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首诗都极力描摹诗人眼前所见的秀美景物，尽情点染兰亭四周的融融春姿。前首写春日登高歌咏，借《诗经·伐木》表达朋友相聚的欢乐，心中自然生起流连风物的闲逸之情，所以接着写诗人放眼远望，竹林山泽、急流山丘尽收眼底，心物遒会，恬然自适。这是一首纯粹的山水写景诗，不杂有任何玄言的成分，艺术上写景、咏怀融为一体，不乏形象性和感染力。后首开头四句是诗人对春日的具体描绘：微风轻拂。浮云投影，竹林里流莺欢唱，澜涛中游鱼戏水。透过字面韵味，不啻展开一幅色彩鲜明的画卷。一“吟”一“戏”，用语极为恰切形象，将盎然生机凸现纸面。后四句，承上抒怀，表现了诗人放逸山林、倾慕隐逸的心情。“忘味在闻韶”点出作者的人生追求。如果说孙绰四言《兰亭诗》是一篇纯粹的山水诗的话，那么五言《兰亭诗》则是一篇山水与玄言相杂糅的诗篇，诗中对山水景物的审美最终都归结到对玄理的阐悟之中。这种写法对后来的谢灵运、陶渊明等产生了巨大影响。
集会中，孙统、王羲之也都有诗作。孙统《兰亭诗》之二曰：
地主观山水，仰寻幽人踪。
回沼激中逵，疏竹间修桐。
因流转轻觞，冷风飘落松。
时禽吟长涧，万籁吹连峰。
这也是一首典型的写景诗，与谢万《兰亭诗·其一》如出同辙，在景物描写中，体现了名士的风神标格。
王羲之时任会稽内史，集会间赋诗两首，四言、五言各一首。诗中虽然也未脱尽玄言的影响，但其中亦不乏一些写景的佳句、鲜明的形象。例如五言《兰亭诗》中“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一“碧”一“绿”，颇能见出天朗气清、水木明瑟的春日美景，从而赢得了后人的赞赏。清牟愿相《小澥草堂杂论诗》中评曰：
“王逸少（羲之）传诗不多，其《兰亭》一篇，如‘苏仙高屋，翘视群儿’。”
席间，谢安、许询等人也纷纷吟诗助兴，最后集二十六人诗作合为《兰亭集》。谢胜等十五人，未能赋诗，各罚酒三斗。王羲之以东道主身份，挥毫作序，即为人们所熟知的《三月三日兰亭集序》。序中，王羲之详细记叙了这次集会的时间“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地点“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然后承前议论，感兴抒怀：“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人活一世，志虽各异，修短不期，但朋友相聚、率尔赋诗的快乐之情竟使人忘掉将要到来的衰朽残年，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人生苦短的感慨和忧虑，最后点出写作此序的缘由。虽古今人生态度不一，但“每览昔人感兴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由此联想“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以盼后人，观赏此集时亦同感于己怀。此序非一般的游览记事，而是有感而发，寓情怀于议论，兼有记叙、说明、议论诸种表达手法。全篇行文平实，毫无虚浮雕琢之弊。写景自然清新，抒怀情感真挚。山川秀色，景明时和，理趣隽深，文辞清丽互为融合，达到完美的艺术统一。
兰亭之会是东晋时代一次影响较大的文学集会，文人名士吟诗赋文，各显风流，后世传为美谈。他们所作的诗文有较多清丽的山水景色描写，表现出玄言诗向山水诗（文）转变的倾向。
“小圣”王献之
“书圣”王羲之家族名人辈出，七个儿子中，有五个在当世有高名，其中第七子王献之尤为知名。后世将王羲之与王献之父子并称“二王”，对其书法颇为推重。
