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春季，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上海等地视察。3月20日下午，毛泽东乘飞机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毛泽东触景生情书写了宋人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这首词。写完后，围绕这首词的内容，毛泽东又讲了许多。在说到“生子当如孙仲谋”这一句时，毛泽东说是借引曹操的言语。接着，毛泽东讲到《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一节，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说到这里，毛泽东继而发挥说，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上面说到的“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句话，是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的这句名言，毛泽东一直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子里。直到晚年，他在练习书法时，还时常很有兴致地一次又一次地书写。
毛泽东对孙权、曹操、刘备这三个三国人物的特点，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并掌握了他们突出的个人特色，每每触景生情时，不免都会想到他们，可见印象之深。这三个人成为他研究历史人物的对象，每临大事，总要从他们的身上找出一些规律性的相似之处，以为借鉴。
关羽的教训
“关羽的弱点是自负凌人，以致发展到上当受骗，大意失荆州。”
关羽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三国人物之一。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对关羽的观察越来越深刻，评价也有微妙的变化。
毛泽东13岁开始读《三国演义》时，就对关羽的故事产生浓厚的兴趣。他曾经效仿桃园三结义，与同学萧子升、蔡和森友善，称为“三个豪杰”。“豪杰”一词，是毛泽东采用《三国演义》里的常用语，表示不仅有力量和勇气，而且智慧过人，品德高尚。1917年夏天，毛泽东徒步游学旅行，在前往安化县城途中，看到路边亭柱子上有一副赞颂关羽的楹联：刘为兄张为弟，兄弟们分君分臣，异姓结成亲骨肉；吴之仇魏之恨，仇恨中有忠有义，单刀匹马汉江山。他把这副对联抄录在自己的日记里。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关羽的形象无疑是高大的。
随着革命经历的日益丰富，毛泽东对关羽的认识和评价也逐渐全面、深刻。
1932年初，毛泽东在与程子华谈话时说：“关羽的弱点是自负凌人，以致发展到上当受骗，大意失荆州。”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又谈到了关羽。他说：关羽这个人虽然过五关斩六将，威震华夏，但孤傲自大。孙权便攻占了荆州，孙刘联盟瓦解。
1949年，在解决绥远问题期间，毛泽东曾经对薄一波等人讲过：清朝所以能统治中国260余年，就因为满族统治者一开始就制定了一条统一战线政策，用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三以少数团结了多数。国演义》中的关云长，大体上是不懂统一战线的，这个人并不高明，对待盟军搞关门主义。
建国后，毛泽东经常以关羽“走麦城”为例，提醒中共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谦虚，不要骄傲。
到了晚年，毛泽东对关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有一个判断，认为关羽的形像是统治阶级吹出来的。
魏国重臣司马懿
司马懿有智谋，善分析，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毛泽东在1906年初读《三国演义》时，就对司马懿留有印象。那时候，毛泽东对司马懿的看法，也没能突破传统文化的窠臼。十年后，即1916年，青年毛泽东写信给同学萧子升，就总统黎元洪下令惩办积极策划洪宪帝制的祸首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和薛大可等八人时，称：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夫历史，无用之物也。居数千年治化之下，前代成败胜衰之迹岂少，应如何善择，自立自处！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奈何皆不足为前车之鉴！史而有用，不至于是。故最愚者袁世凯，而八人者则其次也。
毛泽东在这里把司马懿和王莽、曹操等相提并论，是把他们归于反面人物圈的。但随着人生阅历和革命经验的积累，毛泽东逐渐改变了对司马懿的看法，认为他有智谋，善分析，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在赴郑州途中，在专列上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他问河南温县县委书记李树林：“温县是司马懿的故乡，现在他那个练兵洞还在不在？”李树林回答：“还在，基本上完好。”毛泽东接着就说：“他出身士族，多谋略，善权变，为魏国重臣。”
当然，毛泽东也认为司马懿有明显的性格缺陷，那就是“怀疑心重”。他曾在谈“空城计”的故事时说：“司马懿这个人，怀疑心重，诸葛亮没有兵力守城，赵子龙一时又赶不回来，城内空虚，结果诸葛亮就对他用了‘空城计’。‘空城计’的故事，能启迪人具体运用战略战术。”
“我们要给曹操翻案”
“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1958年11月20日上午，毛泽东在梅岭1号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陶鲁笳开座谈会。
