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为彻底解决东北边疆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工作。其中为加强东北地区的边防力量，康熙帝组编了新满洲。新满洲是与旧满洲相对而言，一般是指清兵进关后编入旗籍的东北少数民族部众。清朝在统一东北过程中，将东北地区各部落和各族人民编入八旗，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康熙沿用这一传统方式，编组新满洲。康熙十年（1671年），清将居于珲春东部烟楚（岩杵）河以东沿海一带的库雅拉人等移来，编为十二佐领。康熙十二年（1673年），又将赫哲人内迁到宁古塔一带，编为四十佐领，成新满洲。到康熙十六年（1677年），由赫哲人和库雅拉人编组的新满洲共达七十八佐领。其中吉林与宁古塔四十佐领，盛京十七佐领，锦州五佐领，广宁三佐领，义州七佐领。另有六佐领入京为侍卫。
索伦部包括鄂温克人、达斡尔人及鄂伦春人，他们分布在黑龙江中上游地区，早在清入关之前已分编佐领。顺治年间，因俄国人侵入黑龙江流域，居住在黑龙江北的索伦部族先后移居到嫩江地区。康熙早年，他们被重新编组，鄂温克的2314名壮丁，按姓氏编为二十九佐领，定期进京入贡。据记载：康熙四年（1665年）九月，“那恩地方二十九索伦佐领温察太、木朱虎等，入贡貂皮”。
康熙六年（1667年），绰克托等人奉命将未编佐领的达斡尔1100余口编成十一佐领，设头目加以管理。在此基础上，设立索伦副都统品级官员实行统一管理，下设参领、骁骑校、拨什库等。因索伦人善于射猎，清廷向他们征收大量貂皮以为赋税。“无问官兵散户，岁纳貂皮一张”。康熙十二年（1673年），“索伦八旗”已有4524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索伦副都统品级官员”升格为都统级，正式定名“索伦总管”，同时增设一名“达斡尔总管”。康熙三十年（1691年），增设“满洲总管”，并将总管衙门建于伊倭齐，对黑龙江中上游的居民实行统一管理。
康熙组建“新满洲”和“索伦八旗”，向他们提供房屋、土地、耕牛、种子，令其“屯田耕种”，使各族从渔猎向农业转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极大地充实和加强了东北的边防力量。顺治末年，东北边疆地区只有宁古塔一地驻有满洲八旗十八佐领。由于编组“新满洲”，东北的军事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并能源源不断地向关内提供兵源，以供讨伐吴三桂叛乱。康熙十五年（1676年），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设四十六佐领；宁古塔设副都统驻防，设十二佐领。两地新旧满洲共达五十八佐领，比顺治末年增加两倍多。“新满洲”与“索伦八旗”成为戍守东北的主要力量。
俄国占领雅克萨之后，清政府采取了与俄军和平解决争端的办法，于康熙五年（1666年）遣使赴尼布楚。但由于俄方极端傲慢，将中国使者禁锢3个月之久。
康熙八年（1669年），俄国商队来华，这时中俄因边境问题关系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但康熙还是亲自接见了该商队首领谢特库儿·阿布林。阿布林在中国出售俄国商品，同时收购中国的丝绸、棉布、宝石，清政府还赠送给阿布林一大批礼物。俄国政府在这次贸易中赚取了高额利润后，立即垄断对华贸易。同年冬天，清政府再一次争取和平解决争端，遣沙拉岱等4人去尼布楚，就俄方停止在边境的侵略与挑衅，归还逃人根特木儿等问题与俄殖民当局进行谈判。第二年，根据清政府的倡议，在北京双方开始了会谈。俄方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比如：对俄国使节“放行无阻”；允许俄国商人在中国“自由经商”；对中国人民的反抗加以制止等。而对中国的要求，俄方却百般抵赖。当时康熙的态度十分明确，要求归还逃人，停止边衅，并以此作为维系两国友好关系、发展双方贸易的前提。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沙俄乘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
