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又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意思是说：受得住委曲，方能保全自己，经得起冤屈，事理才能得到伸张；低洼反能盈满，凋敝反而新生；少取反而多获，贪多反而昏迷。其实在危难中能保全自己的人，全凭懂得空虚道理。老子认为，以退为进的处世哲学是最高明的方法之一，因为选择退让一步就等于为日后进一步留下回旋余地。
田婴采用以退为进，达到了保障自己专权的目的。
田婴担任齐国宰相的时候，有人对齐宣王说：“每到年终总结算的时候，大王为何不多花费几天的时间，亲自听取各个地方官员的简报呢？否则，怎么会了解官员的奸邪、优劣呢？”
齐宣王听后，觉得很有道理。
田婴知道这条冠冕堂皇的“馊主意”是有人故意冲着他来的，其目的是剥夺他的大权。尽管不动声色，田婴却早已盘算着要让这条“馊主意”破产。
因此，就在齐宣王准备亲自听取简报的当天，田婴下令官员们把所有记载官库入账、出纳的种种账目准备齐全，而且要一条一条、事无巨细地逐一向齐宣王报告。
就这样，齐宣王听了整整一个上午，才听了一小部分。吃完午饭后，简报继续，直到晚饭过后，报告的程序还进行不到一半，齐宣王看来已经吃不消了。
这时，田婴却对齐宣王说：“这是群臣们一年来日夜操劳忙碌的成果。大王如果能彻夜倾听，对官员们的士气必然是一大鼓舞，有益于他们将来更加勤于政事。”
齐宣王听后，同样觉得有道理。
尽管齐宣王从善如流挑灯夜听，但是没过多久，就一再打盹，昏昏欲睡了。最后，齐宣王终于撑不下去了，索性将听简报的事全部交给田婴去处理。
故事中，齐宣王是“耳根软”，没什么主见，而田婴则是害怕原有的大权无形中被稀释；同时，他也看准了齐宣王根本不是“那块料”，因此，干脆就让他听得彻底一点，看看宣王到底有没有这份耐心。于是田婴顺水推舟，将计就计，同样利用冠冤堂皇的理由，以退为进，来达到保障自己专权的目的。
掌握时机要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有时会出现有利的时势、环境和条件，田婴就是这样，利用有利条件，以退为进，取得了成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由此可见，人生世事难料，只有那些进退自如的人，才能慧眼识金，适时地做出进退，在进退中抓住机会不放，从而一举取得胜利。
人这一生，大凡打拼事业、谋求发展，都要面临“进”和“退”这两种选择——不“进”则“退”。任何一个人都希望“进步”，谁也不喜欢“退步”。尤其是在官场，每一个人都希望官越做越大，职位越来越高。然而，事实上在官场那些飞黄腾达的人中，也有“退步”的阶段，当然他们是在“退”一步“进”两步的情况下完成自己的进步的；而那些不停地走下坡路的人，也有风光的时候，只不过那些“进步”被掩盖在“退步”的大趋势中了。
其实，“进步”与“退步”也是相对的，有时候甚至很有讲究。比如，“以退为进”和“以进为退”都是一种策略，执行起来却很复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非常险恶的境地，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以退为进，与德国签订了着名的布列斯特和约。虽然表面上是“退”，却以空间换时间，为新生的政权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为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历史上有很多“以退为进”的事例，当年刘关张兄弟失散，关云长保着刘备的妻小，不得不暂时屈居于曹操门下，一旦机会成熟，立刻“争取进步”。要斗争就必须有曲折，当年我们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经常是放弃暂时的即得利益，却为以后的大发展创造机会。“今天大踏步地后退，是为了明天大踏步地前进。”这一“退”一“进”，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
这就是聪明人与蠢人之间的区别——聪明人审时度势，不一味蛮干，该“退”一步的时候决不逞一时之快而招致损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围剿”，毛泽东等革命领导人机动灵活，“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取得前几次反“围剿”的胜利；而后来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知进退，一味蛮干，以阵地战对阵地战，断送了大好形势和胜利果实，使中国革命退了一大步，不得不进行长征。
所以，我们应该认清形势，不做蠢人，学会分析，争取主动，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得失，从长远利益出发，争取最后的胜利。我们应该明白，退是为了更好的进，退不是消极的退，而是积极的、有目的的退。这种退是一种策略。
