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十年（249年），“高平陵政变”发生，一时天下名士减半。司马懿父子的暴行，激起了嵇康、阮籍等人的不满与愤慨。然而在腥风血雨中，他们只好暂且回避。时名士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亦暂居河内，皆朗达有俊才。于是，他们声应气同，相与友善，共游于竹林之下，即所谓“竹林七贤”。他们遨游山水，纵酒谈玄，在行为方式上处处表现出越礼悖俗的反传统倾向。
随着司马氏集团地位的日益巩固，“竹林七贤”亦开始解体。山涛等人相继出仕朝廷。阮籍虽亦重新出仕，但并未真正与司马氏集团合作，而是酣饮避世，佯狂自晦。唯有嵇康，我行我素，无视权威，坚决不肯与司马氏集团合作。
魏高贵乡公曹髦甘露三年（258年），阮籍母亲去世。他居丧过礼，哀毁至性，但对前来吊唁的礼法之士嵇康之兄嵇喜以白眼相对。嵇康闻之，拾酒携琴而来，与阮籍饮酒食肉，弹琴啸引。治丧之礼，禁忌酒肉，否则视为不孝。嵇康、阮籍对此置若罔闻，可谓“大逆不道”。
司马氏集团口倡礼法仁义，暗行窃国勾当。嵇康对此深恶痛绝，因而，他攻击名教礼法，主要是针对“朝廷有法”（《与山巨源绝交书》）之“法”，而不似阮籍，侧重于“人伦有礼”（同上）之“礼”，这就带有了很强的政治色彩。
嵇康与司马氏集团对立，首先表现在现实行为上，表现在他与“礼法之士”的关系上。高贵乡公曹髦正元二年（255年），镇东将军毋丘俭起兵于寿春，讨伐司马师，不久兵败而亡。《三国志·王粲传》注引《世说新语》道及此事：
“毋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嵇康居然欲起兵响应毋丘俭，可见他已完全站在司马氏集团的敌对立场上了。而如此大事，竟向依附司马氏集团而时任吏部郎的旧友山涛问询，可见二人相交深厚。
钟会为名门公子，见宠于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欲识嵇康。于是乘肥衣轻，宾客如云，“要于时贤隽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锤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世说新语·简傲》）。钟会本欲鼓舌弄藻，说于嵇康，结果反而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怏怏而返。钟会后撰成玄学着作《四本论》，为点缀风流、扩大影响，欲让嵇康一见，但他已领教过嵇康的为人，怕再碰钉子，于是至嵇康家门外，远远地将文章抛掷进去，然后急回便走。
嵇康对于名教与礼法之士的批判，对于司马氏集团伪善狡诈、僭妄凶残本性的揭露，更充分地体现在他的名理文章之中。《难张叔辽自然好学论》是一篇猛烈抨击礼法之士、否定六经儒学的论文。他指出：“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途，故奔骛而不觉。”苟且之徒“积学明经”，不过是为了追名逐利，“以代稼穑”而已。故“六经未必为太阳”，应以“鬼语”、“荒秽”、“臭腐”等视之。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名教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可谓惊世骇俗之论。而在《太师箴》中，他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司马氏集团：“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崇丘山。”对司马懿父子把持朝政、屠戮异己的暴行做了彻底的揭露。
《释私论》为嵇康又一篇反叛名教的哲理论文，其中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是嵇康哲学思想的核心，在魏晋南北朝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魏元帝曹奂景元元年（260年），高贵乡公曹髦被杀，司马昭之心更是路人皆知了。为了取得舆论的支持，他加紧了对名士领袖嵇康的拉拢。景元二年（261年），山涛出任散骑侍郎，原任吏部郎出缺，山涛便举荐嵇康以代。嵇康蔑视司马氏集团，也蔑视这位昔日好友的为虎作伥行为，于是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康开门见山，一开始就给山涛以辛辣的讽刺：“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这手荐鸾刀浑身膻腥的“庖人”又岂止山涛一人？简直活画了钟会等所有礼法之士的嘴脸。如此写来，虽未明言绝交，但其意已显。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立身处世的法则，贵在能遂其志。老子、庄周、柳下惠、东方朔，先贤达者无一不是如此。故“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嵇康明朗、坚决的态度已经告诉了山涛自己的选择。