王献之在八岁时，就已熟读《左传》，对其中典故已烂熟于心。一次看门客赌博，王献之禁不住脱口而出“南风不竞”。此典故出自《左传·襄公十八年》，楚国出兵攻打郑国时，晋乐师师旷说：“吾骤（屡次）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意为南方的曲调不强），多死声，楚必无功。”王献之借此典来喻南面的门客要输。门客说道：“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王献之瞋目怒曰：“远惭荀奉倩（荀粲），近愧刘真长（刘恢）。”于是拂袖而去。荀奉倩和刘真长二人严于择交，不蓄门生，即令有也不与深交。这里妙用荀粲、刘恢事，悔顿自己轻率出言，以致受辱。
王献之的书法师从其父。幼时学书，父授以《笔阵图》，王献之临摹得可与父乱真。曾在墙壁上书写方丈大字，引来数百人观看。王羲之在他凝神练字时，悄悄来到身后，猛然拔其笔，结果没有拔动。事后王羲之赞叹说：“此儿后当复有大名！”王献之师承家父，又研习过三国书法家钟繇和东汉书法家张芝的作品。钟繇精于隶、楷、行书；张芝尤善草书。他的书法能兼善各家，融会贯通，自创新体，有其父之风，得钟、张之美，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深得后人好评。他精于楷、行、草、隶诸体，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着名，行书以《鸭头丸帖》为最。尤善草书，在师承其父与学习张芝的基础上，独变自创了一种“连绵体”，如《十二月帖》一气连贯，多字一笔草成，笔势流畅奔放，潇洒风流，被称为“王献之一笔书”。唐代着名书法家张旭、怀素的草书，即本于王献之草书而演成狂草一体。这种对草书的变化与创新，正体现了其人格精神的神韵：疏放不拘，风流倜傥。深而论之，它蕴含着一种艺术自觉精神，即书法艺术从实用走向审美，而其背后也正是魏晋时代人的自觉。
王献之不仅精于书法，亦善丹青。大将军桓温曾叫他画幅扇面画，不巧墨汁误落扇面，众人甚感为难。他却灵机一动，因势利导，挥毫泼墨，顷刻之间一头体色斑驳、筋骨精壮的犍牛跃然纸上，神态逼真，堪称妙笔。
王献之身出名门，性情高迈，容貌端整，言不妄发。曾与兄长王凝之、王操之一同拜望谢安。座中，二兄侃侃而谈，多为琐碎俗事，王献之寒暄过后，端坐一边寡言少语。三人走后，座中客问王氏兄弟优劣，谢安回答说：“小者佳。”
客问：“何以知之？”答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由此推知。”谢安本人风宇条畅，志趣高洁，亦颇为尊崇超逸之士。车骑将军谢玄曾质问谢安：“刘真长禀性严厉，哪里值得如此敬重？”答曰：“此乃未见之故，今见子敬，崇敬之情，吾尚身不能已。”王献之俊爽的风度、横溢的才华，很得谢安的赏识，特意提拔为长史。晋孝武帝太元（376-397年）中，太极宝殿落成，谢安欲使献之题匾，以此作为流传百代的珍品，然难以言之，便试探地说：“曹魏时，明帝筑凌云殿，误先订匾，忘题字，且无法取下，于是高悬木凳，令侍中韦诞题匾。
韦诞悬立空中，提心吊胆，完工时，须发皆白。回家后，告诫子弟，不要再学这种玩命的书法。”王献之闻言，深知谢安的用意，正色曰：“韦诞，魏之大臣，尚且遭遇此事，由此不难推知曹魏国运小长的原因了。”听完此言，谢安以为名言，遂未强逼，心中对子敬愈加敬服。后有人问曰：“子敬可与先辈谁比？”谢安回答说：“阿敬近撮王、刘之标。”意思是王献之集中了当世名士王蒙、刘恢二人的风度。中书侍郎郗超亦推崇王献之端庄率直的为人。范启本性矫揉造作，絮烦多事。一次写信给郗超说：“子敬全身干瘪无肉，纵使将皮剥光，也毫无光泽。”郗超回信说道：“俱身干瘪无肉者，何如举体非真者？”郗超的回信既嘲讽了范启的为人虚假，又赞美了王献之真淳的人格。
魏晋时代颇为讲究名士风度，举止旷达，宽容平和，处变不惊，方不失名士风流。王献之曾与其兄王徽之同处一室，忽然火起，风助火势，迅速蔓延。王徽之匆忙逃避，连鞋都没穿，光着脚就奔出去了，而王献之神色安详，镇定自若，徐呼左右，扶持而出。世人由此评定二王神情气度的高低。还有一次，王献之夜间睡觉时，有小偷入室，尽盗室中物，内有一毡，先世所传。王献之伏卧未动，若无其事地说：“偷儿，青毡乃我家传之物，务请留之。”群贼闻言大骇，竞相逃遁。