康熙十五年（1676年），沙俄以尼布楚和雅克萨为据点，一路向东南精奇里江及其支流推进；一路向南，侵略到额尔古纳河一带。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底，沙俄又在精奇里江一带建立了结雅斯克、西姆林斯克、多隆斯克伊等军事据点。康熙见侵略者气焰嚣张，决心在黑龙江（瑷珲）建城永戍，预备炮具船舰，自黑龙江到乌喇设置驿站，以传递消息，且由水陆两道陆续运粮，积贮黑龙江，积极做好战争的准备。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副都统萨布素率乌喇宁古塔兵一千人进驻额苏里，增派达斡尔兵力四五百与宁古塔所剩兵力五六百进驻瑷珲，两地共驻兵两千人，成为永戍黑龙江的主力。同年十月二十六日，清朝政府正式派设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为首任，在黑龙江永久驻防，并在黑龙江建立军事基地，驻兵屯田，制止了驻雅克萨俄国侵略军向黑龙江中下游的侵略，为收复雅克萨奠定了基础。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三藩”平定，台湾统一，康熙得以腾出手来加强东北边疆实力，准备驱逐俄国侵略者。如此，便不可能不备战兵。吉林，旧名船厂，明初即成为我国重要造船基地之一。清初以来，为驱逐沙俄侵略者，造船之外兼以训练水师。顺治十八年（1661年），始设吉林水师营，“以迁移人充水手”。康熙十三年（1674年），水师营总管并至黑龙江，但仍保持一部分水师在吉林，派官管理，训练水军，制造船只。十五年（1676年）春，吉林因处于水陆交通的要道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康熙帝决定将宁古塔将军移驻于此，进一步加强其水陆军队的实力。史书上说：“建木为城，倚江而居。所统新旧满洲兵二千，并徙直隶各省流人数千户居此。修造战舰40余艘，双帆楼橹与京口战船相类。又有江船数十，亦具帆樯。日习水战，以备老羌。”此外，在吉林西北七十里的打牲乌喇设打牲乌喇总管衙门，隶内务府，为皇帝采捕东珠、蜂蜜、松子和鳇鱼，其下有“额设捕珠大船7只，向由吉林水师营备领，独木船399只，内协领衙门40只”。这样，吉林与打牲乌喇两地及其间沿松花江的七十里水域，便成为修造船舰、训练水兵的重要战备基地。康熙帝亲临吉林，进行观兵。将军巴海集中所有大小数百船只和精锐官兵排列阵式，让皇帝检阅。
在吉林的12天里的系列活动，康熙帝达到了观兵讲武、备战驱俄的目的。那么，他为何说“我来问俗非观兵”呢？这是康熙表示对穷兵黩武的厌恶。但这句话也表明，在康熙的头脑里，问俗与观兵是同样重要的，二者是统一的。抗击外国侵略者军事必不可少，但必须也要“重民生”。只有关心军民疾苦，解决好内部问题，军民上下戮力同心，才能更好地发挥出军事上的优势，抗击外敌。为了更好“观兵”而“问俗”，是他此行活动的重要目的。故此次东行，他曾广泛“问俗”：一是赦免罪犯，免除钱粮。在盛京谒祭福陵、昭陵并谕户部、刑部：“山海关以外，及宁古塔等处地方，官吏军民人等，除十恶等真正死罪不赦外，其余已结未结一切死罪，都一律减轻处罚。军流徒杖等犯，一律赦免。”奉天、锦州二府属，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地丁正项钱粮，着全部免除。康熙东巡至乌喇地方，见“当地气候严寒”，考虑到由内地发配到此处的犯人会适应不了，深为不忍，因而谕令刑部：“以后免死减等人犯，俱着发往尚阳堡（辽宁开原东）。其应发尚阳堡人犯改发辽阳安插。”在反叛案内应发乌喇地方人犯，“只令其当差”，不必给人为奴。
