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之际，朝中举行盛大国宴，有司安排演奏了旨在歌颂太宗武功的《秦王破阵乐》。但见一百二十八名披银甲、持剑戟的武士，由太乐令引导，按金鼓节拍击刺往来，威武雄壮有如战阵。太宗喜不自禁地告诉众臣：“过去我受命出征，击败刘武周，所以军中和民间就产生了这套乐曲。虽是杀伐之音，不像表现文治德政的乐曲那么雍容舒缓，但我的功业是通过征战得来的，通过乐曲表现辉煌的武功，是为了不忘根本，牢记天下得来不易。”
大唐天下确是得来不易，李世民做皇帝更是艰苦卓绝，但这一切都成为过去，眼下需要的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房玄龄清醒地知道，国家的局势还不容乐观。隋末以来十多年的战乱，给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尤其是函谷关以东地区，千里萧条，人烟断绝，鸡犬不闻。近些年来，关中及山东一带连遭水灾，听说陇右和河南粮价暴涨，一匹绢才能换到一斗米。老百姓缺衣少食，四处流浪。唐初关中地区是府兵集中地，折冲府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如果情况继续恶化，恐怕连兵源也成问题了。
还不仅是灾荒。就在《秦王破阵乐》在皇宫里演奏的时候，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在泾州举兵叛乱。虽然这次叛乱很快便平息了，但它给朝廷敲响了警钟：内乱还有可能发生。此外，北部边境还有突厥虎视眈眈，西部尚有吐谷浑磨刀霍霍，边地上战事不断。
为此，房玄龄手书“惧畏恐忧”四个大字，送与太宗，悬挂在显德殿上。太宗说道：“你这四个字，正是我此时的心理写照啊？我每天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内忧外患，让我很少安宁。”
太宗担心百姓因贫而思乱，于是与房玄龄等人一起研究政教风化。太宗说：“现在大乱刚刚结束，恐怕百姓不容易教育感化啊？”对于如何缓和各种矛盾，实现天下大治，他还没有找到稳妥的措施和办法。
一天，房玄龄往武器库检查回来，对太宗说：“我看见库中所藏的兵器远比隋朝的还要充足，如果能将其一半变成用作生产的工具，那该多好啊！”太宗想了想说：“你说得对。修整兵器防范寇贼虽然要紧，但我只希望你们留心治理国家的策略，务必竭尽忠诚，使百姓安居乐业，那便是我的兵器。隋炀帝难道没有兵器么？导致他灭亡的恰恰是这些兵器。由于他不修仁义，百姓怨恨起义反抗，夺过兵器推翻了隋朝啊。要理解我的这个心意，应当以德行仁义来辅助我。”
房玄龄与太宗的想法完全合拍，在制定大政方针上出发点一致。太宗害怕重蹈隋朝灭亡的覆辙，于是对房玄龄和臣子们说：“一个人想照见自己的容貌，必须有镜子；一个皇帝想知道自己的过错，必须有敢于直谏的忠臣。当皇帝的自以为是，做大臣的又不加匡正，怎么可能不失败呢？”
针对当前诸多棘手问题，在太宗的倡导下，房玄龄组织朝中大臣进行了一次讨论。以封德彝为代表的一部分大臣认为：“三代以后，人渐浇讹”，只有信法律，兼霸道，才能止乱而治。魏徵、王珪等有识之士坚决反对这种主张，他们从总结历史经验到解决眼下具体问题，从君臣伦常、反对奢侈腐化，到泰山封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真是广言博论，无所不包。房玄龄本是个擅长综合整理、善于集思广益之人，便将众人的讨论择其优点，归纳出一条基本国策：大力发展社会经济，扭转财政上的困窘局面，尽快改善人民生活，简言“富民强国”。
