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事件发生后，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日本方面很紧张，深怕影响和谈条件，伊藤博文气急败坏地说：“这一事件的发生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伊藤博文亲自去李鸿章的住处慰问，天皇也派出御医为李鸿章治伤。但李鸿章却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一时机，在得到日方的一点让步后，便立即恢复了和谈。行刺李鸿章的是一个叫小山元之助的26岁青年，出身于财主家庭，父亲是县议会的议员。事件发生后，小山元之助被判处无期徒刑，但只服刑12年就被释放了。
第二年，李鸿章访问德国时，德国政府建议他到医院拍X光检查一下枪伤。因李鸿章遇刺时已是73岁高龄，经过抢救身体无大碍，但没动手术取出弹头。李鸿章欣然接受这一建议，经X光拍片，发现弹头嵌在李鸿章的左颊骨之中。李鸿章看到X光片上所显示的自己的颅骨影像和弹头所在，感到很新奇。当时德国也是刚刚开始使用X光，而此时X光才发现7个月。李鸿章是用X光检查枪伤的第一个中国人。
李鸿章去日本马关谈判前，日本已完全破译了清政府的密码，而李鸿章却全然不知，谈判期间，李鸿章一直跟清廷保持着电讯联系，而联系的内容完全被日方掌握，所以，日方对李鸿章的谈判底线了如指掌。
据后来得知，日本政府在马关议和期间破译的密电就有22次。当李鸿章谈判期间遇刺受伤、日方担心李鸿章中断谈判回国，但从密电上得知，李没有回国的意思，于是大胆放心地制定谈判策略，逼迫李鸿章就范，最终签订了条件极为苛刻的《马关条约》。光绪皇帝看到条约文本后，也认为割地赔款太苛刻，一度拒绝，但最终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予以批准。而日方则庆祝胜利，认为此条约足以“显扬帝国之光荣”。密码失密给中国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甲午战争的失败也与此有密切关系。
平壤保卫战的实际统帅左宝贵
甲午中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增兵朝鲜，抢占军事要塞，积极筹划入侵中国。左宝贵洞察日本的阴谋，立即派人到朝鲜汉城侦探敌情，绘制地图，为赴朝抗日作准备。他认为，“朝鲜为中国门户，奉省（奉天省，今辽宁）为扼要之区，所有海防江防宜俱加周密”。因事关重大，左宝贵“禀请添军置炮，预备不虞”。
由于朝鲜形势吃紧，清政府于1894年7月21日派遣左宝贵、马玉崑、卫汝贵、丰升阿分别率领部队开赴朝鲜，增援驻守牙山的清军。这四路大军总计29营，13000余人。
1894年7月25日晨，日本陆军在朝鲜牙山口外袭击清军运兵船，当天夜里，日本陆军向驻守牙山的清军进攻，甲午中日战争爆发。8月初，四路赴朝援军抵达平壤。左宝贵与诸将商议挥师南下，联络驻守牙山的清军叶志超、聂士成部，南北夹击日军。突然，电讯传来，牙山守军已于7月29日在成欢战败。援军南下的计划破产了。左宝贵得知牙山清军聂士成部拼死抗敌，因势孤力单，不得已突围而出，立刻“派人改高丽装，出探三百余里，始将牙山清军接进平壤。为了同日本侵略军持久作战，左宝贵积极筹集粮草，并派人回沈阳取棉衣。
牙山清军主帅叶志超没有跟敌军交战就绕道数百里于8月下旬逃到平壤。他谎报战功，骗取了清政府的信赖，被任命为平壤各军总统。败将升官，全军震惊，诸将不服。身为两万清军统帅的叶志超，整天吃喝玩乐，对平壤战守漫无部署。
