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年），卢挚被外放到湖南，出任湖南岭北道肃政廉访使，来到了鹿角镇。卢挚在大都的官衔是大中大夫、集贤学士。外放湖南时虽仍然保留此官衔，然而却远离了朝堂和君王，纵使他对时局有深切的洞察，却失去了在朝堂有所建树、在君王旁指陈时弊、建言献策的机会。才华得不到施展，能力得不到发挥，这是精忠报国、一腔热血的文人的致命伤。
卢挚就在这样的状况下来到了湖南鹿角镇，内心自然十分的抑郁和烦闷。
这一天，他的船只进入了洞庭湖，或许泛游江湖暂且可以消解他的苦闷，天公却不作美，恰逢阴雨天气，大雨并着作者的一怀愁绪袭来，好不恼人。
然而入夜，雨渐渐地停了，乌云散去，浪也平息，当空升起一轮皓月，月光投射在湖面上，微风乍起，吹皱了这一盈湖水，波光粼粼，满湖银色。
湖面上只有诗人的船只，眼前的景色辽阔却又不失秀丽之美，卢挚见此景，诗兴大发，于是做诗：“雨晴云散，满江明月。风微浪息，扁舟一叶。”
景色虽美，却仍旧不能消除诗人内心的苦闷，诗人的心境也并不似这湖水涟漪不乏。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依旧会想起官场上的互相倾轧及人情世故带给他的烦闷；依旧会想起与心爱的人离别时，她轻举衣袖，掩面而泣的样子；想起友人相送，千里不忍别的情景。看到这宁静的湖水，卢挚或许又想到那个遥远的年代投汨罗江而死的屈原，那是怎样一种决绝的姿态呵！
诗人的一腔幽怨无法排解，只能倚着小船的船篷，小睡片刻以求得精神安宁，或许还可以做个不坏的梦：梦中能与恋人相见，能与自己的文人朋友推杯换盏，畅谈他们共同爱好的诗歌。现实如此残酷，卢挚也只能选择“闷倚篷窗睡些”了。
这首诗上阕写了洞庭湖雨晴云散后湖面的旖旎景色，是一派平和安详的景象；然而下阕笔锋一转，写出了诗人心中淡淡的愁绪。通过这样的对比，更增加了这首诗的感情容量。
“半夜心，三生梦，万里别。”这是怎样的一种忧愁，但诗人终究是理智的，虽然他早在《长沙怀古》中流露出以屈原自比的思想倾向，但他终究没有像屈原一样，怀石投江，自沉而死，选择永久的逃避；而是迅速回到现实，在现实中通过“闷倚篷窗睡些”这种方法来暂时消解心中的苦闷。这是一种难得的走出来的理智。
这首诗采用了白描的艺术手法，先写景，再写人和情，并通过“以乐景写哀情”的方式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心中各种复杂的情感。
诗虽短小，却将诗人胸中之感想、时代之情状，真挚之情和秀杰之气一气写出，内容深厚。
诗中闪现的人性智慧，更是令人受益匪浅。
得志秋，名满凤凰楼
金妆宝剑藏龙口，玉带红绒挂虎头，旌旗影里骤骅骝。得志秋，名满凤凰楼。
张弘范，字仲畴，出身武将之家，是蒙古万户张柔的第九个儿子。张柔在元初是有名的藏书家，据说藏书过万卷，并且聘请名儒郝经为家庭教师。在这样的熏陶下，张弘范迅速成长为一个文武全才的年轻将领。公元1256年，20岁的张弘范已经“善马槊”，颇能为歌诗，仪表出众。他24岁即为行军总管，率军征战十余载，为元朝灭亡南宋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元朝的开国勋臣。他少年得志，仕途十分平顺，还曾被皇帝赐名“拔都”
（元代对勇士的美称），所以这首《喜春来》亦可以看做他的自画像。
“金妆宝剑藏龙口，玉带红绒挂虎头，旌旗影里骤骅骝”这三句绘形：
他手持用金装饰的精良的宝剑，腰间佩戴着莹莹的玉带，红绒线上挂着虎头金牌（元代皇帝颁给文武大臣得以方便行事的令牌），战旗在凛冽的风中呼啦作响，骑着如同骅骝（相传为周穆王的八骏之一）一样的骏马。只短短的21个字，一个威风凛凛的得志将军形象跃然纸上。
“得志秋，名满凤凰楼”是写将军想象他功成归来时，满城人民喧闹迎接的盛大场景，这两句抒发了将军踌躇满志的英武豪气。
这首小令画面感非常强，仅用29个字就将一个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场景展现在人们眼前，人物形象也栩栩如生，人物的情绪也是情思飞越。
这首非常豪气且带着一点霸气的小令在厌世、遁世、感喟蔚然成风的元曲里显得独树一帜，读来顺畅且令人振奋。
据史书记载：公元1279年正月，元组织了水军，大举进攻崖山。当时，文天祥以战俘的身份被软禁在元军船上。当张弘范这支舰队经过珠江口外零丁洋时，文天祥感触万端，他想起：当年在赣州起兵时，曾路经赣水上触目惊心的皇恐滩，眼前又面对汪洋一片的零丁洋，自己宁死不屈，以身殉国的决心已经定了，于是作了一首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
