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第二部分，即后面的十八句。这一部分所写，时间上和前一部分相衔接，空间上从室外开始转向室内。“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望庐”，望见了自己的家；“入室”，回到了自己家里。诗人步步走近，先见到了庐舍，继而走进了家门。诗人见物思人，想起了曾经居住在这房子中的妻子，想起了在这房子中与妻子共同经历过的生活。接着，用四句诗深情而细腻地描绘了自己走进房间以后的感触：“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帏屏”，帐子和屏风；“仿佛”，原指相似而不真切的形影，这里指妻子的样子；“翰墨”即笔墨，“翰墨有余迹”指妻子生前练字用过的笔墨纸砚；“流芳”，指妻子在世时梳妆打扮散发出来的香气；“遗挂”，指挂着的字幅。这四句的意思是：往日一回到家里，总能见到妻子，可是如今，在帐子里，在屏风前，再也看不到妻子了。桌子上还留有她生前用过的笔墨纸砚。妻子去世不久，空气中还能闻到她生前梳妆时散发出来的香气。墙上还能见到她在世时就挂着的字幅。诗人用“帏屏无仿佛”一句，正面诉说再也见不到妻子的伤痛，又用“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以及“遗挂犹在壁”三句加以反衬，一种人亡物在、触景伤情的深沉悲哀溢满了字里行间。这里需要补充介绍一点诗人妻子杨氏的情况。杨氏出身于一个擅长草书的家庭。她父亲杨肇和哥哥杨潭都是擅长草书与隶书的书法家。潘岳在《杨荆州诔》中说杨肇写字时“翰动若飞，纸落期云”，笔象飞一样迅速移动，写过的纸象云一样涌到一边。杨氏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耳濡目染，想必养成了爱好书法的习惯。结婚以后，也常常挥毫作字，并把得意的手迹裱褙起来，悬挂在室内墙上。当诗人送葬回来，走进房间，面对的便是这样一种物在人亡的景象，不用说他在感情上有何等痛苦了。眼前的景象使他感到扑朔迷离，于是又进一步写出自己深一层的感觉：“怅怳如或存，周惶忡惊惕。”“怅怳”，恍恍惚惚；“周惶”，感到很惶恐；“仲”，忧愁；“惕”，害怕。诗人感到迷离恍惚，妻子的形象不断在想象中出现，仿佛还活着，因而产生出惶恐、忧愁、吃惊、疑惧种种复杂的感情。但当他从幻觉中彻底清醒过来，痛定思痛时，又不能不清醒地面对冷酷无情的现实：“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妻子毕竟已经亡故，在人世上只剩下自己孤单的一个了。他打比方说，就像那些飞向树林的鸟儿，原来成双作对一起栖息，有一天只剩下了一只；又像水中游动的比目鱼，并排游到半路上分开了。结尾处，诗人的目光从室内转到室外，由现在联想到将来：“春风缘隙来，晨溜承檐滴。寝兴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隙”，指墙壁与门窗上的缝隙。“溜”，屋檐上流下来的水。“寝兴”，睡下与起来。
“庶几”，但愿。“庄缶”，用庄子的典故。“缶”是一种瓦质乐器。庄子为人达观，妻子去世，他敲打着缶这种乐器，唱着歌，并不悲伤。这六句的意思是：
春风正顺着门窗的缝隙吹进来，挂在房檐下的冰柱在早晨就已开始滴水。无论黑夜睡下休息，或者白天起床活动，自己将时时想到死去的妻子，而且深沉的忧思只会一天比一天加深。由自己的忧思，又转而想到达观的庄子。诗人希望自己的哀伤有朝一日会淡薄下去，能像庄子那样达观才好。结尾这几句，从“寝兴何时忘”正面倾吐哀思的无穷无尽，到“庶几有时衰”的希望哀思淡薄下去，相当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妻子生死不渝的执着的情爱。
