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其尤大彰明较着者也。”对伯夷、叔齐表示深深的同情。唐代韩愈在《伯夷颂》中又这样说：“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翠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孟子、史迁、韩愈称赞伯夷、叔齐的目的不尽相同，但他们对二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维护礼的尊严的举动都充满敬仰之情。“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伯夷、叔齐不是仙，但他们的精神感动着历代仁人志士，首阳山也因此闻名天下，这或许正是本篇赋以首阳山命名的原因。赋开篇即交代首阳山是座孤岭，似在暗示伯夷叔齐的孤独。
嗟首阳之孤岭，形势窟其槊曲。面河源而抗岩，陇塠隈而相属。长松落落，卉木蒙蒙。青罗落漠而上覆，穴溜滴沥而下通。
高岫带乎岩侧，洞房隐于云中。
但是，就是这样一座被世人忽略的孤岭却有着秀美的景色：“长松落落，卉木蒙蒙。青罗落漠而上覆，穴溜滴沥而下通。高岫带乎岩侧，洞房隐于云中。”这难道不正象征伯夷、叔齐精神世界之丰富？作者来到首阳山，即被这里的山光水色吸引，同时还不由自主地沉浸于对两位先贤的追想。恍惚间，他似乎看到伯夷、叔齐二人采薇归来，神情从容，悠然自得。于是他与二老有了一番对话，“讯其所求，问其所修：州域乡党，亲戚匹俦，何务何乐”。二老一一做了回答。实际上，作者在去游览首阳山前，对伯夷、叔齐的事迹一定是了然于心的，因此，他之拜谒不是信马由缰的偶然路过，而是慕名前往。对两位先贤的敬仰使他殷切地希望能和他们有一番面对面的交谈，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因此，才有了赋中似真似幻的一幕。这远比直截了当地陈述敬仰之情要深切、巧妙得多。这一点是此赋在艺术技巧上最具特色之处。
歌咏书匣传儒学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以后，儒家经典愈被重视。
《书槴赋》借赞美书函宣扬儒家思想，是儒家思想作为当时政坛主流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
古代典籍通常需要书匣保护，因此书匣是文人书房、案头常见物件。
当然，或许正因为常见，人们也就熟视无睹了，没有谁会为这不起眼的书匣花心思费笔墨，去写点儿什么。杜笃可谓慧眼慧心，从普普通通的书匣看到了人人眼中所有又人人意中所无的东西，那就是把书匣和读书之人联系起来，由书匣的特点想到读书人的品德，这真可谓于寻常处见不寻常。
惟书槴之丽容，象君子之淑德。载方矩而履规，加文藻之修饰。能屈伸以和礼，体清净而坐立。承尊者之至意，惟高下而消息。虽转旋而屈挠，时倾斜而反侧。抱六艺而卷舒，敷五经之典式。
作者起笔即描写书匣的外观：“惟书槴之丽容。”书匣是美丽的，这种美丽是一种雅致含蓄之美，因此作者立刻联想到君子美好的品德。接着说书匣方方正正、中规中矩，这又像君子言行不逾纲纪。因为书匣总是根据书的大小而制，这使作者又想到君子常常是能屈能伸。至于何时屈何时伸则完全以礼为依据。书匣无论直立还是平放于案头，都给人清爽洁净之感，这岂不又是君子之人的表现？书匣中的书籍虽然有高下之分，但都表现了贤德之人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和思考，因此是“至意”。书匣偶尔也会倾斜、翻倒，但它总是尽职尽责地守护着“六艺”、“五经”，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借歌咏书匣传递的儒家思想。
险则救俗，平则守礼
崔驷（？-92），东汉文学家，字亭伯，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驷自幼聪明过人，13岁即精通《诗》《易》《春秋》，博学多才，尽通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齐名。章帝时，写就《四巡颂》，颂扬汉朝之德，文辞典美，备受章帝青睐。窦太后当政，崔驷入窦宪府内任主簿。窦宪横暴骄恣，驷屡次讽谏劝阻，窦宪不能容忍，于是使其出任长岑长，驷弃而不任，返归家园。《后汉书》卷五二本传言其着述计21篇。《隋书·经籍志》载目10卷，已散佚。严可均《全后汉文》载39篇。明人张溥辑有《崔亭伯集》。
《后汉书·崔驷列传》说：“（崔驷）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常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时人或讥其太过玄静，将以后名失实。驷拟杨雄《解嘲》，作《达旨》以答焉。”据此，《达旨》应作于驷游太学后不久。文章以主客问答的方式表达了作者“险则救俗，平则守礼，举以公心，不私其体”、“进动以道”、“复静以理”的处世主张，意在明志。