要想富民强国，首先是要树立以农为本思想。一个既富且强的隋朝，由于隋炀帝的统治过分残暴而激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很快就为义军所推翻。这是房玄龄亲眼看见并身处其中的一次大事变，他对农民的巨大力量不能不“惕焉震惧”。农业是封建社会的主业，农民是主要生产者，要恢复和发展农业，没有劳动力不行。房玄龄早在隋末就对全国人口作过调查，隋朝最盛时期户数为九百万，人口达到四千六百多万，平均每户五口人。现如今，全国著籍户数骤降至二百余万，如果按每户五口人计算，也不过一千万人口，何况经过府兵参战损耗，够五口之家的并不多了。由于劳动力严重不足，造成大量土地抛荒，到处是地旷民稀，杂草丛生。其时高昌国王自长安朝觐回国后，告诉其臣下说：“我一路上见秦州、陇州以北，城邑萧条，没法跟隋文帝时相比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房玄龄在众议基础上提出三条举措：一是招徕和赎还隋末以来流落沿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百姓，其中包括被突厥掠去的汉人。为此房玄龄还特意向温彦博了解情况，温彦博说，隋末流入突厥的汉人有八万之众，建议朝廷用金帛赎回。房玄龄采纳了他的意见。二是劝勉男女及时婚嫁，提倡鳏寡再婚再嫁，鼓励生育。为此，太宗还几次释放宫女，任其婚配嫁人。三是鼓励逃户还乡，并让那些豪族大姓取消家奴，以增加赋税对象。四是提倡僧尼还俗，政府重新登记度牒，一时竟有十余万人走出寺院。另外，还有暂免死刑、释放囚犯等等。
这些措施经太宗批准，最后以诏书下颁，同时辅以修订后的《均田令》、让人口密集地区的民众向地广人稀地区迁移等等，很快收到良好效果。
均田制是北魏孝文帝在太和九年（485）开始实行的一种土地制度，在当时很有积极意义。唐初高祖又于武德七年（624）重新颁布了《均田令》，但那时忙于征战，落实的情况也不尽如人意。根据唐初《均田令》规定，土地的度量以五尺为一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顷。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的中男、丁男，每人给田一顷；六十岁以上的老男和病弱残疾者，每人给田四十亩；寡妻妾每人三十亩；另立门户的，户主加二十亩。所分授的田地，十分之二为世业田，又称永业田，十分之八为分口田。世业田属私有，人死后由子辈继承；分口田属国有，身死则收入官府另行分配。
为了推行均田制，房玄龄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当时，一些贵族和地方官吏兼并了许多土地，朝廷本身也占地太多，仅洛阳的芳华苑一处，周长就达一百二十六里，房玄龄提出：要使土地分配合理，必须先从中央政府和各级官员做起。于是建议太宗把属于皇家园囿的芳华苑等废弃，赐给当地百姓。
在推行均田制过程中，有一件事引起了房玄龄的注意。长孙皇后的叔父、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出任泽州刺史，一上任便发现前任刺史张长贵、赵士达等人，都占有境内数十顷肥沃的耕地，还截流河渠以为私用，便向朝廷提出弹劾。房玄龄见到奏表，立即建议太宗抓住这个典型，把它作为清算地方官吏兼并土地的突破口。
初夏的中原正值莺飞草长的时节，古老的郑国渠和三白渠静静流淌，宛若长长的绸带，连接着遥相并列的泾水和洛水，组成稠密的灌溉水网，滋润着京畿以北的大片土地。岸上一行人素装简从，沿渠而行，田间农人只当是县官下来视察，却不知是宰相亲自出巡。
