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宗即位到这一年的年底，房玄龄十分操劳。作为深受太宗信任的近臣，又手握重权，朝中一应事务都需他来参与处理，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太宗是个明智果断的皇帝，富于卓识和才干，在这样的皇帝身边为相，既是对个人才华能力的考验，也需要充沛的体力和精力。
当时，革除旧弊的工作千头万绪，巨细纷呈，同时又有突厥不断来犯，文来武去，内安外攘，两手都要硬。这一年太宗二十七岁，房玄龄四十七岁。与从前那些黄口小儿登基的皇帝相比，李世民经历了许多沙场征战与宫闱斗争的考验，自然具有政治家的老练与成熟。房玄龄此时也正值年富力强，明主得了天下，良臣深得信任，自己的才识和经验都得以充分发挥，所以心情舒畅，不知疲倦。
七月己丑，突厥举十万大军入寇陇州、渭州，朝廷遂派右卫大将军柴绍率兵抗击。柴绍打了胜仗，歼敌千余人，杀死可汗子弟一人。八月丙辰，突厥遣使来和，暗中探察唐朝动静，不久，突厥又进攻高陵。尉迟敬德率兵与突厥军大战于泾阳，大捷，又消灭敌一千多人，俘获突厥俟斤（高级将领）阿史德乌没啜。但这并未阻挡住突厥的攻势，颉利可汗一怒之下亲自率兵，进至渭水北岸咸阳桥头，距离长安仅几十公里了。
颉利可汗大兵压境，派心腹执失思力入城来见太宗。黄门进宫来报，太宗传旨宣进殿前，执失思力有恃无恐，声称他们可汗此番将兵百万，已经兵临城下了，若想保住朝中性命，只有屈服妥协一条路好走。
此时的突厥确是不比从前了，隋末唐初以来的中原战乱，使东、西突厥都乘机复振兵马，他们雄踞漠北，控扼西域，势压中原，从东面的契丹到西域的吐谷浑、高昌诸国，臣属众多，拥兵百万，军事力量十分强大。当年参与群雄角逐的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高开道等人，虽然都自称帝号，但一律都向突厥称臣；高祖父子在建唐过程中，为了争取突厥的支持，也向突厥臣贡“财帛金宝”，以此向突厥借助兵马。高祖武德年间，突厥也曾数次向唐朝勒索，高祖只是以礼相待，委曲求全，怎奈突厥贪得无厌，并越发骄纵蛮横了。如今唐朝换代，突厥闻知信息便举倾国之兵前来掠夺，料想这位刚坐上皇帝宝座的新主定会战战兢兢，要什么就得乖乖地给什么了。
见执失思力抱住双肩昂然而立，长孙无忌断喝道：“既见我皇，还不跪下？”
执失思力竟哈哈大笑。“什么皇上？我们的皇上是我大汗，正在桥边等你回话儿呢！”于是又埋怨一通唐朝新主不去向突厥请礼、岁贡一年比一年少等等。直说得侯君集、尉迟敬德、秦叔宝等一群武将，个个横眉立目，恨不能一刀将他劈了。
太宗大怒，斥责道：“我从前曾与你们可汗面结和亲，馈送许多金银蜀锦，为的便是敦邻修好，如今你们可汗背盟入寇，难道就不害臊么？你们虽然生自戎狄，可也长着颗人心，怎么就能全然忘了我朝大恩，自夸强盛了？”遂喝令推出去斩了。
房玄龄示意堂上文武大臣们坐下，这样即便执失思力不跪，也不失朝廷之威了。遂与太宗低声说道：“自古两军交战不斩来使，陛下权且息怒，以礼相还便是了。”
太宗说道：“我若还了他，那颉利可汗必定以为我怯他，越发恣肆了。不如杀了这厮，以示我朝天威。”
房玄龄说：“慢说是杀了他，凭我国兵力，就是将他十万军卒尽剿于渭北，也是不难。可是陛下新立，军队和百姓多年苦于战乱，再燃烽火，只恐天下人复又堕入无望了。依臣之见，陛下可亲往咸阳桥走一趟，如肯修好，则善待之，如不肯修好，再击之不迟。”
众臣听了，都很惊讶，心想让皇上亲临敌前，万一被突厥俘了去怎么办？但房玄龄料定突厥此番不敢擅自动武，便命人将执失思力先押于门下，然后随太宗往咸阳桥边迎敌。
当下太宗吩咐李靖校点兵将，全装披挂，绰枪上马，径出玄武门，身边只带房玄龄、萧瑀、长孙无忌等六骑。