王献之为人方正率直，纯真自然，自恃清高，任性不羁，为世人所慕，但有时不免太过。一次，去谢府拜望谢安，适逢习凿齿在座。按礼节，王献之应与其并坐，而王献之鄙其出身寒门，迟迟不肯入座，最后谢安只好拉着他的手，让他坐到了习凿齿对面。客人走后，谢安对谢朗说：“子敬清拔卓立，但过于傲慢、自负，足损其天然本性。”王献之由会稽途经吴郡，闻吴地顾辟强有名园，池馆林泉号称吴中第一。他与顾辟强素不相识，然径往其家。正遇主人大宴宾客，而王献之旁若无人，独自遍游花园，指手画脚，品评优劣。顾辟强勃然大怒，说道：“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人，伧耳！”吴人贬称中原人为伧，随后便把王献之的随从赶出门去。王献之独坐轿中，等待随从，久而未至；然后顾家仆人将其逐出门外，他神情怡然自得，不屑一顾。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390年），王献之病重，请道人主持上表文祷告。按五斗米道教规，本人应坦白过错。道人问及王献之一生有何过错，他说：“不觉有余事，唯忆与郗家离婚。”王献之所言郗家，指高平郗氏。当年郗昙将女儿郗道茂嫁给王献之，后因奉诏婚配新安公主（简文帝第三女），而与郗氏离婚。他在病危之际深感愧对郗氏，忏悔不已，后病终不愈而死。与新安公主生有一女，后立为安僖皇后。
王献之既尚公主，又缠绵侍妾，风流韵事，世有所传。至陈时其《桃叶歌词》仍盛传江南，歌曰：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
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诗中采用江南情歌惯用的双关语写法，既写自然之桃叶，又写宠妾桃叶。
写出自己对桃叶的宠爱，情感委婉含蓄，联想自然贴切。散文中名作甚少，唯有为谢安表功而上的疏文，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可称佳作。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收有《王大令集》。
德才兼备的顾恺之
晋哀帝兴宁二年（364年），建康的瓦官寺内，寺僧们为了修整寺院，正在募集布施。不少达官贵人纷纷捐钱捐物，以求神灵赐福，但多日以来没有捐过超十万钱的。一天，一位青年后生慷慨解囊，答应捐助一百万。寺僧让他兑现时，他却吩咐寺僧把寺内北小殿的一面墙壁粉刷洁白，关闭殿门，谢绝来客，整日面对那堵墙壁苦思、揣摩、涂描。一个月后，一幅惟妙惟肖的维摩诘士像（维摩诘是佛教中信佛而没有出家为僧的居士，又名“舍粟如来”）赫然出现在众僧面前。全部画完后，他才让寺僧将殿门打开，让大家参观，并且规定：第一天来参观的人每位必须布施十万钱以上，第二天来的要超过五万以上，第三天来的自由布施。殿门一开，色彩鲜艳的壁画光彩耀目，整座寺院顿时生辉。人们闻知此事，纷纷前往观赏，整座寺院异常拥挤，有些人为了能够一睹这罕世绝笔，不惜重金，一百万钱的捐款很快便收足。后来大诗人杜甫游瓦官寺时，亲眼目睹了此画，题诗赞曰：“虎头舍粟影，神妙独难忘。”这位作画的青年就是我国东晋时代杰出的画家、诗人顾恺之。
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故世称顾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市）人，大约生于晋康帝建元二年（344年），死于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顾恺之出身于江南望族，父亲顾悦之，官至尚书左丞。顾恺之博学多才，精于绘画。
青年时代，就已闻名于乡里，人称其为“三绝”：画绝、才绝、痴绝。