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恰巧张弘范来要求他给张世杰写一封劝降的信。他就顺手写出上边这首诗，交给张弘范算是答复。张弘范读罢，除对他的遭遇同情外，心中更是肃然起敬。张弘范与文天祥在政治上虽然是对立的，但他对文天祥的人格则是崇敬和钦佩的。当部下劝告他“敌国的丞相，居心叵测，不可亲近”时，张弘范笑着说：“他是个忠义至性的男儿，决不会有其他。他的言语让我想象不出他是一副汉奸的嘴脸。”
中国人向来看重名节，忠义更是衡量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准，但传统和观念并非一朝形成，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精英分子周游天下，择主而适，没人指责他们的道德。伍子胥是楚国人，为报一己私仇，不惜破灭祖国，可在世人眼中，他和哭秦廷的申包胥都是英雄。然而，随着时代演进，历史却逐渐背负起沉重的道德宿命，个人的选择变得越来越窄。千百年来，可能没有比张弘范更倒霉的开国功臣了，这位文武兼备的一代名将，功彪史册，一生勋业不遑让人，却陷入忠奸纠葛的怪圈，“孤独生前事，寂寞身后名”。
几度桐江春雨
高人谁恋朝中住。自古便有个巢父。子陵滩钓得虚名，几度桐江春雨。睡神仙别有陈抟，拂袖华山归去。漫纷纷少室终南，怎不是神仙隐处。
冯子振的这首《处士虚名》列举了这样三个名士：
“自古便有个巢父”中的巢父是一个隐士。传说尧要让位给许由，许由不肯，就逃到箕山下隐居起来，尧没办法，只得请他出山做九州长。许由听了此话，感到污染了自己的耳朵，就到水边洗耳朵，这时，和许由一起隐居的巢父正好牵着一头牛到这里饮水，他看到许由在洗耳朵，就问为什么。许由说：“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一听，赫然变色：“你要是在深山老林、兔子不拉屎的地方隐居，谁能找到你？我看你是在这做秀、是为了出名！”为了不让许由洗耳之水玷污牛嘴，巢父牵着牛到上游去饮水了。读前半段时，觉得许由真让人敬佩呀，对待荣誉和地位竟然视若“耳屎”，而当巢父说出一番话时，才让人恍然大悟了：原来那许由和巢父相比，真是“假隐士”见“真隐士”也！那巢父才是真正的隐士，是世外高人。那许由不过是一个虚伪之徒罢了，他的“洗耳”，完全是做秀！他的形象一下子从“仙人”的云端跌到了“俗人”的谷底。原来这也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呀！口口声声说不愿做尧封的官，却又为什么到名利场中四处浮游？
第二个说到的严子陵是西汉末年的才子，传说他也是光武帝刘秀的老同学。刘秀击败王莽，在洛阳建立起东汉王朝，当上了皇帝。他登基后，思贤若渴，到处寻找严子陵。几年后，得知严子陵披着羊皮隐居在齐国某个地方钓鱼，便立即派人带了聘礼，备了车子去请，一连请了三次，严子陵实在推诿不过去了，才终于来到了洛阳。严子陵虽然来到了洛阳，但他依然性情高洁、孤傲。刘秀想聘他做谏议大夫，他不辞而行，隐居于富春山下，那里有个“严陵濑”，据说就是他当年垂钓之处。公元41年，严子陵再一次拒绝了刘秀的征召，回到故里陈山隐居，直至老死。
“睡神仙别有陈抟”说的是宋初隐逸道士中一位传奇式的人物——陈抟。
传说陈抟爱睡，《宋史》中称他为“睡仙”，他曾作诗：
臣爱睡，臣爱睡。不卧毡，不盖被。片石枕头，蓑衣铺地。
震雷掣电鬼神惊，臣当其时正酣睡。闲思张良，闷想范蠡。说甚孟德，休言刘备。三四君子，只是争些闲气。怎如臣，向青山顶上，白云堆里，展开眉头，解放肚皮，且一觉睡。管甚玉兔东升，红轮西坠。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无欲无求淡泊自在的人的形象。陈抟是个不折不扣的隐士，却不遗世独立；说他是文人书生，他却有雄武大略。宋太宗要他入朝做官，他不答允。他晚年隐居山林，过着闲适的生活，着名的太极图，便是由他传于世的。
这三个人虽都是隐士，但作者认为隐得都不够深，以至于留名于后世，此名要之何用？冯子振称其为虚名，可见元代对于道家中的隐逸思想有自己更深刻的理解。
道教在元代对文人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很多宋代儒士深受禅佛思想影响并以居士号称自己一样，很多有名的元代儒士，纷纷隐居名山学道并以道人自居。其之所以吸引了很多元代文人，一是元代的知识分子受到异族统治的压抑，纷纷选择归隐，遁入道门可以免去很多世俗的麻烦。
另外，元代对道教的政策也比较宽松。元代统治者任命“天师”一职，使道教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另外，中国传统文人有一说法：“出则儒，隐则道。”其中，隐则道在元代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元代汉人知识分子的卑微处境，应该是道家在元代得以盛行的最深层的原因吧。