郑渠是战国时韩国水工郑国开凿的，三白渠即大白渠、中白渠、南白渠，统称三白渠。郑、白二渠水量足，流域广，水可浇田，水中淤泥可作肥料，沿岸人民颇得好处。当地有一首歌谣唱道：“郑渠前，白渠后，三月无雨不须愁。水得粮一石，泥亦增数斗，且溉且粪长禾黍，衣食京师亿万口。”
房玄龄对郑、白二渠并不陌生。当年投军秦王，西下长安，这块丰饶的土地不仅给唐军以衣食之源，而且凭着它充足的物产，在很短时间内扩充了数万精兵，积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力量。那渠水，那游鱼，那岸畔的垂柳，那水上的小船，常系房玄龄心怀。可是，由于张长贵、赵士达等人私占土地，并且截流渠水，致使郑、白二渠下游的水量正在减少，灌溉量已由四万顷下降到一万顷。他们为谋私利，还争相制造水磨，肆意开渠引水，现在好多用来灌溉高岗地的筒车，都因水量不足无法开动了。
看到这一切，房玄龄心中十分愤慨，回到京师后，便召集各部长官来中书省政事堂议事。会上，他把自己实地调查的结果向大家作了通报，并请长孙顺德报告了州境土地现状，然后让大家讨论。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大怒道：“此等赃官不除，均田之制何以遍行天下？我这就启奏陛下，将张、赵二人拿了！”
午时刚过，太宗刚刚用完午膳，正准备到宫前的草坪上舞剑，一出门便见房玄龄领着长孙顺德匆匆走来。太宗兴奋地迎上前去，将房玄龄二人让入宫中。坐定之后，房玄龄奏道：
“臣等昨日领旨去了泽州，顺德将军所奏之事属实。方才各部长官反复议过，认为农为邦之本，民以食为天，郑、白二渠关系着关中几万顷良田的灌溉和京师的衣食供给，决不可等闲视之。而今，个别官吏富商私占耕地，开渠引水，伤农害民，实当立即制止。可先将张、赵二人法办，再把渠边水磨尽行拆去，以保障农田用水。”
太宗见他那副一丝不苟的神情，问道：“爱卿辛苦了，还没用饭吧？”说着便要让人赐宴，犒赏房玄龄。房玄龄忙辞谢道：“万岁恩典，卑职不胜感激。只是卑职有件奏疏急待草成，还是回去吧。”太宗见他执意不肯，只好罢了。又问长孙顺德：“听说爱卿偶感风寒，现在是否康复？”
长孙顺德道：“谢陛下关照。这些日任上多事，不敢在京师逗留，因而未能入朝参拜，还望陛下免罪。”
平时，长孙顺德与太宗说话是比较随便的，可是今天却有些异样。他面色有些慌张，高高的嗓门也显得低沉了。他说：“此事发生在臣任职所在，虽然呈上一纸劾奏，责任却难逃脱。臣这就赶回任上，泽州境内再不会有这等事了。”
不日，张、赵二人交有司查办，泽州田渠之事即行解决。房玄龄又以此事儆效各州，并起草了旨在为水利和河运立法的《水部式》，以皇帝诏书形式颁行天下，均田制也终得以推广。
面对连年灾荒的严峻形势，仅有立法并不能解决燃眉之急。房玄龄又派温彦博、魏徵、孙伏伽等大臣，分别去各州查勘灾情，进行慰问和赈济，并把受灾地区的详细情况报上来统一研究。户部采取了各地建“义仓”和“分房就食”相结合的办法。这些办法早在隋文帝时代就实行过，房玄龄原知其善。“义仓”就是地方粮库，由各地从税粮中抽取一部分来组成，必要时拿出来赈灾，以补国有粮库“正仓”的不足。“分房就食”也叫“易地就食”，当年隋文帝就曾亲自带领关中饥民，到没受灾的州县去吃饭。房玄龄让户部组织蒲、虞等州的百姓都到邓州去，受到邓州官民热情照顾。此举不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还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