渭水在长安附近有三座桥，即东渭桥、中渭桥和西渭桥。西渭桥又称咸阳桥，是汉武帝时所建，因在当时长安城便门以西，与便门相对，因而又称便桥。从长安渡渭水西行，多由便桥通过。
太宗率房玄龄等人驰至桥上，只见对岸营帐无数，旌旗猎猎，那些突厥士兵摇旗鼓噪，一派虎狼之声。太宗半立在马上大呼道：
“你等可见朕亲自来了么？朕与你们约为兄弟，说好永不相犯，为何负约又来侵扰，莫不是想来送死么？”
对岸的颉利可汗见太宗只带六骑而来，不免大吃一惊。众兵将纷纷放下旗帜兵器，拜于地下，一时间山呼万岁，声闻数十里。随后，就见唐兵自长安方向席卷而来，旌旗蔽野，剑戟森严，各依次序排列阵前。原来朝中长孙无忌等大臣还是放心不下，便派了尉迟敬德、秦叔宝诸将领兵护驾而来。太宗把手一挥，令众军远退，只与颉利可汗隔水对话。
颉利可汗起初担心有埋伏，所以未敢过桥，今见唐朝大军如蚁如蝗，自知不可造次，言语中不免客气了许多。问执失思力如何了，房玄龄告之正在客馆喝酒吃肉，颉利便更加气馁羞愧，答应再遣使臣来议和。太宗应允，当下斩了座下白马，与颉利歃血盟誓于桥上。突厥遂引兵退去。
回到朝中，大臣萧瑀问房玄龄：“突厥没来请和的时候，众将争着要出战，你却建议皇上不战；如今反倒让皇上亲自迎敌，不识何故？”
房玄龄笑着说：“这哪里是我的主意，是圣上大智大勇啊！要想消灭他们倒也容易，只是圣上考虑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当以安抚之。倘若跟他交战，结怨越来越深，损失可就大了，敌人难免会因为惧怕而加紧修备，倒让我们整天提心吊胆的。”
太宗闻言，一旁说道：“房卿所言是矣。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正此之谓也。”
萧瑀拜道：“陛下神机妙算，非臣等所及。”
突厥退去，边地稍靖，太宗可以腾出手来治理国内事务了。房玄龄身为中书令，协助太宗执掌一朝政务，自无一日清闲。
其时国内经济凋敝，灾害频仍，形势非常不好。隋朝盛时，朝廷控制的户数曾达到九百万左右，经过隋炀帝的残暴统治和长期战争之后，到唐武德末年就只剩下不足三百万户了。政局也不十分平稳，隐太子、齐王的余党还散布各地，其中包括了一些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在武德九年和贞观元年，地方上曾不止一次发生变乱。
高祖时，为了制止金银绫绢等贵重物品私相贸易，沿黄河各紧要关口都设立关卡，禁令很严，是老百姓意见最大的一个热点问题。房玄龄见到地方上的奏折，立即替太宗起草诏书，撤销了沿河各关口的防务，禁止路霸行为。诏文说：“国家设立关卡的地方，都是交通要道，其目的应是禁止坏人犯罪违法，而不是侵害百姓。但许多年来禁防森严，这不是安民招商的好办法。现令潼关以东沿河两岸关卡一律废除，凡金银绫绢，今后皆可出入。”
九月初一，结盟而还的突厥颉利可汗，派人献给太宗三匹马和一万只羊。房玄龄建议太宗不要接受，说：“陛下可记得，温彦博还羁押在突厥手里么？如能利用这个机会，让他们放温彦博还朝，那么天下人都会知道陛下并不看重财物羊马，重视的是人才和百姓。”
温彦博字大临，出生于书香之家。父亲温君悠曾任北齐文林馆学士、隋泗州司马。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温彦博不仅有学识渊博的父亲，还有和他一样自幼就博览群书、聪颖异人的哥哥温大雅和弟弟温大有。还在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其父的朋友薛道衡、李刚就断言三兄弟“皆卿相才”。隋朝开皇末年，“通书记，警悟而辩”的温彦博通过对策及第，被授为文林郎，直内史省。后来隋虎贲郎将罗艺起兵攻占柳城、怀远等地，自称幽州总管，温彦博被引为司马。