批风抹月四十年
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
乔吉，字梦符，太原人。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乔吉一生未仕。
据《录鬼簿》上记载，乔吉是个不折不扣的美男子，并且写得一手好文章。在江湖上混迹了40年，但“竟无成事者”，从这里，我们大约可见其一生不遇之情状，也不难猜出，诗人客居异乡，浪迹江湖，过的是穷困潦倒的生活。这方面，在他的散曲创作中也多有反映：
世情别，故交绝，床头金卷谁行借？今日又逢冬至节，酒，何处赊？梅，何处折？
其窘困之状可见一斑。不过，乔吉似乎并不甘心为贫苦所困，他十分达观，这种达观也多半来自他那愤世嫉俗的傲骨。
这支小令是一篇述志的作品。乔吉出生于北国，客居江南，是一个放荡江湖的落魄文人。曲子前两句就表明了他否定仕途进取，鄙薄争名夺利的态度。接下来他讲述自己的生活方式：以“酒圣”为伴，以“诗禅”作乐，笑傲山水，醉情风月，这些都表现了他放荡不羁的情怀。他认为笑谈今古事，就如同在翰林院编修史籍，作者的狂欢自傲由此可见。结尾表现对自己吟风弄月的流连之情，真是终老不悔，怡然自得。这40年，他应该都是在这样玩世不恭、傲岸不群，而又孤芳自赏中度过的。
查看元代的史料，从社会交往上看，乔吉并非不登大雅之堂的市井之辈，其散曲中陪酒侍宴之作颇多，然而，在当时的用人体制下，乔吉不符合仕途的标准，其作品只能作为度曲清客陪酒侍宴而已。似乎乔吉已经意识到了这方面的尴尬，他在许多场合都强调自己无意于功名。这首《自述》就充满无官快活的情趣，且不无傲世式的调侃，但总让人感到一种刻意解嘲的味道。作为在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的汉族文人，乔吉对仕途经济、科举功名亦非毫无追求，他也有过希望“是青衫矮帽书生，趁取鹏程，快意风云，唾手功名”，只是未能得遂“风云”之志罢了。正因为才高而功名事业又不得意，“美容仪，能辞章”的风流才子乔吉才走上了一条恃才疏狂而又风流自赏的人生道路。如此傲世之大才，也只能在黑暗中挣扎，向黑暗中走去，直至生命的尽头。
乔吉曾称自己是“不应举江湖状元”（《自述》），从中可以大约窥见元代文人的乐道其实是无可奈何。失望之极而致狂放，痛苦之极而致嬉笑，深层心理乃是他们失去了追求目标之后的徘徊与不安。这狂放是做作的，嬉笑是苦涩的。
人们尽管不喜欢总是哀叹世道的男人，但元代文人对于乔吉，始终是同情的，因为，换了其他朝代的话，作为文人，至少可以寄予美好的愿望，待到科举升天之日，便可以大展身手，经国治世，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然而他们生在了元代，这个废除科举80余年的充满了民族歧视的朝代。所以，他们有的只能是一声意味深长的叹息。叹完了世道，元代文人接着叹起了自己，像乔吉这样“自叹自嗟自述”的文章有很多，如曾瑞的《中吕·山坡羊自叹》，周文质的《正宫·叨叨令自叹》，周德清的《双调·蟾宫曲自嗟》。其中曾瑞的“几番户锁空长叹，百事不成羞又赧。闲，一梦残；干，两鬓斑”，深刻地体现了元代文人此刻的尴尬境地——失去了长久以来的超然地位，被贬为连妓女都不如的阶层，科举进士的路基本被堵死，空余“几番户锁空长叹，百事不成羞又赧”的伤感愤懑。自叹一事无成，自叹碌碌无为，实为自怜自艾，既是对自身遭遇的感慨，更是对元廷的愤慨。
叹天下，叹自己，该叹的都叹了，元代文人们也许叹累了。他们终究是无力更改现状，无力对抗元廷的。于是文人们开始向往隐逸、酗酒、恬静，过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
元代的等级制度、科举中断、科举歧视固然深深地刺痛着文人们，剥夺了他们经国治世的权利。然而，此的失落却令他们获得了彼的重生。他们不用昧着良心向异族谄媚，他们不用时刻为了是否失去权利而担忧，是元给他们的苦难让他们区别于同期其他人民，获得了思想上的新生，而没有被奴役。他们不需要向别的朝代的文人一样，为主子为皇帝歌功颂德，甚而还可以讽刺朝廷，针砭时弊。元代的文人们意外地获得了自己的脊梁，获得了人格的独立。此谓先破而后立。
元代的文人在丧失了几乎所有的权利，所有的优势，所有的希望以后，却建立起了一个特有的思想王国。他们想叹就叹，叹世叹人叹自己；他们也可以想走就走，找个没人的地方喝酒种田去；今天可以拖个古人出来骂骂解解气，明天也可以痛哭天下的种种悲凄。这是前代文人想做又没做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