这首诗在艺术上最主要的特色是运用平易的语言来表现深沉的哀痛。诗人的悲痛无比深沉，但在表现上毫不矫饰夸张。对于妻子去世的伤心回顾，只用“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这样的平淡叙述来表现；对于自己不被人们所理解的痛苦，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淹留亦何益”，对于日渐加深的忧伤的担心，也只是用极为平浅的语言表示要像庄子那样旷达地对待生死。诗中叙述描写的语言，有的通俗得如话家常，如“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诗中的比喻浅近亲切，一闭眼就能想见双飞鸟、比目鱼失去同伴的形象。诗人悼念亡妻的深情，就婉转流动在这些清浅的字句之间，不作层波叠浪，却涓涓长流，绵绵不绝。
其次，与运用平易的语言来表现深沉的哀痛这一主要特色相统一，在结构艺术上，这首诗也相应地表现出朴素自然的特点。全诗同时展开空间与时间两条结构线索。在空间上，先从远处落笔，从下葬以后的回程写起，然后望见了房子，后来又进入室内，在室内看过亡妻的遗物以后，又转写到室外，写出感觉中的春风，视觉中滴着水的冰柱。诗人排比有序地展示出一个又一个镜头：先是回家路上的全景，接着转换成房子与房间的中景与近景，进而推成帐子、屏风、条幅、冰柱等一个又一个近景或特写的镜头。这中间既没有跳跃，也没有倒叙的空间穿插。在时间上，尽管全诗的重点是写眼前，但也写到了过去与未来。诗人有条不紊地从过去写到眼前，又从眼前联想到将来；有头有尾，娓娓道来，既不用倒叙，也不见跳跃。这样，在我们心目中出现的，就不仅是一个在归葬路上与回家以后沉思默想充满哀思的不幸者，而且是一个深深陷入过去、眼前与未来的无边痛苦中的形象了。
潘岳之所以能写出流传千古的《悼亡诗》，固然与他高度的艺术技巧、纯熟的语言艺术有关，但归根结底还在于他有真情实感。潘岳生性重情，他所作的哀诔诗赋莫不以写情见长。他在生活中，对于死别的伤痛，有过广泛而深切的体验。潘岳的岳父杨肇壮年去世。数年间杨肇的妻子与两个儿子也都先后病故。潘岳九年没有到岳父家，再去时只有空荡荡的房子，见不到一个亲人。潘岳妻子的妹妹出嫁才几年，先死了丈夫，后来唯一的一个姑娘也接着夭亡。潘岳自己家中的弟弟、妹妹、儿子、妻子也都陆续死去。他在《怀旧赋》中说：“独郁结其谁语，聊缀思于斯文。”积聚在心头的烦闷，找不到知音来倾诉，那就姑且写成文章吧。他的许多好作品正是郁结之情的自然流露。在妻子死后不久，心爱的金鹿姑娘又不幸去世，他简直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竟然呼天抢地喊出了“呜呼上天”！对于结发夫妻的永诀，他又怎能不深为动情呢？他不仅先后写出了三首《悼亡诗》，还写了《哀永逝文》与《悼亡赋》悼念亡妻。可以设想，如果不是一年后诗人惨遭杀身之祸，倒泻入他胸中的那一片感情的汪洋，是会无止息地流淌下去的，前人对潘岳的评价，有的正确指出了他长于抒情的特点；有的还进一步指出潘岳“悲而不壮”，也就是说，他的风格不属于阳刚的悲壮，而属于阴柔的悲凄。这些都是深有体会的说法。但也有人把潘岳说成一个只讲究文词技巧的形式主义者，甚至说他的作品像剪出来的纸花，没有一点儿生气。通过对《悼亡诗》的赏析，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失之于偏颇的。
末了，笔者还想指出，潘岳悼念亡妻，不仅仅留下几篇有关的诗赋文章，而且由于他的《悼亡诗》写得好，影响深远，从此以后“悼亡”二字不再是悼念死者的泛称，而成了悼念亡妻的特指了。这大概是潘岳在悼念妻子时，无意之中留给世人的一块纪念碑吧！
知财致富，何不早散之？
晋武帝太康五年（284年），石崇迁散骑常侍，与年轻的刘玙、刘琨兄弟相友善。贵戚王恺憎恶刘氏兄弟，于是佯招二人入宿后斋，命人挖坑，欲加害他们。石崇得知后，星夜赶到，趁王恺猝不及防，问出所在，将二人救了出来。后刘琨成为着名诗人，并曾率兵御敌卫国。