9月4日，左宝贵打探到日军分四路进逼平壤。他建议：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一路，以收取各个击破的效果。他的建议受到诸将赞成。左宝贵调集马步兵15营7000人，分左、中、右三路，向平壤南面中和、黄州方向出击；又集合3000兵力，向平壤东面元山方向挺进。当时，“各统领奋勇争先，均挑八成队前赴中和”。这两支出击部队起程不久，叶志超听说日军已进到成川，距平壤不足50公里，平壤后路危急。他火速召回出击部队，放弃了主动进攻日军的有利战机。
9月14日，日军完成对平壤的合围。左宝贵找叶志超商议防守计划。叶志超主张弃城逃跑，少数贪生怕死的将领随声附和。左宝贵气愤地骂道：“若辈惜死可自去，此城为吾家矣！”当天晚上，叶志超召集众将会议，正式提出弃城北逃的主张。当时诸将一半赞同，一半反对。左宝贵慷慨陈词说：“敌人悬军而来，正宜出奇痛击，令其只轮不返，不敢再正视中原。朝廷设机器，养军兵，岁糜金钱数百万，正为今日，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国家？大丈夫建功立业在此一举，至于成败利钝暂时不必计也。”左宝贵的豪言壮语，激励着诸将。为了防止叶志超潜逃，左宝贵派亲兵对叶志超进行监视。“至是叶之威信完全坠地，其号令不行。”左宝贵成为平壤保卫战的实际统帅。
北洋舰队——悲壮的黄海海战
1894年9月17日，大清国北洋舰队从朝鲜返航至鸭绿江口外的黄海时，等候在那里的日本海军舰队迎面而来。
中午时分，阳光照射在海面上，海水泛着耀眼的波光。12时50分，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主炮首先开炮，炮弹呼啸着从日舰“吉野”号上方飞过。几分钟之后，北洋舰队“镇远”号的炮弹击中了日舰“先锋”号。日本人用四艘快速舰死死缠住北洋舰队中火力最弱的“超勇”号和“扬威”号，致使两舰最终中弹起火。这时，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被炮弹巨大的爆炸震落于指挥台下，这位大清国的海军将领拒绝进舱避弹，坐在甲板上继续指挥战斗，然而旗舰上的信号系统已被打坏，丁汝昌的指挥口令已无法发出。混战中，几艘日舰绕到了身后，北洋舰队开始两面受敌。然而，与那段风雨飘摇的历史中每战必败的陆军不同，北洋舰队所有的水兵没有怯战。日舰“赤城”号被猛烈的炮火轰击，包括舰长板元在内的所有官兵全部死亡。北洋舰队中弹起火的“超勇”号直到沉没的最后时刻，火炮依然还在发射。
海战持续到14时20分时，北洋舰队炮弹已经打光的“致远”号与日舰“吉野”号迎头相遇。“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五短身材，头发稀疏，人称“邓小辫子”，打仗时爱犬跟随身边。他知道“吉野”号是日舰主力，于是下达了撞沉“吉野”的命令。中国近代史上极其珍贵的一幅壮烈画卷展开了：“致远”号大副陈金揆亲自操作鼓轮，那些还活着的清军水兵全部站在前甲板上，等待着与日舰同归于尽的时刻。那个时刻没有到来，“致远”号中了水雷，除7名水兵获救外，全舰官兵全部殉国。邓世昌的尸体漂浮于海面，爱犬衔住他的辫子不放，直到尸体被打捞上来。
在“致远”号中水雷的同时，一发炮弹落在了北洋舰队“经远”号的指挥舱内，管带林远升的头颅被炸碎，几乎全舰水兵随舰沉入海底。15时30分，北洋舰队坚持作战的军舰仅为4艘，而日舰为9艘。日舰以其中的4艘围攻北洋舰队的“来远”号和“靖远”号，5艘围攻“定远”号和“镇远”号。“定远”号和“镇远”号都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大型铁甲舰，日本海军决心将这两艘军舰击沉，以实现“聚歼清国海军于黄海”的预谋。可就在这时，从“定远”号上射来的重磅炮弹击中了日军旗舰“松岛”号上的弹药舱，黄海海面瞬间响起十分恐怖的巨大爆炸声，“松岛”号上113名水兵被炸上了天空，而舰上的炮手全部死亡。日舰当即下达了退出战斗归航的命令。
