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子曰：见得思义。
“古句新解”
孔子说：“获取财利时，要思考是否合乎义的准则。”
人的自私本性决定了人的行为，大多数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但是一部分人因为权势或际遇而觉得自己可以没有任何顾忌地去追逐私利，从而走向骄横奢华，以致最后因为私心无度而引火烧身；又另有一些不愧是君子的人，任何时候都能自律有度。他们不光一生平安顺达，而且还能够创建功业，留下美名。
齐襄公二十八年，齐国的权臣庆封到吴国，集合他的家族居住下来，聚敛的财物比原来更加丰盈。当时的子服惠伯对叔孙穆子说：“上天大概是让淫邪的人发财，这回庆封是又富了。”穆子说：“善人发财叫做赏赐，淫邪的人发财叫做祸患，上天会让他遭殃。”昭公四年，庆封被楚国人杀死了。以前他的父亲庆克曾经诬陷鲍庄，当时庆封正在策谋攻打子雅、子尾，事情被发现，姓崔的人叛变了，庆封的儿子舍庆封逃到吴国（这里说的子雅、子尾是齐国的公子）。同一年，齐国崔姓叛乱，子雅等公子们都失散了，等到庆氏灭亡后，齐王又招回了这些公子们，于是他们就都各自回到了原来的领地。叛变的事件结束后，齐王赏给晏子邶殿的60个乡邑，他没有接受。
子尾说：“富有是人人都想得到的，可是你为什么偏偏不要呢？”晏子回答说：“庆氏的城池多得能够满足他的欲望，可他还贪而不忍，所以灭亡了；我不需要更多的城池用以满足自己过分的欲望，不要邶殿并不是拒绝富有，而是害怕失去富贵。因为富贵就像布帛那样有边幅，应该有所控制，让它不至于落入人手。”这是说富人不能随意增加财富，否则将会自取灭亡。
对于贫寒清苦的生活，有些人以为很苦，而不少名士、隐士则有他们不一样的见解，从中也可以看到他们把忍受清贫的生活当成了一种修身养性、战胜人性中贪欲的一种方法。他们不以这样为苦，反以这样为快乐。
孔子关于“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主张，并不是对人的空头说教，可以说这是他从自身的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生活准则。放眼孔子的一生，应该说他是“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他自己曾经说过：“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就是这句话，足以概括孔子当时忧天下、忧国家、忧民族、忧文化的复杂心情。
孔子饱蘸着蕴涵丰富人生哲理的甘苦浓汁，不仅鞭策着自己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人生理想，还启迪着后人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才华以至热血。
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不仅深刻地表达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达情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政治抱负，同时也充分展现了作者崇高的人格和宽广的胸怀。
《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字希文。是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后代。他的祖先原是西邻州人，后来迁往江南定居，就成了苏州吴县人。
范仲淹刚两岁的时候，父亲便去世了，母亲改嫁到甾州长山县朱家，他也就跟着姓朱，名叫朱说。范仲淹在少年时代就非常有志气，当他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的时候，深感悲苦，于是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独自前往应天府，投靠到同文的门下学习。
他昼夜不停地苦读，冬天疲乏至极的时候就用凉水洗脸，来驱除倦意。他的食物不充裕，所以不得不靠喝粥来度日。后来范仲淹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了进士，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这时他把母亲接来赡养侍奉。调任集庆军节度推官后，便恢复了原来的范姓，又调移楚州粮料院作监。每每参与政事，他就上书朝廷，提出了一系列建议：选择贤明的人任州郡长官；举荐有成绩的人当县令；扫除社会上的游散懒惰势力；裁汰冗员并取缔过度奢侈；严格选举制度，培养将帅以加强边防等。
范仲淹熟读六经，尤其以《易经》为擅长。很多学习儒家经典的人，都来向他请教、问业，他捧着经书为人们讲解，从来不知疲倦。他还曾经用自己的收入购买饭食，供给前来求学的各地游士，以致于自己的孩子们衣履都不整齐，出门的时候不得不轮流更换一件较好的衣衫，而范仲淹对此竟处之泰然。每当谈论起天下大事来，他都慷慨激昂，当时在士大夫之间逐渐形成的注重品格修养和讲究节操的风尚，正是在范仲淹的影响和倡导下开始的。
天圣七年，范仲淹因为上书谏请刘太后把朝政权利还给宋仁宗，被迫受命离京，到河中府去做通判，后来又被调到陈州做通判。他虽然由京官沦为郡官，但还是关心朝政，劝说朝廷体恤民情，勤政爱民的热情不减。那时候，朝廷正从陕西征购木材，运往京师，建造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上奏说：“不久以前，昭应宫、宁寿观接连毁在了火灾，上天的惩戒过去才不久，现在又大兴土木、破费民产，这可不是顺人心、合天意的事情，应该马上停止修建寺观，减少征购木材的数量，以及免除民间在这方面的欠债。”又说，“受到宠幸的人，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任命手续，便纷纷由皇宫里直接降敕授官，这不是太平之象。”这意见虽然没有被采纳实行，但宋仁宗却也不得不承认范仲淹心地忠诚。
范仲淹为人正直，刚正不阿，所以慢慢与宰相吕夷简不和，又因为他屡次上书，批评朝政，惹得皇帝不高兴而将他再次贬出京城，后来又调任陕西路永兴军的知军州事。对于个人的升迁去留或褒或贬，范仲淹从不计较。在新任上，他依然积极整顿军备，训练队伍，改变战略，厮杀疆场，并加以安抚，没有几年工夫就使西线边防稳定了下来。
范仲淹年幼的时候家中十分贫困，后来官做到龙图阁大学士，虽然富贵了起来，但没有宾客在场时，一餐仍然不吃两份肉菜。妻子儿子的衣食，也是只刚够吃用。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赠送给别人，还在家乡创置了“义庄”，用来赡养和救济本宗族那些无依无靠的人。他待人处世十分亲热敦厚，并且乐于替人家办好事。当时的贤士，很多都是在他的指导和提拔下成长起来的。他处理政事，最讲究的是忠厚二字，所到之处，大多有惠民的德政。邻州和庆州的百姓，与那些归附宋朝的羌族人民，都画了他的肖像，给他立生祠来纪念他。到他逝世时，各地听到噩耗的人，都为之叹息。羌族首领数百人聚众举哀痛哭，戒了三天斋才渐渐散去。后人在他的墓碑上铭刻“廉洁俭约，克己奉公，直言尽职，利泽生民”话语。
范仲淹正是以这种倡导和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上树起了一座风尚之碑，也开拓性地注释了“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真正含义。
在中国古代，不知有多少人，在大义面前放弃了大利，为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为了自己的道德准则，为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宁肯过着贫穷的生活，也不改变自己孜孜以求的志向，视富贵如浮云，安贫乐道。这种精神，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光辉崇高的，非常值得我们去继承、发扬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