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之体中痴黠各半，合而论之，正得平耳。”晋安帝义熙（405-418年）初年，顾恺之任散骑常侍。一次与谢瞻在月下咏诗作赋，谢瞻假意夸赞他的文才，顾恺之信以为真，兴奋异常，夜已很深，却一点倦意都没有。谢瞻极度困乏，欲眠，便找来一人替代自己。顾恺之专心凝志，一直到天亮，对于谢瞻的离去丝毫未觉。顾恺之为人朴实憨厚，颇讲信义。有时友人故意开他玩笑，欺骗他，也从不计较。有一次，他把自己认为画得较好的作品装入一木橱中，用纸将橱口封好，交给桓玄暂且保管。桓玄打开木橱，取出画卷，又封好还给了他，骗他说没有开橱取画。他见木橱封纸依旧，但里面画卷已失，自言自语地说：“妙画通灵，变化而去，亦犹人之登仙。”实际上他早已心中有数，只是毫不在意罢了。
据说，顾恺之吃甘蔗也很特别，每次都从尾部吃起，再吃本部，别人感到很奇怪，他却说这叫“渐入佳境”。
两晋时代，阴阳五行、道教方术盛行。顾恺之也很相信方术，认为非常灵验。一次，桓玄送给他一片柳叶，说道：“传说这是蝉用来蔽身的柳叶，人如果用它来遮蔽自己，别人就会看不见。”顾恺之信以为真，并当场用它来遮匿自己，桓玄为了蒙骗他，便在跟前解衣小便，毫不避讳。顾恺之见此，更加深信它的灵验，对这片柳叶愈加珍惜。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顾恺之任散骑常侍时，死于任上，享年六十二岁。一生所着文集二十卷、《启蒙记》三卷，行于当世，后皆散佚。现存有《神情诗》、《观涛赋》、《冰赋》、《虎丘山序》、《祭牙文》等各体诗文，散见于《艺文类聚》等书。
《拾遗记》中的帝王传说
中国古代的正史，多是承帝命之作、官修的产物。虽然有良史董狐的榜样与秉笔直书的传统，但作者在言及本朝史事，特别是帝王事迹时，慑于帝王威势，不得不曲婉史笔，谨慎从事。历史上因修国史或直书而获罪者屡见不鲜，司马迁受宫刑的间接原因就是直书汉武帝事，所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古代帝纪，多是歌功颂德之作。倒是在野史与传说中，能看到许多帝王生活中的另一侧面。东晋时前秦王嘉撰有志怪小说《拾遗记》十九卷，其中多是帝王的传说。
王嘉，字子年，是当时有名的方士，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县）人。王嘉相貌丑陋，但才智聪明，性格诙谐滑稽，举止不经，行迹若仙。初隐居东阳谷岩穴中，前来授业弟子达数百人，又曾在终南山隐居，弟子追随者甚众。前秦世祖苻坚累征不起，后秦太祖姚苌入主长安，逼迫王嘉跟随自己。据传王嘉料事如神，未卜先知，曾为苻坚、姚苌作谶言皆应验，后以预言不合姚苌意被杀。作为隐士，他不交俗流不与统治者合作，具有高拔超尘的风姿；作为方士，他又迷于阴阳术数及神仙怪异之说，因此写下了《拾遗记》。
现存《拾遗记》十卷是经梁萧绮整理的，是杂史体的志怪小说。前九卷记事上自庖牺，下迄后赵石虎，记叙历代奇闻逸事、神话传说及域外异国风俗物产，以帝王异闻传说为主。
卷一记庖牺、神农、黄帝、少昊、高阳、高辛、尧、舜八代的传说。书中盛赞传说中远古帝王，记述他们出生时的祥瑞及治世的功德。如《春皇庖牺》云：“春皇者，庖牺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洲。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牺。”不仅其诞生离奇，相貌也怪奇神异：“长头修目，龟齿而龙唇，眉有白毫，须垂委地。”特别是垂被后人的赫赫功德，“比于圣德，有逾前皇。礼仪文物，于兹始作。去巢穴之居，变茹腥之食，立礼教以导文，造干戈以饰武，丝桑为瑟，均土为埙，礼乐于是兴矣。调和八风以画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于时未有书契，规天为图，矩地取法，视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群祠，审地势以定川岳，始嫁娶以修人道”。
庖牺，又称伏牺、伏羲、太昊等。伏羲自先秦以来传说不绝，《易传》、《庄子》、《荀子》、《礼记》等均有所涉。但先秦是把伏羲作为实有的古帝王加以描述，实是借之以追溯文明的发祥。自秦汉以后其神异色彩更浓，汉代是人首蛇身，到王嘉这里则有龙象，除却神异色彩，在这里仍是对传说中古帝王伏羲的众多发明制作及对文化贡献的赞美。