崔骃拟杨雄《解嘲》，作《达旨》以自解，表达盛世之悲：贤哲即使有抱负也没有施展的机会。《后汉书·崔驷传》注引《华峤书》曰：“骝讥杨雄，以为范、蔡、邹衍之徒，乘衅相倾，诳耀诸侯者也，而云‘彼我异时’。又曰：窃赀卓氏，割炙细君，斯盖士之赘行，而云‘不能与此数公者同’，以为失类而改之也。”崔驷以为士之仕与不仕由社会需求决定，“与其有事”时，士人应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当其无事”时，士人应该“规矩其步”，以修身为主。而无论仕还是不仕，都应该“举以公心，不私其体”。君子不是不想进入仕途，只是他们以“夸毗而求举”、“登墙而搂处”之行为耻，认为“叫呼炫鬻，县旌自表”、“暴智炫世，因以干禄”不是仲尼之徒应有的做法。东汉游学之风大盛。但名为游学，实则借此攀附权贵，以赢得一官半职、求取功名利禄。“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是其真实写照（《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崔驷所论正是对这一扭曲士风的批判。“子笑我之沈滞，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由此可见作者与众不同的处世原则和冷静超脱的处世心态，其不以利害名的高风亮节亦于中毕现。
《达旨》以主客双方的辩驳表现自己的思想，是典型的汉赋格式；大量运用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法，形成波澜壮阔、应接不暇的气势，而且引用诸多历史典故。
故士或掩目而渊潜，或盥耳而山栖；或草耕而仅饱，或木茹而长饥；或重聘而不来，或屡黜而不去；或冒询以干进，或望色而斯举；或以役夫发梦于王公，或以渔父见兆于元龟。
这样既增加了说服力，也充分彰显出文人赋的特点。
咏大雀而颂汉室
中国古代社会，每有奇异之物出现，统治者总要带领群臣百官深究一番，如果认为是灵异之物，则文人们常常要奉旨撰文，借此歌功颂德，赞美统治者之贤能、统治之清明、国力之强盛。在班昭写《大雀赋》之前，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五色雀群集，明帝即下诏群儒学士各献《神雀赋》。百官众僚，纷纷响应，班固、贾逵等五人为此受到明帝赞赏。所谓五色雀现在不可考为何种鸟类，或为孔雀。总之应该比较少见，因此突然显现，即被附会为灵瑞，是吉兆。《大雀赋》中的大雀指的是鸵鸟。鸵鸟生活在西北大漠，中原少见，因而建功于西域的班超以此为贡品呈奉朝廷。班昭则借此为汉王朝写下一篇赞歌。
大家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献大雀，诏令大家作赋。
曰：
嘉大雀之所集，生昆仑之灵丘。同小名而大异，乃凤皇之匹畴。怀有德而归义，故翔万里而来游。集帝庭而止息，乐和气而优游。上下协而相亲，听《雅》《颂》之雍雍。自东西与南北，咸思服而来同。
赋开篇即说大雀生活于有仙山、灵山之称的昆仑，这已足以证明大雀之不凡。接着又说，尽管它的名字与麻雀相似，但二者却是截然不同的。
麻雀是那样的卑微，不值得一提，而大雀却可以与传说中的神鸟凤凰媲美。凤凰是灵异的、祥瑞的，因而大雀也是灵异的、祥瑞的。它怀德慕义，不远万里来到汉朝王庭，是因为喜欢这里的和谐安详，悠闲自得。这样，赋篇就由对大雀的称赞，自然而然过渡到对汉帝国的赞美和歌颂。尽管这只是一篇篇幅短小的咏物赋，但对汉王朝的赞美丝毫不输某些散体大赋。
一笛一世界
马融（79-166），字季长。东汉经学家、辞赋家。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安帝永初二年，大将军邓骘闻其名，召为舍人，不应命，客于凉州、武都、汉阳界。永初四年，拜为校书郎中，在东观典校秘书。因献《广成颂》而得罪大将军邓骘，长期困顿不得升迁。因兄子丧自劾归，邓太后以其不满于职务而禁锢之。安帝亲政后，召还郎署，复在讲部。顺帝时拜为议郎，旋为从事中郎，转武都太守。桓帝时受梁冀指使诬李固，为世人所诟病。后为南郡太守，复因事违背大将军梁冀，被劾免官，放逐朔方。后遇赦得还，复除议郎。以病免，卒于家。《长笛赋》仿王褒《洞箫赋》而作，何焯云其“亦祖子渊，而加之以条畅”（《评注昭明文选》）。赋见《文选》卷一八、《艺文类聚》卷四四。
汉代的音乐赋比较多，从本赋的序文即可知道在马融之前就已经有了《笙赋》、《洞箫赋》、《琴赋》等，因此要超越前人是比较难的，所以这篇赋模拟前人的痕迹也比较明显。文章的开始是一篇序，简叙写作该赋的原因。正文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场地材料生长的环境与情况。第二部分描绘长笛音乐的状态及感人效果。第三部分写制作长笛的意义，体现此赋的价值所在。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评价道：“子渊《洞箫》，季长《长笛》，才不胜学，善铺叙而少发挥。”其实，在这点上，马融的作品表现得更为突出。
当然，此赋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丰富了音乐赋的题材，作出辞赋史上的第一篇《长笛赋》。二是此赋是有感而作，正如序文中所言：
融既博览典雅，精核数术，又性好音，能鼓琴吹笛，而为督邮，无留事，独卧郿县平阳邬中。有雒客舍逆旅，吹笛为《气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师逾年，暂闻，甚悲而乐之。