“三绝”中，顾恺之的“画绝”最为有名，尤其擅长人物绘画。他的人物画善于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气质，尤其善用眼睛来传达人物的神韵。民间流传着顾恺之“点精（睛）便语”的故事：有一次，某人请顾恺之画几幅扇面。他拿起笔，略一思索便画了几幅嵇康和阮籍的肖像，画中的阮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嵇康则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形象逼真传神，栩栩如生。主人非常高兴，连声道谢，当接过扇子仔细观赏时才发现没有画眼睛，感到很奇怪，就询问其中缘故。
他回答说：“点睛便能语也。”是说不能随便点睛，要深思熟虑，揣摩透人物的性情，才能下笔点睛。点睛之后要使人物达到欲语的效果，这样人物才能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他为求人物的“传神”，有时不惜改变人物的原貌，借助细节的特写来传神达意。西晋名士裴楷风度“神俊”，顾恺之为他画像时，为了表现这一特点，故意在脸颊上点缀了三根毛。看画的人感到奇怪，就问他这是什么原因，顾恺之回答说：“裴楷俊逸爽朗，很有才识。”人们再回头品味此像时，顿觉裴楷的“神俊”之气全部集中在三根毛上。从此以后，人们对顾恺之的绘画才能更加钦佩。
荆州刺史殷仲堪瞎了一只眼睛，顾恺之要为他画像时，他担心画像会难看，推托说：“我的容貌不佳，就不想麻烦你了。”顾恺之对他说：“你只是碍于眼睛罢了，如果明显地点出瞳子，再用飞白画法从上面轻轻掠过，如同一抹轻云遮月，若隐若明，这样不是很美吗？”画完后，殷仲堪细细端详，果然如此，像画得既传神又美观，殷仲堪十分满意。顾恺之神妙的绘画艺术在当世就已受到人们的推崇，宰相谢安曾评价说：“顾长康的画，是自有人类以来所没有的。”
他的绘画艺术对后世影响深远，《女史箴图卷》是我国人物画的代表作品，《洛神赋图卷》是现存最早的山水画，它开辟了中国“画中有诗”的绘画艺术风格。
顾恺之除了是一位着名的画家外，还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诗人，所以时人称之为“才绝”。征西大将军桓温驻守江陵时，城楼久经战火，破败不堪，遂重新修复，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高度，并将城楼粉刷成红色。完工后，桓温和宾客僚属来到汉江渡口，放眼望去，修整一新的江陵城依山傍水，高大雄伟，异常壮观。桓温自豪地说：“在座哪位若能说出此城的妙处，将军我必有重赏。”顾恺之当时沉吟了一会儿，咏道：“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温听后连连夸赞，当即赏赐婢女二人。青年时，顾恺之就才华横溢，雅致清高，尤其擅长用诗一样的语言描写所见到的景物。兰亭之会后，顾恺之回到荆州，人们问他会稽山水如何，他脱口说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意思是那里峰峦层叠，竞相比高；沟壑纵横，争先奔流；茂密的草木笼罩在山野之上，就好像彩云涌动，霞光灿烂。
顾恺之任荆州刺史殷仲堪的参军时，一次请求回乡省亲，按规定，不该为他提供帆船，顾恺之再三恳求，殷仲堪出于无奈，方才答应，条件是不得有任何损坏。不久便升帆起航，行驶到破冢（今湖北江陵）时，江面上狂风大作，波涛汹涌，帆船在风浪中上下颠簸，岌岌可危。众人齐心协力总算避免了船沉人亡的结局，但船帆却被大风吹坏了。事后，顾恺之给殷仲堪回书一封，写道：“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稳，布帆无恙。”顾恺之为了避开帆坏的事实，但又不能说谎，很机智地将“无恙”与“安稳”的位置做了颠倒，其中原因，留待殷仲堪自己猜想。
顾恺之性格既天真狡黠又朴实愚钝，故人称其“痴绝”。桓温曾评价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