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嵇康又将自己的思想性格与“人伦有礼，朝廷有法”的纲常相比较，归纳出了为官“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的九条理由。其中“二不可”之一为“非汤、武而薄周、孔”，为世俗礼教所不容。嵇康非议古之圣贤，实为“名教罪人”。然而，正是这狂妄至极的言论恰恰戳到了司马氏集团的痛处，因为“司马氏的僭妄，甚至篡夺，却是取法于先王——尧舜之禅让与汤武之征诛，以此欺蒙了世人”（侯外庐等《中国思想史》）。而嵇康的言论一下子戳穿了他们的面具，使其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全文的核心部分，也是嵇康反叛精神的集中体现。
《与山巨源绝交书》实际上是一篇反对名教礼法的宣言，也是一份坚决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的郑重声明，感情强烈，态度严峻。其文词气纵横，自然流畅，为抒情散文杰作。刘勰《文心雕龙·书记》赞扬道：“嵇康《绝交》，实则志高而文伟。”
明李贽也在《焚书》中说：“此书实峻绝可畏，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其人。”
嵇康虽然与山涛绝交，但从《绝交书》的内容看，其言论主要是针对司马氏集团而发。实际上，山涛不过是他借以说明自己思想和立场的桥梁。否则，嵇康临死之前就不会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汝不孤矣”的话了。正如张溥所言：“中散绝交巨源，非恶山公，于当世人事诚不耐也。”（《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东平吕安与嵇康友善，其兄吕巽亦与嵇康相识。吕巽人面兽心，将其弟妻奸污，且抢先状告吕安不孝，吕安被治罪流徙。嵇康愤而作《与吕长悌绝交书》，怒斥吕巽，而矛头所向，仍是司马氏集团。嵇康两写绝交书，再也不能为司马昭所容。而钟会亦乘机进谗：“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景元四年（263年），嵇康终为司马昭所杀。
“肃肃中散，俊明宣哲，笼罩宇宙，高蹈玄辙。”（李充《嵇中散颂》）嵇康虽亡，然其高洁人格，将与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同在。
非“玄士”又非“俗士”的贤人山涛山涛，字巨源，河内（今河南武陟县西）人，生于汉献帝建安十年（205年）。父山曜，曾为冤句令。山涛早孤，家境贫寒，但少年器重，介然不群，宿士犹不敢轻慢。“年十七时，宗人尝谓宣帝（司马懿）曰：‘涛当与景（司马师）、文（司马昭）共纲纪天下者也。’帝戏曰：‘乡小族，哪得此快人邪？’”（《世说新语·政事》注引虞预《晋书》）宗人预示将来山涛当与司马懿二子共同治理天下，可见其少年大器。
山涛出仕较晚，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后举孝廉，辟为河内从事。尝与石鉴共宿客店，山涛夜里忽然起踢石鉴说：“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司马懿）卧何意？”石鉴曰：“宰相三日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君何虑焉？”山涛曰：
“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世说新语·政事》）于是舍之而去。山涛看到了司马懿称疾实是与曹魏的矛盾，指斥石鉴不要在危险的马蹄间行事了。不及三年，果然发生了“高平陵政变”，曹爽等人被诛。眼见司马氏与曹氏两大集团的矛盾日趋剧烈，山涛遂隐身自晦，不交世务。