这些省、市委书记猜测，座谈会的内容可能与明天开始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接着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有关。可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待他们落座后的开场白是：“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
座谈陈寿《三国志》，可谁也没有准备，一下全愣住了。毛泽东习惯地拿起一根烟，一折两截，把一截放在桌上，一截插进烟嘴，点燃后轻轻吸一口，然后问：“你们都看过这个书吗？”柯庆施打破冷场：“看过。还看过《三国演义》呢？”毛泽东侧身坐在座椅上环顾了一下这四位“封疆大吏”后说道：
“不过，《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同视之。若说生动形象，当然要推演义，若论真实性，我是说更接近历史真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罗！”
说到这里，毛泽东还举了个例子：“比如，旧戏里诸葛亮是须生，而周瑜是小生。显然诸葛亮比周瑜年纪大。这可能来源于演义。而在《三国志》上记载周瑜死时36岁，那时诸葛亮才30岁，即比周瑜小6岁。”
《三国演义》的题材主要来源于《三国志》和裴松之为《三国志》做注增补的大量历史资料。这虽是两部不同类型和不同一体的着作，但从内容来说有密切的联系。
毛泽东说：“你们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注意了没有？这两本书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
这时有人说：“一个是贬，一个是褒。”
毛泽东说：“是的。《三国演义》是把曹操当做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当做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当然，毛泽东为曹操翻案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倡导历史唯物论的史学观。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其主流，看其大，看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历史作为。
所以，毛泽东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抑制豪强，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和发展，是有功的。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
毛泽东是十分喜欢曹操这个人的，他曾对保健医生徐涛说过：
“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经常吟诵曹操的《观沧海》一诗：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他赞同鲁迅的论断“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
l959年1月25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率先提出重新评价曹操问题。2月19日《光明日报》又发表翦伯赞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说道：“在我看来，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的第一流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在中国历史学界、文学界形成了一场规模很大、影响很大的评论曹操，为曹操恢复名誉的热潮。
1958年11月22日，毛泽东找来吴冷西、田家英谈“浮夸风”。毛泽东问：
“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没等吴冷西、田家英回答，他又说：“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为害更大。”
接着毛泽东又举曹操率领号称80万大军下江南的例子说：
“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报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操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人，又不习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
毛泽东将这段故事信手拈来，以曹操因虚夸而兵败赤壁的历史典故来批评虚夸歪风，是一个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成功范例。用以告诫全党要坚持实事求是，反对虚夸风。
“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
搞经济建设，应该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多谋善断，统筹兼顾，否则就会失衡。
1959年的仲夏，毛泽东视察途经浙江，下榻刘庄。他像往常一样，每日办公到次日凌晨，上午睡一会儿觉，下午起床后散步、读书、读英语、阅批文件。
一天，毛泽东读完英语后，和林克进行对三国时期着名人物郭嘉的谈话。
当时，毛泽东正在读《后汉书》《曹操传》《郭嘉传》。
谈话时，毛泽东要林克研究历史。他介绍说：“《后汉书》《曹操传》
《郭嘉传》等史书，值得读一读。”并当即送给林克一本范晔的《后汉书》。
讲到郭嘉时，他说：
“曹操有个参谋叫郭嘉，是个河南人，初投袁绍，他批评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袁绍这个人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兵败于官渡。所以有谋还要善断。”
毛泽东扬了扬手，又说道：“后来荀彧把郭嘉推荐给曹操，郭嘉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擒吕布，破袁绍，北伐乌桓，平定天下，深得曹操器重。”
