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初五，雍正发布上谕，历数允禩之罪，说他大志不成，早有怨恨，又蛊惑人心，干扰政事，这是自绝于苍天和祖宗，命人将他逐出宗室，他的妻子乌雅氏被革去福晋，休回娘家，两人不准往来。二月，允禩被降为民王，交由所属旗内稽查，不得按宗室诸王的身份保留所属佐领人员。随后又把允禩圈禁在高墙里。三月，命允禩改名为“阿其那”。当时支持允禩的人也在加紧活动。蔡怀玺自称为正黄旗滦州人，前往景陵，求见允禩，被奉命监视允禩的马兰峪总兵范时绎发现，把他投入监狱。同时，郭允进自称遇到洪觉禅师，被传授兵书战策，书写不利于雍正统治的传单；继而欧秀臣把它刊刻，广为流传。
在这种情况下，雍正对允禩等人加紧处理。五月，向内外臣工、八旗军民颁布允禩、允禟、允禵、允等人罪状，并将允禟改名为“塞思黑”，命人将其由西大通押到保定拘禁。同时，又怕允禟在外不好掌握，把他囚禁到京城景山寿皇殿，命他面对康熙画像，反省思过。直隶总督李绂将允禟禁闭在衙门附近的小房里，四面皆砌高墙，封闭前门，用转桶传进饮食，并派兵在外看守。房小墙高，正赶上酷夏天气，允禟身带铁锁、手梏，经常昏死。八月，李绂奏报允禟病死，雍正认为死有余辜。九月，允禩也死于囚禁地，随着允禩、允禟的死去，这个存在20多年的政治集团终于被消灭。允禵因为与雍正同母所生，不适宜严厉处治，雍正没有置他于死地。乾隆二十年（1755年），允禵病故。
允禩、允禟集团颇具实力，包括三个皇子（雍正认为还应加上允禵），其成员和支持者众多，在清朝中央机构中的地位十分突出。而且康熙后期，不仅允禵威望日渐提高，大大超出胤禛，就连允禩的威望也始终高于胤禛。他们是胤禛的主要敌人，对其取得皇位深为忌恨，对其政策总是采取不合作甚至抵制的态度。
在这样的局势下，胤禛为维护自己统治，扭转康熙晚期以来的弊政，澄清吏治，稳定中央财政，维持社会安定，必须先采取有力手段，将这些当前最危险的敌人铲除，集中皇权，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名家回眸
纵观中国历史，自秦以来，在帝位的争夺上，时常发生兄弟相残、父子反目的事情，几乎每一姓王朝都出现了较大血腥事件。
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康熙的旧臣在这次清洗中有数百人相继死去。这次清洗规模之大可见一斑。当然也包括年羹尧、隆科多案件中的被清除者，不过允禩、允禟集团的成员仍是占大多数。
经过将近4年之久的激烈斗争，作为康熙后期争夺皇位产物的允禩、允禟集团终于倾覆。雍正帝取得清除朋党的最终胜利，巩固和加强了皇权。
当代着名学者金性尧在其《宫廷政变》一书中对这段历史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政治之间两方面的话，总是有偏见有怨气，最好是一句就能骂倒。岁月如流，世宗时代离开我们已经二三百年了。对这些公案的评论，我们惟有力求客观公允，接近历史的实况。
伴君如伴虎——年、隆之狱
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十一日，年羹尧被赐自裁。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隆科多死于囚禁地。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清代名将，具有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曾在康熙年间担任工部侍郎、湖广巡抚等职务，后因为生病告退。兄长年希尧曾担任过广东巡抚，得到康熙、雍正的宠信。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年羹尧考中进士，后改庶吉士，被任命为四川广东乡试考官，后来做到内阁学士的官职。他从小聪颖无比，刚毅决断，涉猎广泛，长于记忆，能文能武。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二月被任命为四川巡抚，后又担任四川总督、平西将军。康熙六十年（1721年）担任川陕总督，既是封疆大吏，又是抚远大将军胤禵手下握有重兵、掌有实权的征西主将。年羹尧是雍正的心腹，他早就投靠雍亲王府，把他妹妹嫁给了雍正。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其妹生下了一女，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又生下了皇子福惠，非常受雍正喜爱。年羹尧到四川、陕西担任巡抚、总督之后，曾在四川给雍亲王（当时雍正的爵位）写信说：“现在不辜负皇上，就是将来也不辜负王爷您。”这是在向雍正表示忠心。