康熙在松花江上观兵之后，兵部议复巡查采参官兵给赏定例，同意“视缉获多寡，分别议叙”。康熙则认为：“甚为允当”。但“恐非系采参之人，妄有拘执，夺其资财，俾孑身采捕他物者，无故罹害”。于是，令补议条款：“巡踪章京兵丁，诬拿无辜之人，将章京革职，兵丁枷号两个月鞭一百。”若趁机夺取财物者，章京不仅被革职，而且还要交到刑部问罪，兵丁再多枷号一个月。从而保证了打牲、采集等正常生产活动不受干扰。
二是优待汉族的知识分子。尚阳堡流犯王廷试之子王德麟向康熙申诉，说他的父亲因为窝藏逃犯而被流放该地，现在已年老体衰，请求将其父放回原籍，而他愿代替他父亲受罚。督捕衙门不同意他的要求，康熙则考虑其父子二人“情实可悯”，碰到向皇上直接陈述的机会也是千载难逢，“其父子又俱系读书人”，因此，康熙帝特批准王的请求，“着一并发回原籍，后不为例”。虽有“后不为例”
谕旨在先，但从宽处理流放东北的汉族知识分子的先例已开，对后来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事实上，此后流放犯人赦免回籍和随意入籍之事也逐渐增多。
三是改革官员补授办法。同年五月初四日，康熙为期79天的东巡结束。之后，对于在东北巡行中发现的种种问题，康熙立即着手解决。从前盛京看守陵寝及山海关等处城守章京员缺，都由其子弟补缺，后停止此例，改由京师补授。这次他东巡发现，京师补授这类章京员缺的办法有许多不足之处，不仅新官阖家北迁，路途遥远，往返艰难，而且其前任章京所遗孤孀将房屋田地交给所补之员，就失去了生活的必要基础，陷入困顿之中。因此，康熙于五月初十谕户、兵、工三部：“嗣后盛京看守陵寝及山海关等处城守章京员缺，不必从京师补授，着于伊等子弟内，令该将军选择贤能者，具题引见顶补，以免其往返迁移之苦。倘伊等子弟中没人适合担此任务，别有补授发往之员，可另外拨给他们土地与房屋，其前任章京田房仍行留给，不必掣出，令其孤孀得所。”不久，适值从北京所补的奉天副都统查库拒不赴任，康熙于是撤去查库的职务，提升刚从参领提为昭陵总管的佟宝为奉天副都统。后来佟宝又被提升为护军统领、黑龙江将军等高级职务。官员补授办法的改革，照顾了官员及其家属的利益，有助于培养选拔东北地方官员；由家属保留田庐产业，使国有旗地逐渐向私产演变，有利于驻防东北的八旗官兵在此世代驻守，建设东北。
四是革除兵丁无益差徭。康熙在东北巡行期间，见兵丁差役繁重，极为辛劳，回京之日，已降特旨纠正。五月十九日，再谕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瓦礼祜等，作出如下规定：第一，停止最妨农事、徒劳人力的搜捕鹰鹯窝雏之役；第二，八月放鹰、寒冬寻觅山鸡，因徒增负担，亦行停止；第三，围猎讲武不可无时，并且必须关心贫人，将所获之物分与他们，不可时加责罚，不得被狂兽误伤；第四，停止打鱼鳇等鱼差役。康熙还特别告诫将军以下各级官员，要体贴兵丁，多加爱惜他们，鼓励农业生产。他说：“吉林乌喇田地米粮甚为紧要，农事有误，关系非细，宜劝勉之，使勤耕种。”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初九，康熙革去巴海的宁古塔将军之职，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隐瞒粮食产量，“诳奏叟登（今吉林永吉搜登）等处田禾未收”；二是不爱惜士兵。同年九月初十，康熙告诫新上任的宁古塔将军殷图：
“尤宜爱养兵丁，令其得所。我兵逼近罗刹，须时加操练，以修武备。巴海暴戾贪污，不恤士卒，遂被革职。其新满洲皆求主来归，理应抚绥慰劳，施以教化，使他们安心生产与生活。”
综上可见，康熙的“问俗”涵盖了方方面面，包括关心兵民疾苦，革除官员恶习，调整官兵关系，缓和矛盾，发展农业生产，加强东北地区的建设。在当时，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巩固与发展东北边疆的实力，使东北军民做好一切准备，以抗击沙俄，把侵略者驱逐出国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