这说明不完全是“为文造情”之作。三是大量使用典故，这和马融作为一代学者的身份有关。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它不只是给人感觉直观的印象，更调动了人的想象力。四是语言有雅有俗，前者如大量用典等情况，后者则是把五、七言句引入辞赋，在当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尝试。
织机，功用大矣
本篇杂录诸书而成，为残篇。见《艺文类聚》卷八七，《初学记》卷二八、《太平御览》卷九七二。旧本多作《机妇赋》，今考察文字内容，从《艺文类聚》改为《机赋》。
这是一篇描写织机的赋。首先和各种生活用品比较，言织机作用之大。
舟车拣寓，粗工也；杵臼碓硙，直巧也；盘杼缕针，小用也；至于织机，功用大矣。
接下来叙说织机的制作过程及织机的样子：
于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洪樟。结灵根于盘石，托九层于岩旁。性条畅以端直，贯云表而剀仓。仪凤晨鸣翔其上，怪兽群萃而陆梁。于是乃命匠人，潜江奋骧，逾五岭，越九冈，斩伐剖析，拟度短长。胜复回转，克像乾形。大匡淡泊，拟则川平。
最后写纺织之事：
于是暮春代谢，朱明达时。蚕人告讫，舍罢献丝。或黄或白，蜜蜡凝脂。纤纤静女，经之络之。尔乃窈窕淑媛，美色贞怡。解鸣佩，释罗衣，披华幕，登神机，垂轻杼，览床帷。动摇多容，俯仰生姿。
此赋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把劳动工具作为描写对象，和多数辞赋注重上层社会常用的消遣享乐物品不同，对汉赋的题材有所开拓。二是织机虽为物件，作者对它进行描写，注意到了它的操作者的活动，这样画面就显得有生气。三是作品不仅对事物的静止状态进行描画，也注意到它的动态情况，故文字较为生动。
本篇也是重要的科技史材料。我国在汉代织布帛锦缎水平已相当高。
《西京杂记》卷一载：“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钜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匹，匹值万钱。”本篇可与之互证。晋杨泉也有《织机赋》，可与对读。
塞者，博戏也
边韶（约100-约165），字孝先，陈留浚仪（今河南开封市）人。善文章，有口辩。汉桓帝时，为临颍侯相，征拜太中大夫，着作东观。入拜尚书令，后为陈相，卒于官。据《后汉书》载，着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后汉书》卷八○上《文苑传》有传。
塞：通“整”，古代的一种博戏。《说文》：“簺，行棋相塞谓之篡。”又名格五。《汉书·吾丘寿王传》载寿王“以善格五召待诏”。
注：“苏林曰：‘博之类，不用箭，但行枭散。’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格。’刘德曰：‘格五，棋行。《簺法》曰：簺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后汉书·梁冀传》注引《篡法》为鲍宏《管经》，其文作“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至五即格，故谓之格五”。
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其用物也约，其为乐也大。犹土鼓块桴，空桑之瑟。质朴之化，上古所耽也。然本其规模，制作有式。四道交正，时之则也。棋有十二，律吕极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阴阳也。乍亡乍存，像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趋隅方折，礼之容也。迭往迭来，刚柔通也。周则复始，乾行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顺也。然则塞之为义，盛矣大矣，广矣博矣。质象于天，阴阳在焉。取则于地，刚柔分焉。
施于人，仁义载焉。考之古今，王霸备焉。览其成败，为法式焉。
本篇对塞这种游戏加以介绍，主要介绍一些相关规则。因为塞作为器具，形象并不突出，材质要求也不很高，所以在以体物为主的赋中很难描写。就规则来说，简单介绍也很抽象，既体现不出作者的写作才能，也提不起人们的阅读兴趣。这样，作者把塞这样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游戏规则和自然现象、生活道理结合起来，使之变得趣味盎然，再不感到枯燥乏味，体现出作者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
浦铣《复小斋赋话》云：“边孝先以欲眠见嘲于弟子，今观其《塞赋序》云：‘可以代博弈者日塞，试习其术，以惊睡救寤，免昼寝之讥而已。’予读之笑曰：‘此老韶《解嘲赋》欤！’”
弹棋之制，玩棋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