就在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血战的时候，防守大清国东北边境的清军却在一发不可收拾地逃跑，以致日军仅放了一排枪就渡过了鸭绿江，然后长驱直下攻占金州、大连、旅顺、海城。大清国辽东尽失之后，1895年2月7日，日军20多艘战舰开始对驻防威海卫的北洋舰队进行最后的攻击。由于威海卫南岸炮台已被日军占领，北洋舰队不得不腹背受敌地作战。两天以后，北洋海军鱼雷舰队避战逃跑，解除了鱼雷威胁的日军趁势轰击刘公岛，史书记载为“炮弹如雨”。威海卫大势已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命令丁汝昌率领舰队突围。这时候，美国人浩威和严威德受大清朝廷的指派出现在这场战争中。他们是这样向大清国描述自己的绝技的：我们能够设计一种战船，“轰击敌舰时，无论敌人停泊还是行驶，都能将其击沉”；我们能让“我方鱼雷靠近敌人舰队时敌人没有察觉”；我们能够轻易把普通商船“改造成标准的战舰”；我们能够在48小时之内把海面布置成天罗地网而“不用水雷”；我们能让烟雾缭绕于海面使敌人“闻而气闷即退”。于是，大清皇帝亲自颁发了让他们“顾问”北洋海军的任命。而当威海卫海战打响后，这两个洋顾问只忙碌着一种“绝技”：迫使丁汝昌投降。北洋舰队孤军作战，丁汝昌悲愤已极，最后时刻，为不使“定远”号和“靖远”号落入日军之手，遂下令将其炸沉。然后，大清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丁汝昌的副手刘步蟾自杀，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自杀，“镇远”号管带杨用霖拒绝出面接洽投降，自杀。
1895年2月17日16时，雨雪交加，日本联合舰队开进威海卫。大清国北洋海军舰队全军覆没。中日甲午战争至此结束。
北洋陆军最后的脊梁聂士成
1900年4月，聂士成奉清廷之命围剿义和团。到了6月，又奉清廷之命与义和团一起和洋人作战。这时，聂士成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怪圈，他已经成为一个被朝廷不断指责、官员蓄意革除、义和团最为痛恨以及洋人最想消灭的人。一切都源于他对义和团的态度。作为一个多次与洋人交过手的将领，聂士成知道大清国不具备与列强抗衡的力量，而如果国内再动荡频起，只能令国家不可避免地衰弱下去。因此，从义和团兴起的那一天起，聂士成始终认为义和团不可能“扶清灭洋”，救国于危。他亲自观看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表演，当场揭穿了农民们的把戏：先装枪弹，再装火药，发火之后，火药在前，只见烟火喷出，枪弹不是被火药推出的而是带出的，所以伤不了人。聂士成当场杀了那个搞骗术的农民。于是，当清廷为了对抗洋人而宣布义和团为“义民”时，义和团向清廷提出的惟一条件是：杀聂士成。朝廷里反对洋人的大员纷纷支持。而慈禧深知国家打仗无论如何还得靠聂士成这样的将领，因此下达的懿旨是让聂士成“戴罪立功”。
此时，聂士成部据守着天津西一个叫做八里台的地方，这个简陋的地方因为他而载入中国近代史。
1900年7月9日凌晨5时，联军与清军在八里台的决战开始了。
聂士成部5500人的正面是6000多人的联军；背后，是步步逼近的500名日军。当联军的第一发炮弹在八里台炸响时，聂士成走出军帐，低声说：“弟兄们，开始了。”部下说：“请求增援吧！”聂士成说：“清军无援可增，准备打吧。”
八里台阵地前有一座小桥，聂士成骑马立于桥边。主帅前沿督战，聂军无人敢退。当联军冲上小桥时，聂军官兵跃出射击阵地，与联军扭打成一团，双方杀得桥下的河水染红。两个小时后，聂军显出了支持不住的迹象。联军的炮弹打来，聂士成依然一动不动。部下喊：“军门，躲躲！”聂士成纵马向前，吼了一声：“跟我杀！”这时，有人飞报聂士成，说义和团抄了他的家，抓走了他的老母。聂士成停顿了一下，然后拍马而去。官兵们知道，聂军门决定死了。