唐武德二年（619），罗艺归唐，温彦博因预谋此事有功，被任命为幽州总管府长史，封西河郡公，不久被高祖召入朝廷，拜为中书舍人，又擢为中书侍郎。房玄龄投奔太宗时，是温彦博替他引荐的。高祖时，高丽国派遣使者贡献地方特产，高祖欲让而不纳，温彦博引证历史，认为如此不妥，劝高祖说：“辽东本周箕子国，汉立玄菟郡，今不接纳北使朝贡，则四夷何所瞻仰？”高祖认为言之有理，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接受了高丽国称臣纳贡的要求。
温彦博出事是在武德八年（625）。当时突厥率骑兵十余万大掠朔州并进犯太原，高祖命温彦博为行军长史，协助右卫大将军张公瑾反击。唐军与突厥在太谷（今山西太谷）大战，唐全军覆没，温彦博兵败被俘。突厥贵族因温彦博为皇帝近臣，逼问他唐朝兵粮虚实，温彦博坚贞不屈，拒不回答。突厥大怒，将他流放到阴山苦寒之地。
一年来，房玄龄须臾没忘记那个有如苏武牧羊一样的温彦博，平时看见温彦博的家人，总是好言相慰，时刻惦记着把他救回来。
太宗依从房玄龄所谏，令颉利把所掳掠的中原百姓归还唐朝，并指名要放还温彦博。不久温彦博回到京师，房玄龄以太宗的名义摆宴为其接风，温彦博感激不已。随后，温彦博被任命为雍中治中，不久改检校吏部侍郎。他兢兢业业，恪守职责，“意有沙汰，多所抑损”，被提拔为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
虽然突厥一再表示友好，但太宗和房玄龄并没有放松警惕。太宗把各禁卫军将领和军士们请到显德殿院中，让他们练习射箭。他告诫将士们：“自古以来，北方的胡狄就不断侵扰中原，最令人担心的是，边境稍微安静，做皇帝的就放松戒备，追求游乐，忘记了战争的威胁，因此敌人一旦打上来就没有办法抵御。现在我不派你们干一些挖池筑苑的活，而让你们专门练武，朝廷上无事时，我亲自当你们教练，突厥来犯时，我就做你们的统帅。希望能有效地抗击来犯之敌，使唐朝百姓过上安宁的日子。”
他每天请好几百人在显德殿前操练，亲临现场，测试众人的箭法，对射中次数多的人予以奖赏，军官则给以上等的考评成绩。大臣们纷纷劝道：“法律规定，挟带兵器到皇帝住所的人要处以绞刑，就是担心有人会刺杀至尊。现在让兵卒们在陛下身边弯弓射箭，万一哪个亡命之徒暗中行刺，就会危及社稷安危，陛下要为国家着想！”
韩州刺史封同人听说这件事，情急之下诈乘驿马赶到朝中，情真意切地劝阻太宗。太宗不听，说：“帝王视四海如一家，我把四境之内的百姓都看作我的子女，对天下百姓都推心置腹，何必对侍卫我的卫士们妄加猜疑呢？”
皇上的恩信极大地鼓励了士兵们，他们刻苦训练，几年内都成为勇敢善战的战士。房玄龄敬佩太宗的心志，但暗中吩咐几位贴身侍卫，让他们小心警卫。
整治社会环境，移风易俗，也是动乱后朝廷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因为良好的社会风俗是清明政治的重要体现。民间占卜和鬼神崇拜欺诳百姓，骗人钱财，常常令普通人家疑神疑鬼，破财毁家，那些政治上图谋不轨的人往往利用占卜淫辞蛊惑人心，煽动百姓。这是造成社会风气污浊的重要因素。房玄龄又为太宗拟诏：“私家不许任意立祠祭祀，不合礼仪的祈祷应全部禁止。除了朝廷允许的龟易五兆等卜筮正术以外，其他各种占卜一律废除。”
当时还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宗教。在隋朝，由于文帝和炀帝都崇奉佛教，导致了全国佛寺林立，教徒的人数迅猛发展，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高祖在建唐过程中为了赢得广泛支持，也曾尊崇并利用佛教，立寺造像，行斋弘佛，甚至朝廷大臣中间也有许多人成为佛教信徒。但在武德七年，太史令傅奕向太祖疏奏了一道著名的《废省佛僧表》，指责那些信徒不忠不孝，游手好闲，轻犯宪章，主张除去佛教。他说：“按礼的要求，一个人从侍奉父母开始，终身侍奉君王，这才是忠孝德行。可是佛却遁世出家，不侍奉双亲，以一名百姓来对抗天子，以佛法的传承来悖慢父母，这不是邪教是什么？”就在玄武门之变发生的前一个月，高祖以京城寺观不甚清静为由，顶住了崇佛派的巨大压力，颁行了旨在整顿和限制佛教发展的《沙汰佛道诏》。这道诏书使佛教面临一场重大的打击，虽然因为玄武门事变的发生没能彻底贯彻实行，但已经引起了宗教界的惶惶不安。