后来，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说，希望大家看看《郭嘉传》。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做事多谋善断，要与各方面多商量，反对少谋武断，不要优柔寡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还说，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计划。反对党内的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继续与林克交谈。毛泽东引用唐朝医学家孙思邈的话，说：“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接着，又引用曹操批评袁绍的话说：“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吾奉也。”
显然，“大跃进”挫折的教训，使他对做经济工作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搞经济建设，应该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多谋善断，统筹兼顾，否则就会失衡。
毛泽东研究历史，也是为了研究现状，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他们来到庭院。这是一个月光溶溶的夜晚，盛开着花朵的石榴树在淡蓝色的月光中清晰可见。夜莺在啼啭，一条混凝土的小路一直延伸到院落的深处。毛泽东站在那儿凝视着广袤而神秘的夜空。
毛泽东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稍许，毛泽东说：“过去的七八年，我们的经济建设发展是平衡的，去年下半年刮了七八个月的‘共产’风，忽视了综合平衡的问题，出现经济失调的现象，结果呢，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这是一个教训。”在溶溶月色里，毛泽东和林克以史为鉴，谈论着大跃进中的得失。
三曹父子的才华与名气
“一家两代人都有才华、有名气，在历史上也不多见呐！”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徐州。登上云龙山，他感慨地对随同人员说，徐州籍竟有十个开国皇帝，其中就有曹丕。
1954年毛泽东和保健医徐涛讲述了曹植和他的父兄：“曹植是曹操的儿子，很有才华，作品有他自己的风格。”
毛泽东爱读曹植诗，曾圈点他的《赠白马王彪》《七哀》等诗。1953年3月初，斯大林病重。毛泽东心事重重地对李银桥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这是曹植的诗，接下来的话是‘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我们要争一口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十几年，尽力使国家富强起来，把帝国主义，近百年来强加给我们的屈辱统统扫除干净。”
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文艺界部分代表谈话时，也指出：“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和曹植的《与杨祖德书》开始的吧，以后有《文心雕龙》等。”
1959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与保健医生闲谈，说起曹操父子。他说：曹丕也是他儿子，也有些才华。但远不如曹操。曹丕在政治上也平庸，可他后来做了皇帝，是魏文帝。历史上所称的“建安文学”，实际就是集中于他们父子的周围。一家两代人都有才华、有名气，在历史上也不多见哪！
1960年5月，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与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谈论曹植，舒同介绍：“东阿还有曹子建的墓。”毛泽东说：“那不对，他先封东阿王后封鄄城王，后封陈王。你们山东人就要抢曹子建。”舒同说：“有证据的。他这个墓在前几年挖出来，挖出曹子建的佩剑来了。那个剑送到北京去了。”陈王走后封的，毛泽东回答：“我记得的，也许我记错了。”那个《月赋》头一句就是他：“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言下之意，曹植是在陈王封号上时，应刘就病死了，应是应玚；刘是刘桢。他俩都是“建安七子”，也都死于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此事，不是东阿王时。据《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载，曹丕继位后，曹植十一年中而三徒都，数改封王邑，确是封东阿王在前，封陈王在后。但曹植在东阿时，喟然有终焉之心，也确实在那里营造过坟墓。
毛泽东佩服曹操、曹丕、曹植，曾多次阅览《三曹诗选》，对建安文学做了不少研究。所以点评曹操父子三人和建安文学是很准确的，他揭示了我国历史上一种“人才团”的特殊现象。
陈云可称之为“能”
陈云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
1959年7月11日晚，毛泽东在住处与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毛泽东说。“58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些是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是诚恳的。“否则的话，人们就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那个蒋干去盗书，辛辛苦苦，受不少惊吓，以为立了不世之功，结果还遭了白眼，他可不是委屈得很么？”在座几位，哄堂大笑：“主席，你说得太对了。下面有苦难言，而由您一语道破，太有意思了。”
在谈话中，秀才们呼吁陈云出来主管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