隆科多是康熙、雍正最亲的国戚，是满洲镶黄旗人。康熙的生身之母孝康章皇后，是隆科多的祖父佟图赖的妻侄女，康熙的妻子、雍正生身之母孝懿仁皇后是隆科多的妹妹，佟氏成为康熙、雍正两朝的至亲。佟国维在康熙时是一等公，他被康熙称做“舅舅佟国维”。康熙晚年，佟国维因为是太后的兄弟又是皇后的父亲，位高权重。但佟国维亲近胤禩一派，常劝康熙废掉太子，使康熙很是不满。
佟氏家族中，只有隆科多亲近胤禛（雍正）。所以，在雍正登基前后，隆科多是支持雍正的皇室内部最亲近、权势也最高的大臣。
年羹尧的功劳很大。他在担任四川巡抚、四川总督、川陕总督、平西将军时，做了很多有利于稳定地方统治、平定叛乱活动的工作；还任用、提拔了许多精明能干、政绩突出的官员，如雍正、康熙年间的文官史贻直、武将岳钟琪，都受到过年羹尧的赏识推荐。康熙任命胤禵为抚远大将军后，年羹尧作为手握重兵的封疆重臣，是胤禵最为重要的协助者。在清军平定青海叛乱、进入西藏和新疆时，功劳都很大。在雍正正式登基前后巩固自己的地位的斗争中，无论是在争夺太子之位还是巩固皇权之时，年羹尧作为雍正的心腹重臣，手握重兵，对于稳定国内局势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他还替雍正密切注意允禵和允禟在西部的举动。
雍正登基之后把允禵召回京，剥夺其兵权，就命年羹尧掌管大将军印。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年羹尧加太保衔，被封为三等公，同年十月年羹尧又被提升为抚远大将军。当时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头子罗卜藏丹津反叛朝廷，扰乱西宁，雍正命令年羹尧率军平定叛乱。年羹尧初战即告胜利，随后他接受了岳钟琪的建议，让岳带领五千精锐骑兵突袭罗卜藏丹津的老巢，结果大败叛军，平定了青海。当年羹尧、岳钟琪胜利班师还朝时，雍正非常高兴，去外面亲自迎接，公卿们都在广安门外跪着，年羹尧和雍正并马而行，受到百官拜贺。年羹尧由于这次大功，被加封为太保、一等公。除有军功之外，年羹尧对安定边疆、治理青海也作出过贡献。如青海索罗木西面郭罗克部总是出来进行劫掠，康熙曾命当时身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探察敌情，以对其进行讨伐。在年羹尧的率领之下，岳钟琪领兵打败了郭罗克部，攻下40多个番塞，活捉了郭部的首领，使其部众降服，为雍正初年平定青海叛乱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平定青海叛乱之后，年羹尧又向雍正上疏奏请13条善后事宜，事关在青海各处设防、设兵，各项措施周密稳妥，符合当地实际，雍正听从了他的建议。年羹尧还是一位着名的将领，军事才能突出，善于发现敌情，使用计谋，出奇制胜，所以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隆科多虽然不像年羹尧有战功、军事才能突出，但他作为康熙、雍正两朝最亲的国戚，在雍正为藩王时支持雍正争夺太子之位；康熙驾崩后又是隆科多率先和许多皇子接受康熙遗诏，立雍正为帝，并且是隆科多向雍正宣读遗诏之后，雍正才得以即位，因此隆科多在受遗诏立新帝、使雍正顺利即位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雍正刚刚登上皇位，允禩、允禟、允禵等皇子表示不服，明里暗里总在抗拒，朝政一时混乱。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人就认为清廷不预先立太子，肯定会有皇子争位的情况，而康熙死后，局势不稳，也在所难免。作为掌握京师禁军的步军统领，隆科多坚定按雍正的旨意行事，将京城一度封锁，这对稳定局势、巩固雍正的皇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雍正登上皇位后，隆科多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之一，承袭其父的一等公爵位，随后隆科多被封为吏部尚书兼步军统领。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隆科多与年羹尧同时加“太保”衔，二年（1724年）六月，隆科多又兼管理藩院事务并且纂修康熙帝时的史事，他被雍正尊称为“舅舅隆科多”。自康熙晚年起，年羹尧和隆科多一个握有边疆重兵，一个掌握京师禁军，京师内外的局势也就得以控制。
