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晏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序文交代了写作缘起。首先说明自己与嵇康、吕安的关系——“居止接近”，此语轻描淡写，但极有分寸。他与嵇康同为竹林中人，又与二人有着锻铁、灌园的难忘经历，其关系岂止“居止接近”？显然欲说而不能。接着概括了各自的个性，暗示了“见法”的原因。然而，好友嵇康留给自己印象最深的还是临刑前“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的凛然之气。今经其故居，不由得又想起，而此时正是日薄西山，寒凝大地，又有幽远的笛声在空旷中回荡。作者营造了一种凄清悲凉的氛围。
序文写得简洁、流畅，内容频频转换，短短的篇幅中却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读来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感慨凄恻之情油然而生。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悯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唯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
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正文抒发了对故友的痛悼、思念之情。作者落笔从自己的行程写起，暗示了选择的无奈。今看到旧友山阳之故居，怎能不触景伤情，昔日与故友饮宴欢乐的情景又浮现眼前。然而这一切都不存在了，物是人非，“穷巷”、“空庐”，一派肃杀、冷落。此情此景，不由得使作者产生了《黍离》之悲、《麦秀》之感。
作者引此二诗，既表达了对故友的思念之情，又暗含对魏室行将倾覆的隐痛，以古人伤逝之词表达了自己的怀旧之意。“形神逝其焉如”一句深情的叩问写尽了作者绵绵不尽的哀思。
接着，作者用秦丞相李斯临刑而叹之事，与嵇康相对比，暗示嵇康于临刑前片刻对于生命的感悟。嵇康临刑，顾视日影，“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向秀抓住这一细节，将其彻悟命运之后处变不惊、镇定自若的风采描写得极具神韵，使其骏逸的身姿与生命定格在永恒的瞬间。因此，这慷慨、悠扬的琴声在作者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琴声与笛声交织，过去与现实混融，造成了一种奇妙的效果，使人感慨万端。至此，作者戛然收笔。
此赋虽然短小，寄意却含蓄深厚。作者表达了对好友的深切悼念，也抒发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但读罢却总有一种言犹未尽的感觉。对此，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联系自己的思想经历作了合理的解释：“年青时候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了。”残酷的现实和高压的政策，迫使作者只好如此。
应郡举之后，向秀历任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晋惠帝司马衷永康元年（300年）前后，卒于任上。其文今仅存《思旧赋》与《难嵇叔夜养生论》两篇，但分别是文学史和哲学史上的名篇。
青史留名的饮者刘伶
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这诗用在刘伶身上，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刘伶是位饮者，但又不是普通的饮者，普通的饮者是不会青史留名的，而刘伶却是青史留名的饮者之一。他之所以青史留名，还因为他是一个集名士、酒仙、文学家于一身的奇人，一个千百年来几乎家喻户晓的奇人。
刘伶约生于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字伯伦，沛（今安徽省宿县西北）人。其父曾经做过大将军司马懿手下的属官，备受恩宠，只可惜刘伶还在幼时，他便离开了人世。因此，刘伶自幼便失去了父爱。谁知天公也不做美，给了他一副极为丑陋的面孔，而且身材矮小，及至长大成人后，身高也不过六尺。刘伶青年时代的经历史无明文记载，因此不得而知。但大体上可以推断，在魏齐王曹芳正始之末（249年），他已成为当世名重一时的名士，并且常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王戎、阮咸集会于山阳竹林之下，饮酒赋诗，弹琴作歌，当世称他们为“竹林七贤”。大约在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初年（265年）前后，他曾做过一段时间的建威参军，不久朝廷下诏，入宫中策问。他大谈老庄，强调无为而治，非但没有得到重用，反而连参军之职也被罢免了，从此再无进仕。大约在晋惠帝司马衷永康元年（300年）前后，以寿而终。
刘伶与诸位贤士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争权夺利的关键时期。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在此后的十几年间，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继续加剧，大批名士无辜被杀，沦为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
司马氏集团假倡名教、血腥杀戮的行为，引起了刘伶等众多名士的不满与愤慨。对于这种离经叛道的伪道士，他与嵇康、阮籍等一样，他不屑与之为伍，但暂时又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因而，同游竹林便成了他们最佳的处世方式。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支配下，他们共同表现出了违礼背俗、荒诞不经的行为倾向。