正始以来，名士间谈玄蔚然成风，山涛受其影响，亦雅好庄老，故心存事外，与时仰。时名士嵇康、阮籍等亦皆怀任逸之情，三人彼此倾慕，遂为密友。
后与竹林七贤常集于山阳竹林之下，纵酒谈玄，肆意酣畅。“七贤”为名士之英，各具风姿。王戎对山涛的评鉴为：“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世说新语·赏誉》）山涛淳深渊默，气度不凡，饮酒八斗不醉。
山涛雅好庄老，但并非将其作为最终的精神归宿。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他主张二者协调，有儒道互补的倾向。与嵇康、阮籍等把臂入林，只不过为一时避世，在其内心深处，还是较热衷仕途的。当司马氏集团完全控制了政权以后，他即迫不及待地重新入世，倾心依附司马氏。
宣穆张皇后之母为山涛之从祖姑，故山涛与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为姑表亲。
有了这层关系，山涛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先后举秀才，拜郎中，迁尚书吏部郎。魏元帝曹奂景元二年（261年），转散骑侍郎，举昔日好友嵇康以自代，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与之绝交。元帝咸熙初（264年），封爵新沓子。大小政事，司马昭多咨于山涛。又以山涛乡间宿望，命司马炎拜之为师。司马炎居长，但司马昭以齐王司马攸曾为司马师继子，素又见重。故欲立其嗣位，举棋不定，问于山涛。山涛曰：“废长立少，违礼不祥。国之安危，恒必由之。”世子位乃定。武帝司马炎即位后，即晋爵为新沓伯。
武帝泰始六年（270年）前后，羊祜执政。山涛因维护尚书令裴秀而得罪权臣，出为冀州刺史，加宁远将军。“冀州俗薄，无相推毂。涛甄拔隐屈，搜访贤才，旌命三十余人，皆显名当时。人怀慕尚，风俗颇革。”山涛冀州任上政绩颇显，经他举荐的乐广、裴楷等人后来皆成为台阁重臣。山涛后遭母丧，归于乡里，虽年逾六旬，仍居丧过礼，哀毁至性，亲自负土筑坟，手植松柏。
其母去世后，武帝即下诏，征用山涛为吏部尚书，主管选官。时选用官吏，主要依“九品中正制”，即县郡中正考定士人品德，分为等级，呈报吏部，由吏部尚书从中选拔朝廷所需官吏。每一官缺，山涛常列举数人，然后启奏武帝定夺。山涛用人，任人唯才，深得武帝信赖，居选位十余年，每甄拔人物，皆亲自评论，世称“山公启事”。严可均《全晋文》辑其《启事》五十余则，今撮录数则于下：
臣举汜源为太子舍人，源见称有德素，久沉滞。举为大臣，欲以尉后闻之士。
吏部郎史曜处缺，当选。涛荐成（阮咸）曰：“真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之职，亦妙绝于时。”
诏选秘书丞，涛荐曰：“绍（嵇绍）平简温敏，有文思，又晓音，当成济也。犹宜先作秘书郎。”
“山公启事”每一则皆寥寥数语，篇制短小。从内容上看可分为两部分：
一是所举何人，荐选何职。二是对被举者的评价，此为主体部分。人物评价侧重于德能才识。如汜源“见称有德素”，阮咸“真素寡欲，深识清浊”，才能亦为山涛所重视。嵇绍“有文思，又晓音”。“德才兼备”已被山涛用为选拔标准。
“启事”中对人物的评价准确、精当、简洁，概括性强，无一赘语，犹如一篇篇精致的袖珍散文。
山涛高居选位，握有选举大权。那么，希求援引者自然就不乏其人了。秘书丞司马彪十年来未曾徙官，于是作《赠山涛》诗以求引擢。“班匠不我顾，牙旷不我录。冀愿神龙来，扬光以见烛。”诗中直接将山涛比作“神龙”，用意十分明显。
武帝咸宁初（275年），山涛转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除尚书仆射。太康初（280年），迁右仆射，掌选如故。后以年高体衰，疾病日重，上疏告退，其文曰：
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岂遗力于圣时。迫以老耄，不复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从而静之，百姓自正。但当崇风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复何事。臣耳目聋瞑，不能自励。君臣父子，其间无文，是以直陈愚情，乞听所请。
既要告退，就应有充分理由，故山涛罗列了两条理由，以期打动武帝，恩准告退。年事已高可能是最充分的理由之一，因而落笔便言“年垂八十，救命旦夕”。接下来便由写自己转向写天下：四海升平之时，陛下无事，臣亦无事。更何况臣已是“耳目聋瞑”，废人一个了。为了避免告退引起武帝猜疑，还捎带表明了自己纵有毫末之力，也当效于圣时的态度。这篇《上疏告退》清明流畅，一气呵成，用语天然，文约意广，可视为山涛现存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