管带宋占标跟随聂士成多年，他上前拉住聂士成的马嚼环，大哭：“军门，不能去啊！”前沿上的聂军官兵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听见聂士成平静地说：“孩子，你不懂。”宋占标拉住聂士成的马死活不松手，聂士成大喊了一声，挥刀向宋占标的手腕砍去。
天大亮了，八里台阵地正面的德军指挥官库克认出了聂士成，因为他曾在聂军中当过骑兵教练。库克派士兵充当军使，要求聂军投降。但是遭到了拒绝。据说库克得到的回答是，他这个“懂中国话”的德国人从来没有明白过的一个中国字：屌！库克随即命令所有的火器一齐开火。他知道，不把聂士成打死，八里台的战斗永远结束不了。
炮弹和子弹跟随着聂士成的战马，在混战中形成一个烟火的核心。一匹战马倒下，聂士成再换乘另一匹。他一连换乘了四匹战马，两条腿先后被打断，在马上摇摇晃晃的。接着，一块弹片划开了他的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但聂士成依然没有从马上跌下来。这时候，联军占领了小桥，聂士成带领官兵向小桥冲击。一发子弹从聂士成的嘴里打进去，从后脑穿了出来，又一发子弹射穿了他的前胸，最后的那发子弹击中了聂士成的太阳穴。聂士成栽下马来，滚落在阵地上……
库克面对聂士成伤痕累累的遗体感慨不已，出于军人之间特有的情愫和敬意，他亲自将聂士成的遗体用一块红毛毯盖住，并脱帽鸣枪致哀。聂士成的遗体被郑重的交还给清军，当然，此时，天津已经是全城陷落了。
义和团在历史上是个颇尴尬难言的“民族英雄”。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时满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了打击、利用、剿灭的过程。聂士成奉命镇压，又奉命协作，身为军人面对命令没有选择，朝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手腕就这样把他逼上了绝境。他在前方以死督战，群情激愤的义和团在后方抄了他的家，凌虐他的家人，抓走了他70岁的老母。当他在阵地直面列强的炮火，低沉地说：“清军无援可增，准备打吧”。悲痛一定如焚心煮骨。“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是清廷对聂士成的十六字评语，死了仍是戴罪之人，逝者已矣！身后荣辱不重要了。
聂士成是个很有才情的武将，他赴朝作战时所写的《东征日记》字里行间透着铁骨铮铮的男儿气概。只有两处落笔柔情，在开头和结尾他提到母亲：“于五月初三日由芦台拜别慈亲启程。”“初二日，至芦台，拜见慈亲，脱换征衣，已生虮虱。”中国儒家思想推崇男人的两大德行是忠臣、孝子，嗟叹终究没能两全。这就是聂士成那充满坎坷的一生。
康有为七次上书光绪帝
许多人都知道“公车上书”的故事。但很少有人知道，除了组织“公车上书”外，康有为还多次以个人名义给光绪皇帝上过书，前后达七次之多。
清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秋，在北京的湖广会馆里，一个中年士子正在奋笔疾书。他身材略显矮胖，眉宇间掩饰不住忧郁、激愤的神色。他就是后来名动天下的康有为。30岁的康有为是第二次参加顺天乡试，不过，他又一次落第了。时局艰危，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大同书》作者对于自己再一次的落第并不很在意。他是胸怀“救世”的大志来到京城的，他渴望能够拯救中国，干一番大事业。要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必须找到一条“通天”之路，在他看来，直接给皇帝上书，是最好的选择。思索一会儿，他又提起笔，愤激地写道——
现在已经是外夷交迫，兵弱财穷。值此非常之局，决不能再保持祖宗留下来的旧法，必须实施新法……这就是康有为的第一次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