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一个泱泱大国，大国就要有大国的气度、大国的文化。所以，天下平定后，唐太宗要“偃武修文”，加强大唐的文化建设，大力倡导周孔之道。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房玄龄。
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的乱世，现在要用儒家经典来统一人们的思想，使社会重新恢复秩序。房玄龄的第一件工作是考订经文。
当时，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不利于学生学习。鉴于这种情况，唐太宗就命令精通训古之学的前中书侍郎颜师古，在秘书省考订《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等五经。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唐太宗复召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汇诸儒重加详议。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组织诸儒进行评议，有一定难度。因为“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异端蜂起，不易结论。
面对这一现状，房玄龄请示唐太宗同意，安排“师古辄引晋宋以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
于是，房玄龄建议朝廷任命颜师古“兼通直郎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这样，《五经定本》即被唐太宗批准，颁布全国，成了官定的统一课本。
第二件工作是确定正义。为了正确地解释经文，房玄龄又向唐太宗建议，针对当时“师说多门，章句繁杂”，不利于统一思想认识的现状，在颜师古考订五经经文讹谬的基础上，又“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疏，谓之正义，今学者习之”。
自东汉以来，由于经学大师各树门派，纷纷解经，故而给经学的传习造成了极大混乱。《五经正义》经朝廷正式颁布之后，使原来的混乱局面为之一扫。自此以后，唐代应科举考试的士子，就必须依据《五经正义》答卷，不允许自由发挥。
当然，因为《五经正义》是官修之书，杂出众人之手，自然弊误不少。所以，唐太宗在贞观十六年（642），下诏“更令详定”，可惜此时孔颖达已年老辞官（致仕），无力主修，直到唐高宗李治永徽四年（653）三月书成，正式颁行天下，作为钦定的全国性的权威教科书。
房玄龄协助唐太宗完成了统一《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的文化工程，这当然是我国经学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这正如著名史学大师范文澜先生所言：“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有同样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不管是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讲，唐太宗和房玄龄君臣对经义的解释采取兼收并蓄、广闻博览的态度，就使得唐初经学的统一和发展，达到史无前例的盛况，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俗话说：功成而作乐，治定而制礼。中华古国，礼仪之邦。维护封建礼仪，就是维护封建王朝的正常秩序。所以，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此都十分重视。故而，六朝礼学，尤为兴盛，隋朝亦然，唐初的唐太宗和房玄龄君臣也不例外。
隋文帝杨坚，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隋炀帝杨广，继之在广陵加以修订，即《江都集礼》，集南北礼学之大成；唐高祖李渊定鼎长安，当时“方天下乱，礼典湮没”，他召用较为熟悉隋朝礼仪的窦威为大丞相府司录参军，沿袭隋礼，略加裁定，并赞其为“今之叔孙通”。
唐太宗继位后，既然要实现“文治”的既定目标，自然就不能不对原有的隋礼进行必要的损益革新。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命时任中书令的房玄龄兼任礼部尚书之职，请他召集一批熟悉礼学的“礼官学士”，从事旧礼的修改。第二年，魏徵任秘书监，也参与了修订工作。
这样，在房玄龄的主持下，经过数年的努力，至贞观七年（633），“始令颁示”。这是《贞观新礼》的初次修订稿，共一百三十篇。正因为是初次修订，不完善之处自然难免。
房玄龄将此稿呈给唐太宗御览之后，唐太宗并不满意。于是，房玄龄按照唐太宗的旨意和魏徵、王珪等大臣共同主持修改。同时，邀请当时一批著名的学者，比如颜师古、孔颖达、令狐德芬、李百药等参加，切实加强了专家、学者的力量。这样，又经过了数年的努力，到贞观十一年（637）三月，《贞观新礼》最终修成。
房玄龄怀着如释重负的心情，将比初次修订稿增加了八篇的《贞观新礼》呈送给了唐太宗。唐太宗经过了认真审视，认为第二次修订稿较前大为完备，可谓集古今礼学之大成。于是，诏颁天下。
唐太宗对他自己继位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成此二乐五礼”的巨大效果，还是相当高兴、非常满意的，他认为房玄龄等人的功绩，不仅超过了昔日的周公相成王，而且足以可供后代所效法，值得自豪、骄傲。
对此，房玄龄没有明确表态。
而向来以“敢犯逆鳞”著称的魏徵，这一次却一反常态，对唐太宗的问题，做了非常肯定的回答，而且大加颂扬唐太宗“拨乱反正，功高百王，自开辟以来，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创新乐，兼修大礼，自我作古，万代取法，岂止子孙而已”。
魏徵在这里，并不是有意阿谀奉承，而是真心敬佩颂扬，他一方面肯定，唐太宗“拨乱反正，功高百王”，自开辟以来，无人可比；另一方面也同意，并且说明“更创新乐，兼修大礼”，不止是后代子孙，而应当是“万代取法”。
房玄龄听了魏徵的这番发自肺腑的评赞，内心里是相当激动和兴奋的。但是，他并未溢于言表。这就是房玄龄，一个在童年时代就形成了“慎言敏行”性格的房玄龄。
至于说到唐太宗所说的“二乐”，或者是魏徵所说的“新乐”，是指《秦王破阵乐》和《功成庆善乐》，它们是由唐太宗亲自主持创作的新型歌舞。这与整理儒学经典、修订《贞观新礼》的目的和作用是一致的。
武德九年（626）正月，开始由太常少卿、杰出的音乐大师祖孝孙修订雅乐。此人熟习陈、梁、周、齐的旧乐，吴楚之音以及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历时两年半，于贞观二年（628）六月，修订完成《大唐雅乐》。
就在《大唐雅乐》初演之时，唐太宗和群臣就“乐”的作用问题，进行过一次讨论。
尚书右丞魏徵认为：“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手哉！乐云乐云，钟鼓云平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唐太宗表示完全赞同魏徵关于“乐诚在人和”的观点，并在贞观六年（632），又令褚亮、虞世南、魏徵等作新乐乐章。他致力于把南北胡汉音乐熔于一炉，赋予贞观新乐以健康向上的活力，十分注意发挥音乐歌舞的“人和”作用，始终保持着政治家的清醒头脑。
贞观七年（633）正月，唐太宗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官员及州牧、各民族酋长时，曾演奏《七德舞》，即《秦王破阵乐》，和《九功舞》，即《功成庆善乐》。
为了进一步弘扬以“孝悌”为基础，以“仁爱”为核心，以“中和”为前提的儒家学说，贞观二年（628），房玄龄等又向唐太宗建议，下诏停止武德期间在太学行释奠礼，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以祀的旧制，而开始于国学之中设立孔子的庙堂，以旧有的典章为规范，尊孔子为先圣，颜渊为先师，两旁祭享崇华的礼器，从此完备。
就在这一年，朝廷大量招收天下有道德修养的读书人，并赐布帛，且用车迎至京师谒见，没有录取而徘徊于廊庙者，数不胜数。被选录的文学之士，通一大经以上者，都以吏职入仕。
国学也增建学生宿舍四百多间，当时的国子监、太学、四门馆、广文馆，也都增加学生。而书学、算学，则各设置博士、学生，使其能身俱各项艺能。
唐太宗经常至国学察看，请祭酒、司业、博士等讲论经籍。讲论完毕，则对每个人赏赐束帛。因此，国内各地的学子，负箧而进京师来学习的不下数千。
不久，吐蕃、高昌、高丽、新罗等四方边疆民族的尊长，也派遣弟子至京师，请求入学。所以，在国学之内，上课、讲学的人数，已将近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