房玄龄对佛、道二教，一向持谨慎态度。他自己并非佛徒，但他很重视佛教的“治心”作用，而且一直与宗教界人士保持着良好关系，除了孤悬法师以外，普光寺的住持慧净和尚还是他的本家。经过慎重思考之后，房玄龄建议太宗说：
“当年在东都围攻王世充时，陛下曾得到登封少林寺僧众的援助，并许诺他们要护持正谛。如今陛下新登，不能失信于众僧，况且全国范围内佛教徒和道教徒人数如此之众，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导致局势动荡，暂时应以安抚为宜。”
于是，在房玄龄代为起草的《诛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赦诏》中，明确宣布立即取消高祖沙汰佛道的诏令，规定“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旧定”。不少佛道界人士因此躲过了被沙汰的命运，太宗也因此赢得了教徒们的好感。
出于同样的考虑，房玄龄又建议太宗，为那些当初在舆论上做出过贡献的道士加官行赏。其中洛阳道士王远知因预告符命有功，加封为银青光禄大夫，敕润州于茅山置道观，以供他修道之用，并降玺书褒奖。还有道士孙思邈，早在隋末就曾预言：“过五十年，当有圣人出。”这次也被招至京师。因他医道高深，遂留在宫中供职。
房玄龄的工作细致务实，不肯做表面文章。一次民部尚书裴矩上奏，请求对遭受突厥抢掠的边地百姓给予适当的赈济，每户补助一匹绢，太宗批准。房玄龄对太宗说：“陛下诚信对待百姓，不想空有救济之名而不解决实际问题，是不是这样呢？”太宗一愣，问：“难道绢帛不是给百姓做衣服的么？”房玄龄说：“绢帛确实是百姓所需要的，可是不论人口多少，只按户头颁赐，有些人多口众的人家还是穿不上衣服呀。”于是太宗下旨，改为以人口为标准分配。
其时地方上盗贼出没，有人建议以严刑峻法来禁止，房玄龄却对太宗说：“百姓之所以为盗，无非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苛，这才迫使一些良民不顾廉耻铤而走险。我们应该节俭费用，破除奢侈，以减轻百姓负担，选任让百姓满意的廉洁官员，这样百姓自然就不会犯法了。”
新罗、百济、高丽三国因旧仇而互相进攻，有人建议太宗趁机发兵朝鲜半岛，一举平之。太宗问房玄龄如何决策，房玄龄说：“国家正处于百业待兴之际，不宜再动干戈，应以上国之恩威抚之。”太宗便以国子助教朱子奢为使节，前往三国传达太宗的旨意，劝他们和解。三国都上表感谢，立即停止了战争。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太宗即位后的半年间，内外一应事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等等许多重大问题，对于即位不久还缺乏经验的太宗来说，应该说应付起来困难很大。正是由于有了房玄龄等大臣们的鼎力辅佐，才得以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新旧政权的过渡。
第二年正月乙酉，亦即公元627年，大唐王朝的基业比较稳固了，这才正式改元“贞观”。从此，便开始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