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清兵入关，大批满洲贵族、将士及旗下厮养涌入关内。这些人入关后，就不能不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而且清王朝为确保八旗将士的效忠和战斗力，必然要给他们以优厚的待遇，保护他们的经济特权。这时候，圈地开始了。
多尔衮给户部下了一道谕令，要求清查因战乱造成的无主之地，安置八旗官兵。表面看，这是将无主荒地和故明死于寇乱勋戚的庄田分给八旗官兵，并无夺民人田产之嫌，算不上是恶政，但实际上，清朝户部官员和地方政府官吏具体执行圈地令，却远非如此。他们来到乡村田野，由两人骑马拉着户部颁行的绳子，不分有主无主，看好哪块，四周一拉，田地就划归八旗，换了主人。圈一定，田主就要走人。圈地无疑成为极端野蛮而又公开、合法的掠夺！多尔衮把北京内城（又叫北城）的几十万汉民强迫迁往外城（南城），腾空内城安置清朝皇室和八旗官兵。汉人搬迁时虽然给一点搬家费，但根本不够买房或盖房。许多汉民倾家荡产或流离失所。
京城圈完了，再向京畿府县蔓延。
于是，圈占顺义、怀柔、密云、平谷4县地60750垧（1垧即1公顷，合15亩）；圈占雄县、大城、新城3县地49115垧；圈占容城、任丘2县地35050垧；圈占河间府地201539垧；圈占昌平、良乡、房山、易州4州县地59860垧；圈占安肃、满城2县地35900垧；圈占完县、清苑2县地45100垧；圈占通州、三河、蓟州、遵化4州县地110228垧；圈占霸州、新城、沸县、武清、东安、高阳、庆都、固安、安州、永清、沧州11县地192519垧；圈占涿州、涞水、定兴、保定、文安5州县地101200垧；圈占宝坻、香河、滦州、乐亭4州县地102200垧。仅此一次，满洲贵族便在京畿38个府州县圈占992217垧土地。八旗贵族将士将圈占的土地的一部分“以备畋猎、放鹰、往来下营之所”，大量的被圈土地用来安置庄头，迫使农奴在庄田耕作。汉族民众田地被圈，被迫离开家园。“圈占之后，民多失业。”社会上的情形是“田地多占，妇子流离，哭声满路……圈地占房，生气索然”。“庐舍田园，顿非其故，迁徙流离，深为可愤。”许多人被迫铤而走险，揭起反清旗帜。
圈地事起，人言汹汹。面对人民群众的激烈反抗，多尔衮不得不采取措施试图缓解矛盾。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他发布谕旨“令户部传谕各州县有司，凡民间房产有为满洲圈占，兑换他处者，俱视其田产美恶，速行补给，务令均平”。实际情况是，“田地被圈之民，俱兑拨碱薄屯地”，而征赋却照“膏腴民地”则例。在雄县“圈则倍占，退仅虚名”；在庆都县“其被圈之地拨附近军地补还，无如奉行者草率从事，止提簿上之地，希完拨补之局，遂使良法美意不获实及。是被占者不毙于圈占，而毙于拨补也。即如庆邑所拨真定卫地，并不知坐落何处，其簿上四至竟有以鸡、犬、驴、羊、春分、秋水种种不堪字样塞责。地既难于认种，不得不照簿议租，取归本县纳粮”。
顺治四年（1647年），新城县于乐陵、庆云2县拨补。新城县实际“被圈占土地八万一千一百零二垧，于乐陵县补还六万八百八十八垧，庆云县补还一万四千一百二十六垧”，到顺治六年“尚欠未补地六千八十八垧”，而且“庆云兑地已系题过之老荒，乐陵兑地俱系不毛之薄域，第次报荒在案。士民见兑地荒芜，即卖男鬻女为耕种之资，何计可耕？何策可种？似此久荒之地，势必不能开垦，抛荒泣天而逃，十之八九”。百姓被迫“离其田园，别其坟墓，甫种新授之田，庐舍无依，籽种未备”，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
多尔衮下圈地令后，使得“畿甸近地悉圈赐八旗勋戚，各委庄头督之”，香河县“仅存汉人八百一十二丁，又皆零替失业苟活，贷食于庄头。及偿贷失期，则收捕拷掠，五毒参至，毙人如蚁，长令慑庄头之威，或反利其贿更袒助之。由是汉人命益轻，弱益甚”。清廷香河知县丘应登视事未久，竟怆然喟叹：“长此未已，汉有孑遗乎？”京畿地区失去田地、庐舍的汉民“骇散向南，道多馑也”，对此，一些有良心的汉族官员也对圈地气愤不已，多尔衮却非常理直气壮地说：“满人来已二载，即有资囊，亦已用讫，若不圈地，何以为生？岂汉人该丰衣饱食，而满人该饿死耶！”充分暴露了一位征服者、掠夺者的蛮横嘴脸。当满洲贵族掠足了土地，多尔衮又假惺惺地作了一番反省，顺治四年三月，他晓谕户部，“自今以后，民间田屋，不得复行圈拨，著永行禁止”。
“永行禁止”实际上是难以达到的，小规模的圈地仍时有发生。
清朝王公旗人富户并不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在圈占的田地上设立农庄，因为缺少劳力，便实行逼民“投充”的政策，招收农民供其役使。许多汉人不愿离开故土，或经济破产，纷纷投充到八旗名下，充当奴仆。他们的处境非常悲惨，又引发大批逃亡问题。
多尔衮制定了严禁奴仆逃亡的法律，规定：抓获逃人，鞭一百，归还原主；隐匿者正法，家产没收；左邻右舍，各鞭一百，流放边远。这种肆意株连、刑罚过重的做法在社会上产生了严重恶果，与多尔衮“满汉一家”的思想当然也是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