尽管山涛情恳辞切，苦表请退，武帝终是不允。山涛不得已，又起视事。
东吴平定，天下统一于晋，武帝便频诏天下，各州郡应息武备，罢军役，偃武修文，以示海内大安。山涛认为不宜，因而与尚书卢钦等共论孙、吴用兵之道，十分重视他们在国家安定时期不应放松武备的军事思想，举座为之叹服，皆曰：
“山少傅乃天下名言。”晋武帝死后，果然发生了“八王之乱”及李特等流民暴动，一时郡国皆以无备而不能制，天下遂大乱，果如山涛所言。
以山涛“年耆德茂，朝之硕老”，后拜为司徒，位列三公。山涛上表辞让，不准，又上表乞骸骨，表曰：
臣事天朝三十余年，卒无毫厘以崇大化。陛下私臣无已，猥授三司。臣闻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庙门之咎。愿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
为表“要见尽题意，又忌太露”（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山涛这篇《乞骸骨表》虽短，却较好地体现了上述两个特点。开始用一句话总结自己一生的历程，已暗含年高自请退隐之意。以下是感激之辞，又间以“力少”、“德薄”言明自己不想有“折足之凶”、“庙门之咎”，最后提出“乞臣骸骨”点尽题意。
山涛终得遂所请。于武帝太康四年（283年）亡故，时年七十九岁。谥曰康。山涛位极人臣，却能清廉自检，内无嫔媵。所居仅旧屋十间，子孙不能相容。死后禄赐俸秩皆散与亲故。
流传千古的《思旧赋》魏齐王曹芳正始之末（248年左右），竹林七贤聚于山阳，向秀是其中之一。他们常在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七贤”活动的主要内容，除纵酒以外，便是谈玄。被称为三玄之学的《老子》、《庄子》、《周易》是他们清谈的主要内容。向秀“雅好老庄之学”，参与清谈，发言玄远，众莫能难。
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父子发动“高平陵政变”后，“竹林七贤”唯有嵇康、向秀仍留在河内，其他人相继出仕。东平吕安，志量开旷，有拔俗之气，与嵇康相友善，每相思，辄千里命驾来访，由是向秀亦与之为友。三人性情爱好各不相同，嵇康傲世不羁，吕安放逸迈俗，独向秀雅好读书，因而时常为二人所嗤。嵇康性绝巧而好锻铁，宅中有一柳树，枝叶繁茂。夏日清凉，嵇康就在树下锻铁。向秀常为之佐，袒右肩，司职鼓排，二人相对欣然，旁若无人。向秀又常与吕安灌园于山阳，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费。“或率尔相携，观原野，极游浪之势，亦不计远近。或经日乃归，复修常业。”（《太平御览》卷四○九《向秀外传》）不虑家之有无，外物亦不足以拂其心。三人志同道合，相交如水。
当时注解《庄子》者有数十家，但都莫能究其要旨。向秀注《庄子》，于旧注之外，为之解义，发明奇趣，振起玄风。沈约《竹林七贤论》评论说：“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遗天下，外万物。”向秀将注《庄子》之时，曾告于嵇康、吕安。二人皆曰：
“此书还须作注？徒然妨碍人作乐罢了。”及成，再示二人，吕安叹曰：“庄周可以永生了。”向秀以《庄子注》奠定了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席地位。
魏元帝曹奂景元三年（262年），嵇康因牵涉进吕安兄弟案中，与吕安一起被司马氏集团杀害。两位好友同时逝去，使向秀悲痛至极。他尚未从悲痛中摆脱出来，又被迫从河内郡赴洛阳应举。司马昭问道：“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对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迫于形势，向秀不得不巧言应付。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应举归来，途经山阳嵇康旧居，见人去室空，不禁回想起与嵇康、吕安一起度过的愉快时光，感慨万分，便写下了这篇流传千古的名作《思旧赋》。此赋由序与正文两部分组成。其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