石崇颖悟超群，才气过人，但行为不检点。武帝太康之末（289年），石崇出任荆州刺史。在任上，他利用职权之便，大肆抢劫过往的商客，劫得财物无数，再加上平时囤积聚敛，迅速暴富。西晋开国以来，奢侈之风日盛，晋武帝后宫多达万人，还卖官鬻爵，以取享乐。上行下效，其势必甚，皇亲国戚、士卿大臣无不耽于享乐，极尽奢华，石崇自然也不示弱。
在洛阳石崇的家里，“财产丰积，宫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王侯逊色，甚至连皇帝都自叹弗如。
从石崇家的厕所，便可窥其豪奢之一斑。“刘实诣崇，如厕。见有绛纱帐大床，茵缛甚丽，两婢持锦囊。实遽反走，即谓崇曰：‘向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裴启《语林》）贵戚王恺也以豪奢着称，二人展开了一场豪奢竞赛。王恺用糖饴洗锅，石崇以油蜡代薪；王恺作紫丝帐四十里，石崇用锦丝作帐五十里；王恺用赤石脂和泥抹墙，石崇用花椒末和泥抹墙。晋武帝赏给王恺一株珊瑚树，高达二尺左右，枝权繁茂，世所罕比，以帮助王恺与石崇斗富。石崇看到珊瑚树，随手就用铁如意将其击碎。王恺方欲发作，石崇令左右将自己家里的珊瑚树全部取出，高达三四尺的就有六七株，枝条绝俗，光彩夺目。同王恺的珊瑚树差不多大小的就更多了。王恺一见，顿感自己相形见绌，怅然若失。王恺、羊琇等与石崇竞富，往往以石崇居高为最。
石崇的豪奢远不止此。据说在他的家里，光是容貌美艳的侍婢就有千人，其中有他格外宠爱的翔凤、绿珠。她们的衣服之华丽，首饰之名贵，连皇帝后宫都不能与之相比。有了泼天的富贵，便为富不仁，任意而为。石崇每邀客宴集，便令美人行酒，客有不饮尽者，便令属下交斩美人，真是残暴之极。
河阳（今河南孟州）境内的金谷涧，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金谷水穿涧而过，流泉飞瀑，茂林修竹，鸟语花香，恬静幽雅。石崇费巨资在这儿营建了一座金谷园。此园冠绝时辈，王侯叹羡。石崇虽为巨富，亦工诗善文，与他相交之辈也多文人名士。他们常常在金谷园中聚会，日以赋诗，饮酒欢宴，渐渐地形成了一个不甚严密的文人团体——“金谷诗会”。潘岳、刘琨、欧阳建、曹摅、嵇绍等都是这儿的常客，尤其是刘琨，其诗颇为当时所称许。
晋惠帝司马衷元康元年（291年），石崇为国子博士，尝与王敦共入太学，见安贫而贤的颜回、原宪像，慨叹道：“如果我与他们同升孔子之堂，想必与他们不会有多大差别。”王敦说：“不知别人怎么说，我看你倒是同富贵的子贡差不多。”石崇严肃地说：“为士当身名俱泰，为什么一定要像他们那样受瓮牖之苦呢？”看来名誉、地位、享乐才是石崇所追求的目标。
元康六年（296年），石崇由太仆卿出为征虏将军，假节监青、徐州诸军事，镇下邳。将赴任，送者倾都，文人名士咸集金谷。有祭酒王诩将返长安，一并送行。诸人赠诗以别，石崇将所写诗辑为《金谷诗》（今不传，仅见零散篇章），并为之作序：“……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悦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往，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着后。后之好事哉，其览之哉！
凡三十人，吴王师、仪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世说新语·品藻》注引）《金谷诗序》篇制虽短，包含的内容却十分丰富。
它描绘了金谷涧令人神往的景观，记叙了金谷诗会的空前盛况，抒发了人生的感慨，说明了诗会的缘起。全篇以写景叙事为主，间以自然感情抒发，笔法轻灵优美，语言明丽流畅，总体成就虽不及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但在石崇现存的诗文中，也是较为优秀的一篇。其中的“金谷酒数”成为后代文人饮酒行令时的罚酒标准。