还有远古其他几个帝王的记载，如教民耒耜的炎帝神农氏；造书契、考历纪、造舟楫等的黄帝轩辕氏；皇娥与白帝之子太白之精，在缥缈的穷桑之浦谈情说爱而生的少昊；生时“手有文如龙，亦有玉图”的高阳氏颛顼，还有高辛氏帝喾、唐尧、虞舜等。这些传说在博采既有传说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加浓厚的神话色彩和方士的谶纬符命祥瑞之说。如写炎帝“圣德所感，无不着焉。神芝发其异色，灵苗擢其嘉颖，陆地丹蕖，骈生如盖，香露滴沥，下流成池”。这是写圣德所感下的祥瑞景象，又如写皇帝“乘云龙而游殊乡绝域”，纯是神仙风姿。
卷二至卷四记夏至秦事。对大禹治水、玄鸟生商、殷纣昏乱、周武王伐纣、周穆王西游及燕昭王、秦始皇等均有记述，亦杂以神仙方术、符瑞祯祥等怪异奇遇，但对帝王的荒淫残暴亦多有揭露，如写秦始皇不唯好神仙，亦残暴。《怨碑》故事说：“昔始皇为冢，敛天下瑰异，生殉工人。倾远方奇宝于冢中，为江汉川渎，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沉檀为舟楫，金银为凫雁，以琉璃杂宝为龟鱼；又于海中作玉象、鲸鱼，衔火珠为星，以代膏烛，光出墓中，精灵之伟也。昔生埋工人于冢内，至被开时皆不死。工人于冢内琢石为龙凤仙人之像，及作碑文辞赞。汉初发此冢，验诸史传，皆无列仙龙凤之制，则知生埋匠人之所作也。后人更写此碑文，而辞多怨酷之言，乃谓为‘怨碑’。”作者从真实历史上幻化出志怪的情节，对秦始皇陵墓的豪侈及生殉工匠的残忍，都赋予了一种批判的态度。
其他暴君夏桀、殷纣等也有所涉及。
卷五、卷六记汉事。写了西汉刘邦佩剑来历的神异传说、惠帝时泥离国朝使、武帝与李夫人、成帝与赵飞燕、哀帝荒淫等故事。如《哀帝》云：“哀帝尚淫奢，多进谄佞。幸爱之臣，竞以妆饰妖丽，巧言取容。董贤以雾绡单衣，飘若蝉翼。帝入宴息之房，命筵卿（筵应为圣，圣卿，贤字）易轻衣小袖，不用奢带修裙，故使宛转便易也。宫人皆效其断袖。又日，割袖恐惊其眠。”故事中写了一个荒淫奢侈的昏君，因喜好男色，致使宫廷内外淫风炽烈。哀帝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昏君，政权在这样的君王手中能维持下去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没过几年就被王莽夺去了政权。
灵帝也是个荒淫无耻的帝王。灵帝中平三年（181年），游于西园，起裸游馆千间。选宫人玉色体轻者乘舟，使舟覆没，视宫人玉色。又“宫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靓妆，解其上衣，唯着内服，或共裸浴”。帝王荒淫到如此的程度，汉代政权已是风雨飘摇了。
卷七、卷八记三国事。记文帝曹丕所爱美人灵芸，被征入宫时泪凝如血，文帝迎接极尽豪华排场。写尽了帝王的骄奢淫逸与美人的悲泪。写吴主孙权也是好色之徒，蜀主刘备亦惑于淫宠之玩。
卷九记晋及石赵事。中记石虎起楼台栋宇极尽豪华，丝竹之乐，夜以继日。
又为“清嬉浴室”与宫人解服宴戏其中，浴室水流出谓“温香渠”。
《拾遗记》虽多涉神仙方术、符命祥瑞等怪诞不经的内容，体现了方士的创作特点，但其中也保存了一些优美的神话，记载了一些历史人物鲜见的异闻趣事及殊方异物、风俗物产。尤其是大量记载了帝王异闻传说，这在六朝志怪小说中是独一无二的。况且虽是小说家的“虚词”敷衍，然褒贬之中仍微见史家的目光。其对远古帝王多是理想化的肯定，自夏以后则贬多于褒，对帝王的豪华奢侈生活、荒淫无耻的行径、凶残丑恶的本质，在主观和客观上给予了暴露，尤其对在历史上声名狼藉的帝王更是如此。即使是名声较佳的帝王，或许以一种客观的甚至是欣赏的态度去描写其豪华的生活，也具有客观暴露的效果，更何况时而杂以鲜为人知的丑行。通过远古帝王与后世帝王的对照，作者隐士的社会观与历史观便卓然可见了。清末谭献评曰：“今三复乃见作者之用心。奢虐之朝，阳九之运，述往事以讥切时王，所谓陈古以刺今也。篇中忠谏之词，兴亡之迹，三致意焉。”可谓深见其意也。