“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不知是酒选择了刘伶，还是刘伶选择了酒。总而言之，酒成为了刘伶赖以生存的精神寄托，成为了他须臾不可分离的亲密伴侣，也成为他表现喜怒哀乐的工具和手段。本来刘伶也是胸怀大志之人，但是，残酷的现实将他的理想击得粉碎。现在，他只有与酒为伍了。喜静不躁，沉默寡言，不轻易与人交友，也不轻易与人出游，这是他的性格特征。但如果是与阮籍、嵇康相遇，或他们相邀，他会喜不自胜地欣然前往，与他们携手入林，一醉方休。
家中财产的有无，他从不介意，饮酒倒是时刻挂在心上。平日里常常驾着鹿车，携带一壶酒，优哉游哉，边走边喝，并且让仆人扛着铁锹随后跟着，告诉他们说：“如果我死了，随时随地挖个坑将我埋了就是了。”这是何等的放情肆志，何等的达观洒脱！这是在生活失衡、道德失范、生命失去了价值之后，一种对于生与死的态度，对于生命的评价。
他的妻子见他终日耽于酒中，连命都不顾惜，十分痛心，于是倾倒他的酒，砸坏他的酒具，流着眼泪劝他说：“夫君饮酒过度，这不是养生之道，您应该马上戒掉它。”刘伶说：“很好，但我自己私下戒不了酒，只有在向鬼神祷告时发誓，方能戒掉。你马上准备祷告用的酒肉。”妻子信以为真，不一会儿准备就绪。刘伶十分虔诚地跪下，祷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儿之言，慎不可听。”祷告完毕，依旧是饮酒吃肉，不一会儿又是烂醉如泥。妻子见他这样，长叹一声，也就无可奈何。刘伶病酒如此，终日沉醉其中，只是为了求得暂时的解脱，减轻内心的痛苦。
刘伶饮酒远近闻名，其酒量之大，也无人能比。他对于酒的那份狂嗜，更非一般人所能及。关于他与酒的种种趣闻，也被人广为流传。尤其是“杜康美酒，一醉三年”的传说，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相传有一次，刘伶来到洛阳城南的杜康酒坊，见门上贴有一副对联，写的是“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两盏海底眠”，横批是“不醉三年不要钱”。刘伶看后，觉得很不服气：杜康虽是酿酒的祖师，杜康酒也早已如雷贯耳，三杯两盏醉倒别人也许可能，但要醉倒我刘伶，恐怕没那么容易。谁不知我刘伶，喝遍东西南北天下酒，还没有能让我醉上半天的。于是，负气走进了酒馆。一连饮了两大杯，仍要求上酒。杜康劝他说：“不要再饮了，再饮就醉了。”刘伶哪里能听得进去，执意要饮，又要了第三杯。三杯酒落肚，他便觉得天旋地转，眼冒金星，这回他是真的醉了。一路上摇摇晃晃地回到家里，醉倒在床上，再也不能起来。
他觉得自己就要死了，于是向妻子交代说：“我死后，把我埋在酒池内，上面盖上酒糟，酒杯酒壶放在棺材里。”这就是刘伶，临死也没忘了酒。妻子是了解他的，遵从他的意愿将他埋了。
一晃三年过去了。这一天，杜康来到村上找刘伶，讨要三年前的酒钱。刘伶的妻子气愤地指责他说：“他三年前喝了你家的酒，回来就死了。你讨酒钱，我还向你要人呢！”杜康连忙说：“他只是醉了，并没有死，快去挖墓，救他出来。”众人打开棺材，只见刘伶躺在里面与生前一模一样，气血充盈，面色红润。杜康叫道：“刘伶醒来，刘伶醒来！”刘伶果然睁开眼睛，连声叫道：“杜康好酒，杜康好酒。”从此，“杜康美酒，一醉三年”的故事就广为流传了。杜康酒也因为刘伶一醉更加出名。据说杜康酒醉刘伶，是专为度刘伶成仙有意安排的，而刘伶也因此成了名副其实的酒仙。
刘伶以酒为命，行为举止也更加放荡不羁。任建威参军期间，曾经在家里一丝不挂地饮酒。有客人来了，也不回避穿衣，还笑着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为何钻入我的裤中？”竟然放诞到了如此地步。不能否认，这里面有佯狂的因素，也有自我悔顿的成分。但这种走向极端的行为举止，恰恰证明了他内心的焦虑与困惑。也许，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将心中久积的愤懑与痛苦释放出来。
实际上，刘伶并不只是酒鬼、酒仙。作为一个大名士，他也是个机敏聪慧、很有才气的文学家。只不过不太留意笔墨文翰罢了。偶尔成篇，却也是特征鲜明的佳作。诗歌仅存五言《北邙客舍》一首。在诗中，诗人比较隐晦地表达了对黑暗政治的不满，对清明社会的期望，风格幽深孤峭，虽有古傲冷僻之嫌，却也不失为一篇上乘之作。明代竟陵派大师谭元春对此诗十分推崇，称其“藏细响于粗服乱头之中，发奇趣于嵌崎历落之外”。
《酒德颂》为刘伶的传世名篇，也是文学史上的一篇奇文，其语言流畅自然、生动形象。文中虚拟了一位大人先生，这位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如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行无辙迹，居无室庐”，但不论何时何地，“唯酒是务”。纷攘的万物，对于他来说，如烟如云。怀抱酒缸，手把酒槽，口衔酒杯，啜饮浊酒，箕踞而坐，旁若无人。这就是大人先生的形象，实际上是刘伶自身的真实写照。他把自己对于生活的态度与理解，都写到了酒德之中。显然，他所追求的，是一种酒醉之后“无思无虑，其乐陶陶”、“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的物我两忘的境界。只有在这种境界之中，他才可以做到对尘世的超越，对流俗的解脱。酒中自有天地宽，在醉乡之中，他才是真正自由的，才能真正体味到生命的本真。
这就是刘伶，一个集名士、酒仙、文学家于一身的奇人，但更多的时候，他的名字是与酒联系在一起的。刘伶离不开酒，酒也同样离不开刘伶了。
狂放不羁阮仲容
从行为价值取向看，“竹林七贤”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派别：嵇康、阮籍为激进派；山涛、向秀、王戎为温和派；刘伶、阮咸为旷放派。仅就旷放派的两位“贤士”而言，刘伶嗜酒成癖，放情肆志；阮咸放荡不羁，任诞疏狂。二人皆有旷放不拘的一面，但就程度来看，阮咸与刘伶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阮咸，字仲容，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生卒年不详，“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之侄，在当时与叔父并称为“大小阮”。他是两晋着名音乐家，曾官散骑侍郎、始平（郡治在今陕西兴平）太守。他与嵇康、阮籍等虽然同作竹林之游，被称为贤士，但他既不信儒，也不崇道，既无济世理想，亦无生活目标，只是随心所欲，率意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