贞观二年夏天，京师大旱，蝗虫顿起，田里稼禾全都被吃光了。太宗入苑视察禾苗，见蝗虫如此猖獗，便捉起几只来咒骂道：“人以五谷为命，你却来与人争食，这是在害朕百姓啊？如果百姓有什么过错，都在朕一人身上，你等若有灵性，那就来啃噬朕的心罢，不要再害朕的子民啦！”
房玄龄一旁听了，不禁泪如雨下，遂也捉了几只，塞进嘴里嚼了，直嚼得清汤绿水，惨不忍睹。太宗也想把蝗虫吞下，左右大臣遽谏曰：“不可啊皇上，吃了恐要得病的！”太宗说：“玄龄吞得，朕为何吞不得？只希望移灾于朕身，还怕什么得病不得病？”遂吞之。据说，从此蝗虫不复为灾。
自然灾害本身不是件好事，但它可以促进某些社会制度和政策更加合理化、科学化。房玄龄正是抓住这一机会，大力推进社会制度的改革。
继《水部式》之后，朝廷接连又颁布了几十道皇帝诏书，包括减轻征敛赋役的《租庸调法》、《缓力役诏》等等。租庸调法是根据唐武德七年的《赋役令》稍加修改，其中规定：受田户每年每个丁男缴纳二石粟，这便是“租”；每个丁男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徭役者也可以每天三尺绢折合代役，这便是“庸”；根据所处地域的不同情况，每年每丁缴纳二丈绢或绫、三两丝绵，没有绢绫的也可以用相应数量的布或麻顶替，这便是“调”。
其中还有一些比较灵活变通的款项，比如：凡加役十五天以上的，可以免其租；加役一个月的则全年租调全免。也可以庸代役、以绢代役。武德七年令中规定是征役一个月，现在减为二十天。所有这一切，都旨在轻徭薄赋、适应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为此则必须做大量的调查研究。
房玄龄还特别注意到，在执行《租庸调法》过程中，很可能出现一些官员侵吞贪污或聚敛邀功的行为。为此，皇帝诏书中规定：“税纳逾数，皆系枉法。”征收的数额必须在县衙和村坊张榜公布，乡、县、州三级每年都要统计人口和土地，逐级上报到朝廷户部，以防弄虚作假。
贞观二年冬天，派到各州县视察的官员回朝禀报，说百姓们大致都能达到“食无忧，居有所”的程度了，除了少数地区以外，大部分州县都比较安定。太宗很高兴，于是表扬了诸臣的功绩。
太宗对房玄龄说：“朕近来见到隋朝遗老，他们都称赞高熲是贤相，朕于是读他的传记，他可以称得上是公平正直的人，特别精通治理国家的策略。隋王朝的安危，决定于他的生死。只可惜隋炀帝无道，他无罪而被诛杀，朕怎能不怀念他这个人。于是放下书唏嘘叹息。另外，汉魏以来，诸葛亮做丞相也很公平正直。他经常上表请求把廖立、李严削职为民，放到蜀地南方去，可是廖立听说诸葛亮死了，竟哭泣说，‘我们恐怕要亡国了！’李严听说诸葛亮死，甚至哀伤得发病死去。所以陈寿称赞，‘诸葛亮执政，推诚相见，开诚布公。竭尽忠心有益国家的，即使是他的仇人也必定奖赏；违犯法令怠慢职守的，即使是亲人也必定处罚。’你们难道能不羡慕他希望仿效他么？朕现在常常羡慕前代贤德的帝王，你们也可羡慕贤德的宰相。如果能够像这样，那么荣誉的名声和高贵的地位就可以长久保持了。”
房玄龄回答说：“我听说治理国家的关键，确实在于公平正直，所以《尚书》说，‘不营私结党，王道浩浩荡荡；不结党营私，王道顺顺当当。’孔子也说过，‘举用正直的人，废弃邪佞的人，那么百姓就会服从上面的管理。’现在，圣上心里所向往的，是要回溯政治教化的本源，推究大公无私的要领，以包罗天下，使百姓顺从教化。”
太宗说：“这正是朕所想的，哪能跟众爱卿说了又不实行呢？”
可想而知，房玄龄以及他的阁僚们用尽了心思辅佐太宗，工作相当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