《拾遗记》是以志怪小说杂史体的写法写成的，在艺术上与其他六朝志怪小说截然不同。在文笔上，一改六朝志怪小说较通俗简洁的笔法，多用文人富有文采的笔法。因此，小说写得极富文采，遣词造句颇为讲究。长短句相间，时用骈偶，绘声绘色，绚丽多姿。尤其描写帝王生活，常用富丽堂皇、光彩耀目的语言加以铺排渲染。这种语言风格正是当时文人津津乐道的，可用于小说首试于王嘉。
“西天取经”，矢志不渝
法显，俗姓龚，平阳郡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人。约生于晋成帝司马衍咸和九年（334年）。他的三位哥哥皆于幼年夭折，所以在法显刚满三岁时父母便将他送入寺院，度为沙弥（童僧），以求“神佛”保佑，不再夭折。不料想，法显长大后对佛门异常虔诚，决心终生为僧，家人数度相劝也无济于事。二十岁时受大戒，因“志行明敏，仪轨整肃”，后逐渐成为精通佛学的高僧，法号法显，又因原籍平阳人，或称“平阳沙门”。
西汉末东汉初，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由天竺东来传教的僧侣也逐渐增多。东晋以后，社会动荡不安，再加上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佛教盛行一时。僧侣潜心研究佛学，但因当时的佛经或经本不全，或转译失真，于是僧侣意欲亲自奔赴天竺求取真经。汉明帝时，郎中蔡倍、博士弟子秦景等奉命出使天竺，后在西域月氏遇天竺沙门摄摩腾、竺法兰，邀之东还洛阳，并携来《四十二章经》。为了进一步完善戒律，使佛教戒律“流通汉地”，法显决定亲自西上佛教的发源地——天竺（今印度）取经求法。
晋安帝司马德宗隆安三年（399年）三月，年逾花甲的法显开始踏上西天取经的漫漫旅途。同行的有慧景、道整、慧应和慧嵬。他们由长安出发时，得到了笃信佛教的后秦皇帝姚兴的大力资助，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经费和物品。行至张掖（今甘肃张掖），宝云等五人也随之同行。
他们从敦煌西走，出阳关后遇到的第一道难关便是长达千里之余的漫漫“沙河”（即今大戈壁沙漠），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白日骄阳似火，夜晚寒气袭骨，风起之时，沙浪腾空，遮天蔽日，随时有可能被埋葬。法显等人靠太阳辨别方向，借死人的白骨识明道路，在跋涉了十七个昼夜后，终于走出了“沙河”，经过罗布泊西南的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到达了乌夷（今新疆焉耆县）。
休整了几天后，法显等人又奇迹般地穿越了“中无居民，涉行艰难”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入丝绸之路南道的于阗国（今新疆和田），然后沿着昆仑山北的古道一路前行，开始翻越终年积雪的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其道艰阻，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佛国记》）。及至手攀长索渡过新头河（今印度河），到达北天竺的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时，同行的十人中只剩下年迈的法显和患病的慧景了。在翻越小雪山奔往佛教中心——中天竺时，令法显伤心的是唯一的同伴慧景饥冻而死，法显忍住悲伤，继续独自前行。当手拄拐杖、银须飘拂的法显出现在当地僧侣面前时众僧惊叹不已，对这位孤身一人来到这里的中国老僧钦佩万分。
法显在中天竺、东天竺、南天竺共住了五年，“学梵书、梵语、写律”，专心研究佛法，并几乎访遍了当地的所有佛教寺院和佛迹名胜，着意寻求收集经典戒律。
晋安帝义熙五年（409年）初冬，法显在天竺求律取经结束后，便从多摩梨底（今孟加拉国）乘船到达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并在此继续求律。后于一佛殿内偶然看到一柄来自故乡的白绢扇，这位孤处异域的银须老人禁不住热泪盈眶。《佛国记》中追忆法显当年的心情时说：“法显去汉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