雍正即位之后，十分亲信隆科多和年羹尧。在雍正给他们的谕旨和他们给雍正的奏折中，可见他们之间的感情比亲兄弟还要亲，没有了君臣的界限。年羹尧总是向雍正表示忠心，在恳请陛见折中说：“我受皇上的恩宠最深，而我对皇上一直忠心。皇上天性至孝，是古往今来其他帝王所不能比的，这一点我平日里就清楚得很。”当时年羹尧瞧不起隆科多，曾对雍正说隆科多是非常平庸的人，两人的关系很不融洽。雍正力图和解他们，就对年羹尧介绍隆科多说：“舅舅隆科多，我和你以前不太了解他，真是大错特错了！他忠于先帝，又是朕的功臣，是现在少有的出类拔萃的大臣。”雍正和隆科多是亲戚，和年羹尧也是亲戚，就让年羹尧和隆科多结亲，要年羹尧把自己的大儿子年熙过继给隆科多做儿子。隆科多是雍正的舅舅，而年羹尧和雍正辈分相同，比雍正年龄还小，把年的儿子过继给隆科多做儿子实际上是不合辈分的，雍正在这里起了重要作用。年羹尧于雍正二年（1724年）元月十五日写了请赐诗扇折，雍正在上面朱批，告诉年羹尧自己做主把年熙过继给隆科多，语句亲切胜过兄弟，其程度常人是想不到的，这和其与亲兄弟允禩、允禟谈话时的言论相比，不知道要差多少。得知雍正谕令把年熙过继给自己，隆科多十分高兴，向雍正表示自己一定要和年羹尧抛去嫌隙，共同为皇上效忠：“我们两个人如果还是与先前一样当做两人看，那就是有负皇上了。”经过雍正的协调，年、隆二人作为雍正初年的功臣、权臣，成为雍正初年雍正巩固皇位最得力的助手。对于他们，雍正给过无数封赏，进行过高度评价，给他们以极重的威权。如有一次雍正赏给年羹尧鲜荔枝，由京城到西安的驿站传递只用了6天，以便保持荔枝的新鲜，防止变坏。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年羹尧进京，雍正命礼部准备迎接大将军，年到达京城时，郊迎的王公以下的官员都是跪着迎接，年羹尧很是傲气，一眼都不看，只有他的同年史贻直作长辑没有跪拜，年看见后下马把自己座下的马让史贻直坐，自己又换了一匹马和他一起入城；王公们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微微一笑，点点头罢了。在京师短暂的时间里，雍正让年羹尧与马齐、隆科多等总理事务大臣一起宣布上谕。雍正向大臣们说，年羹尧是我原来的老朋友，记忆力好，文笔又好，能很好表达自己的意思，所以才让他传达旨意，宣布上谕。雍正又宣谕各王公大臣，说自己之所以那么看重年羹尧，就是因为年羹尧为国出力报效，劳苦功高，不但自己敬重他，就连自己的后代子孙和天下臣民也应该敬重他。这样，在雍正的恩宠下，年羹尧和隆科多逐渐变得恃宠妄为。
年羹尧之死
随着年羹尧、隆科多的权势愈来愈大，任权恣行的事愈来愈多。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在平定西部时任命私人，只要向吏部通报，不用向皇帝请示，称为年选。实际上，他那欺上压下、擅权横行的不法行为早就滋生起来了，任四川巡抚时，由于他本性贪婪，任权独断，加上军费开支很多，经常在四川加派赋税，使当地人民很是不满。当时江津县知县余田生对他额外急征的命令予以断然拒绝，年羹尧派使者拿了他盖印的文书去催征，使者到达县衙后，从早晨到中午，余田生不接见他。使者在堂上大闹，余田生命人把他捆起来，实行杖责。这时，江津几千百姓聚集在堂外，让几十位老人进堂，对余田生恳求道：“您敢得罪年羹尧，最多辞官不做；可您走了之后，我们没了依靠，日子就苦了。还是饶了使者吧！”由此可见，四川百姓对年羹尧加派赋税无可奈何。雍正登基后，年羹尧越来越放肆，很多大臣都向雍正弹劾年羹尧，揭发他种种罪名，结果反倒遭到雍正的训斥。雍正之所以这样对年羹尧和隆科多恩宠有加，除了因为年羹尧平定青海、隆科多传康熙遗诏之外，主要是年、隆二人作为雍正的长期心腹之臣，在支持自己即位、稳定即位后的局势、压制反对派等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雍正必须凭借他们，拉拢多数官员，使自己政权的核心力量得以建立。雍正这样做是颇为必要的，但是雍正对他们的恩宠肯定会使年、隆认为有这样亲近的皇帝为自己撑腰，自己可以毫无顾忌地擅权专断，从而形成与皇权相抗衡的权力中心，使皇帝主宰一切的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的局面遭到破坏。当雍正发现年、隆的势力已经开始威胁自己的权威、破坏国家统一，甚至危及自己的统治时，他对年、隆二人的态度马上转变，抛弃自己对他们说过的所有亲切的言语，到处搜集他们的罪证，鼓励大臣们揭发。此时，雍正已下决心将他们二人置于死地，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年、隆二人，特别是年羹尧，的确罪无可赦，不处死不足以维护封建法律的尊严，封建统治也不能得以巩固，对他们绳之以法极为必要，可雍正对这种局势的形成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对年、隆的感情由十分热烈到极其冷酷，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和康熙过去批评他喜怒无常大概也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