐形成了一些优势学科，如1988年国家教委批准的五个重点学科:“通信与电子系统”。“信号、电路与系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自动控制理论及应用”、“建筑设计”。又在90年代初形成了十大科研基地等等。但是，人们也看到，强调“重点”要有适当的度，不宜过头。因为在同一个系科或同一年级的诸多课程中，甚至在一门课程中，主要的知识点往往不止一个，知识点和知识增长点往往是各有所长的，不能过份强调只有一个重点或中心。同时，科学在不断发展，每门学科都会出现新的领域，交叉学科间往往还会出现新的更重要的学科。
建国初期的南京大学，政治运动、理论学习及思想改造在师生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相当的位置。这是由当时特定历史条件造成的:当时全国半壁江山尚待解放，抗美援朝接踵而至，新生的政权待巩固，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革命和民主改革皿待进行，因此学校师生常被组织到各项政治、社会活动中去，学校的正常教学工作不免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中央大学的接管与更名，标志着师生员工已成为学校的主人，大家的革命热情很高，但其立场、观点和世界观尚需有一个新的转变。积极组织广大师生投身各项政治社会活动，就成为建国初期高等学校光荣而紧迫的任务，也是广大知识分子通过社会实践接受新思想和投身革命的历史必由之路。
在我校名称还是“中央大学”的最后一个月，即1949年7月，我校有一千多名师生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约占全校人数一半。最后被批准的有349人，其中助教6名，职员5名，学生338名。西南服务团是为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而组成的，南京市军管会于1949年6月25日号召知识分子参加，而在这之前两天，中大的十多名学生党员已率先组成了西南服务队，土木、建筑、水利系的同学纷纷要求“去水力资源最丰富的西南，施展自己的身手、抱负”。
1950年6月，南北朝鲜战争爆发，美军迅速武装援助南朝鲜，并令其海军进人台湾海峡。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新中国面临外来侵略的威胁。自11月中旬至12月初，南京大学停课3周，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批判亲美、祟美、恐美思想，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1951年初，南大校园内沸沸扬扬，出现了参军、参干的热潮，全校报名参加军事干校及援朝医疗队的师生共达1130人，占在校师员工总人数的38纬。最后被批准参加军干校的师生有157名，参加医疗队的师生55名。
1951年1月6日，全校师生在大礼堂举行盛大欢送会。7日至9日，南大党总支、南大团委和各系各单位分别举行欢送会。1月7日上午，著名教授潘款、高济宇、施士元、杨廷宝、刘树勋、陈之佛等的一百多位夫人，披风冒雨，来到了学生宿舍，主动为参干同学洗补衣被，一天洗补衣物400余件，仅补衣就用去6丈多布。抗美援朝，真是深人人心，深人了家家户户。
根据市委部署，南大于1952年1月至4月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宫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侧重于反浪费，不久即转人反贪污的所谓“打虎”运动，发动全校师生员工“搜山探穴，捉住老虎(指贪污分子)”。历时3月，揭露了大量铺张浪费、公私不分、损公利己等情况。总的说来，这次运动教育了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对于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有较大作用。但运动中一度夸大了“敌情”，误伤过好人，发生过一些逼、供、信等过火现象，在运动后期作了纠正。
南大师生在建国的最初几年中还热烈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投人了水利、测量、血防、夏征、救灾以及人民政权建设等一系列社会活动。
如1949年冬，土木系三、四年级全部学生参加了南京郊区八卦洲的水利建设，之后又选调部分同学去铁道兵团参加铁路建设。
1950年1月，土木、水利两系师生140余人，与解放军一起投入郊区防洪修堤工作。1950年春，受刘伯承市长邀请，我校土木、水利、建筑系部分师生，参加了雨花台烈士陵园的地形道路、玄武湖人江水道的测量等市政工程建设。1950年10月至1951年8月，土木系教师率领三、四年级学生参加淮河水利工程的勘测工作，一再受到淮河水利总局的表扬并多次要求延长他们的工作期限。应淮河水利总局的要求，学校还为该局代培了100名水利工程人员。
解放前，我国发电机组及其主要零件均依赖进口。解放初，国内尚未建立发电设备的制造工业，而帝国主义又对我实行经济、技术封锁。当时，南京下关发电厂及东北、南方的一些发电厂的汽轮机叶片断裂无法补充，严重影响电力供应，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均面临危机。党和政府号召自力更生，攻克难关。在校党政领导的鼓励支持下，在范从振、钱钟韩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机械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昼夜奋战，几个月内就试制成功了数千片各种曲面的叶片，满足了下关发电厂的急需。全国各地电厂纷纷要求订货，机械工厂加班制造出各种类型的数以万计的叶片，解决了各地电厂的困难，取得了反封锁斗争的胜利。受到了中共南京市委的表彰。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1949年我校教授与机械工厂为经济建设制造出汽轮机叶片之后的30年，我国进人改革开放新时期，高校在教学、科研两大功能之外，又增加了开发和服务的社会功能;这期间，各种外国材料、产品接踵而至，各个高校的校办产业及其管理体制问题也悄然而来。又是20年过去了，当我们解剖、分析50年前在南大时期生产汽轮机叶片的事情时，仍感到有一些关键问题可以学习和借鉴。
例如，据我校动力工程系范从振教授回忆，当时首批交货的汽轮机叶片没有经得起考验，下关电厂的叶片只用了两个月，广州电厂的叶片也只用了不到3个月就都损坏了。当时两家电厂和学校实习工厂多次分析研究，找不出损坏的原因，于是想不生产了。但无奈国内许多电厂急需，而国内又还没有第二家生产叶片的工厂。
为了反封锁，为了发展经济，范教授开始从科研角度找原因。制造首批叶片时，用的是外国钢材，在生产过程中未进行锻打，只用机械加工工艺，现在损坏了，是否原材料有问题?对这批原材料进行探伤检验，果然发现有些原材料有内部裂纹。叶片在汽轮机内是一片一片相互紧压着的，只要一片损坏，整个一圈的叶片都要损坏。
所以叶片的原材料，应该一片也不能有内部裂纹。损坏的原因找到后，不仅对生产叶片有了信心，而且在选用钢材方面，不再使用外国的钢材，而向国内钢厂定制低合金钢材，既保证了原材料的供应，还降低了生产成本。这说明了开发生产要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和依靠，也说明对国外的产品、原材料不应迷信，而要一视同仁地检验和鉴别，做到适材适用。
范教授还回忆道:由于这项生产任务的完成，燃料工业部曾提出要我们把机械实习工厂扩建为专造汽轮机叶片的工厂。学校领导认为虽然工厂解决了生产汽轮机叶片的难题，但学校仍需要服务教学的生产实习工厂，不能改为专门生产工厂。后来燃料工业部在北京良乡设立了汽轮机修配厂，把我校几年来培训的技术工人调去良乡，成为生产叶片的骨干。这可以说是学校解放初期为我国能源工业所做的一点贡献。
应当说，南大领导当初对机械实习工厂职能和归宿安排上做了正确的决策。时至今日，那些在高科技产业中做出较大业绩的校办工厂、公司，也有个体制归宿问题。学校的主要功能是教学、科研、培育人才。在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产业取得大规模成功之前，仍需学校的支持和“孵化”，但在批量生产成功之后，就似宜与学校体制脱钩，学校从筹措办学经费和保护知识产权着眼，可以股份来取得应有利益，这样“学商分开”，才能保证学校育人的纯洁性。同时也才能让校企在市场经济中健康发展，不断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