低调处世，规避风雨
该低头时就低头，也就是在形势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要学会主动退让，自觉认输。学会认输并不等于真的认输，而是一种暂时的保全之道。只有保存实力，你才能有重新奋起的可能性。
权力场上的斗争水火不相容，谁也不想认输，谁都想高人一筹。但是当面对比自己权力更高的人时，即使能力比对方强，也不能过于显现，否则，会引起对方的嫉妒，最后惹火烧身，给自己招惹麻烦。面对这种情况，要学会低调处世，巧妙地规避风雨。
低调是一种做人的艺术，也是感悟人生后的一种智慧，经历挫折后的一种持重。有志者欲成就自己的事业，必须学会低调做人，磨炼自己的忍耐力，否则将很难成就大事业。
人生在世，要学会保护自己，低调不是消极地避利避祸，而是为了养精蓄锐，取得更大的发展。
这种“低调做人”的自卫自保之法，在拥有长矛利器的曾国藩那里也曾被运用得淋漓尽致。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因为作战有功，被封为救勇侯，世袭承替。这对曾国藩来说，真可谓功成名就。但是，聪明的曾国藩此时并未感到春风得意、飘飘然，他在这个时候想得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赏自己的成绩和名利，而是担心功高招忌，恐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
他想起了历史上许多身居权要的重臣，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的前车之鉴。因而湘军进了天京城后，曾国藩急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当年就举行分试，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的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并发给全饷；三是裁撒湘军四万人。这三件事一办，立即缓和了多方面矛盾，原来准备弹劾他的人都不上奏弹劾了，清廷也只好不再追究。曾国藩在给清廷上奏的裁撒湘军的折子中说，湘军成立和打仗的时间很长了，难免沾染上旧军队的恶习，且无昔日之生气，奏请将湘军裁撤遣散。曾国藩以此来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无意拥军，不是个谋私利的野心家，而是忠于清廷的卫士。
曾国藩的考虑是很周到的。他在奏折中虽然请求遣散湘军，但对个人的去留问题却是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说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将有贪权恋战之疑；如果明确请求解职而回归故里，则会产生多方面的猜疑，既有可能给清廷以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尽忠的印象，同时也有可能被许多湘军将领奉为领袖而招致清廷猜忌。
其实，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就准备解决曾国藩的问题，因为他拥有朝廷不能调动的那么强大的一支军队，对清廷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
朝廷正在琢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曾国藩的主动请求，正中统治者们的下怀，于是清廷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军。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在对待曾国藩个人时，清廷仍然委任他为清政府的两江总督之职。保持稳立不倒，其实也正是曾国藩自己要达到的目的。
聪明人大都懂得保全自身最重要的道理，无论是为官还是做人，锋芒太盛时，要适度地收敛一下，低调做人，免得惹来灾祸。先求生存，后谋发展。
人们常说，小聪明的人总是喜欢表露自己的聪明，而大聪明的人则是让别人显露他们的聪明。所以，真正的聪明人总是精明内敛，因为他们信奉低姿态生活，高境界做人。这样的人才具有真正的大智慧，也往往会取得人生的成功。
该低头时就低头，也就是在形势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要学会主动退让，自觉认输。学会认输并不等于真的认输，而是一种暂时的保全之道，只有保存实力，你才能有重新奋起的可能性。
正如俗语中所说：做锥子，有时候要懂得把秃的一面朝人；当金子，则要懂得适时地收敛自己的光芒。如若不然，则就有可能白白断送自己的前途甚至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