元康七年（297年），“秘书监贾谧参管朝政，京师人士无不倾心，石崇、欧阳建、陆机、陆云之徒，并以文才降节事谧。琨兄弟亦在其间，号曰二十四友”（《晋书·刘琨传》）。他们多为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依附贾谧，看中的是他的地位和权势。石崇对贾谧更是极尽谄媚之能事，贾谧的祖母广成君郭氏每次出行，石崇都把车停在路边，恭送辇去，望尘而拜。
晋武帝司马炎死后，西晋皇族宗王之间争夺权势的斗争就开始了。贾后专权，连诛司马亮等数王。晋惠帝司马衷永康元年（300年）三月，赵王司马伦掌权，假惠帝名义废贾后，诛贾谧。作为贾谧的同党，石崇亦在收捕之列。时孙秀任中书令，与石崇结怨已久。原来金谷园中有一名妓绿珠，善吹笛，美艳绝世，石崇十分宠爱。孙秀使人求之，径索绿珠，石崇不与。于是孙秀衔恨在心，一直伺机报复。贾谧被诛后，他就劝司马伦除掉石崇，石崇也就难逃一死了。处决之日，押送石崇的囚车行往处决犯人的东市，石崇叹息道：“那些家伙是谋图我的家财。”监押者说：“知财致害，何不早散之？”石崇无言以对。举家十五人皆被诛，石崇时年五十二岁，同时被诛的还有潘岳、欧阳建。
石崇不止是一个贪婪强横、豪奢荒淫的封建官吏，也是一个具有一定文学成就的作家。《隋书·经籍志》曾着录其文集六卷，已佚。钟嵘在《诗品》中也将其列入中品。作品多佚，无法览其全貌，故钟嵘的评价是否恰当无法证实。但“季伦、颜运（曹摅）并有英篇”（《诗品》）确是符合实际的。《王昭君辞》写王昭君远嫁匈奴之事，哀其不遇，怜其远别，突出赞扬了她“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的坚强个性。这在同一素材的作品中是少见的，也是石崇现存较为优秀的诗篇。清何焯评曰：“石季伦《王昭君辞》逼似陈王（曹植），此诗可以讽失节之士。”（《义门读书记》）石崇较好的作品还有《思归引》、《思归叹》、《许巢论》等，思想内容上有思慕奢华，企羡彭祖老聃的倾向。石崇现存诗十首、文七篇，散见于《文选》、《艺文类聚》等书中。
千古绝唱《三都赋》
左思写了一篇《三都赋》，当时轰动了整个京城。豪贵之家把《三都赋》视为至宝，争相抄写，竟使洛阳的纸张突然紧张起来。这就是《三都赋》引起的“洛阳纸贵”的美谈。
《三都赋》是怎样写出来的呢？左思出身于书香门第，少年时期就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诗、书、琴、画都学过，但却没有什么显着成绩。有一天，他父亲左雍对朋友说：“左思的学识，不及我少年的时候。”左思得知此话后，心里很难过，就暗下决心努力学习，写作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临淄老家时，左思曾用一年时间写过《齐都赋》。后来，他妹妹左棻进宫为晋武帝修仪，他也从临淄来到洛阳。良好的读书环境和治学氛围，更加激起他在文学上大干一番事业的想法。他先后仔细读了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虽感文字典雅，气魄宏大，写出了汉朝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富丽堂皇的宏伟景象，但有的景物缺乏事实依据，不免给人以虚假的感觉。于是，他决定超越前人，另起炉灶，把三国时的蜀都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吴都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和魏都邺城（今河南安阳北）写入赋中，合称《三都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