晋安帝义熙七年（411年）秋，在异域他乡度过了七个春秋后，法显终于乘船东归。在经历了海上“黑风暴雨”后，法显飘过台湾海峡，穿越长江口，于晋义熙八年（412年）七月十四日最终在青州长广郡（今山东即墨）的牢山（今青岛崂山）登陆。年近耄耋之年的法显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受到了长广郡太守李嶷和当地百姓的热情接待，并于次年夏天，到达东晋国都建康（今南京市），开始了艰苦的译着工作。
法显西天取经，陆去海还，遍游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三十四个国家和地区，前后共用十三年零四个月的时间，行程数万里，成为我国僧侣西行求法的着名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到达中印度、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人。对于法显的壮举，时人给予了高度评价：“自大教（佛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法）显之比。”唐代高僧义净亦曾称赞说：“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法）显法师则创辟荒途，（玄）奘法师乃中开王路。”由此观之，法显的西行取法对于唐代玄奘的西天取经意义匪浅。法显回国后，将随身携带的大量的佛学典籍翻译成汉文，这些都对中国同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了将这次艰难的旅行记载下来，以供后人参考、借鉴，法显又写成《佛国记》一书。《佛国记》又名《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或《法显传》。
全书共九千五百多字，以精练流畅的笔调，质朴无华的语言，详细记述了两晋时代中亚、南亚及东南亚诸国的地理环境和风土民情。如在描写葱岭高原地带的物产时写道：“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介绍斯里兰卡时写道：“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抓住了它的气候特征，语言朴实、简练。这些描写不仅开阔了中原人的地理文化视野，而且也为研究这些地区的历史原貌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千百年来由于其资料原始、记事翔实而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青睐，特别是19世纪以来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外国学者纷纷从事此书的翻译、整理和研究工作，迄今为止，它已先后被译成英、法、日等多种文字，成为研究佛学的重要典籍。
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法显这位东晋时代着名的旅行家、佛学家、文学家，在荆州（今湖北江陵）辛寺溘然长逝，享年约八十七岁。
一个清谈机辩的时代
魏晋时人讲究辞令，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清谈之风的影响。清谈要求言简意赅，辞锋锐利，思辨力强，寓意深远，因此人们在其他场合也追求应对得体，或含蓄，或精微，既要富有文采，又要意味隽永。在这种时风下，产生了许多机辩趣闻。《世说新语·文学》中就记录了不少这类故事，其中之一是：
有北来道人好才理，与林公（支道林和尚）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于时竺法深、孙兴公悉共听。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晰，辞气俱爽。此道人每辄摧屈。孙兴公问深公：“上人当是逆风家，向来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风！”深公得此义，夷然不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