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漳浦对敌斗争最激烈最复杂和发展生产任务最繁重的地区。管辖范围为现在佛昙、前亭、马坪3个镇。这是沿海突出部，背山面海，与金门隔海相望，海面国民党军炮艇骚扰破坏，山上武装匪特蠢蠢欲动，是剿匪也是海防前线。这儿又是风沙和干旱肆虐的地方，风沙满天，滴水如油，耕种和捕捞条件、环境相当恶劣，群众生活十分困苦。要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要恢复和帮助群众发展农业、渔业生产，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以树立共产党在新解放区的威望，作为该区的第一把手，重任在肩啊！
阎观文认为，只有社会治安的稳定，才能迅速打开工作局面，才能使生产和建设得以顺利进行。因此，上任伊始，他把剿匪放在首要地位，每次剿匪行动，他都亲自带区武装班出发。马坪的林埭土匪活动十分猖獗，他打起背包挎上抢，偏偏就要“虎口拔牙”，在那儿住下来，紧紧依靠群众，狠狠打击了土匪嚣张气焰，提高了干部群众剿匪积极性。1951年10月17日凌晨，盘踞金门的国民党军仗着炮艇，进犯前亭的江口村，当激烈的枪声从海面传到佛昙时，为了减少绕道时间，他带上通讯员，摇着小舢板从海上直接赶赴江口村。同志们劝他说，天这么黑，敌情又不明，这样做太危险了！但他坚定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区委书记，早一分钟赶到，民兵、群众就有了主心骨，就能坚持到配合解放军赶来共同消灭来犯之敌。”
为了帮助群众迅速发展生产，他走遍了五区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每到一处，总是卷起裤筒帮农民干活，向农民了解农业生产状况和要求。针对五区沿海村庄农业生产灌溉靠戽水，易受风沙、干旱和土地盐碱化严重威胁的状况，他发动植树造林以挡风沙，还制定兴建东埭引水渠的规划，并组织实施，解决了800多亩水田和1300多亩农地的用水问题，这在当时还是个新鲜事，改变了祖祖辈辈流传的耕种方式，减轻了劳动强度，又提高了农作物产量。针对海面作业易遭国民党军炮艇炮击和掳掠，他发动群众搞近海作业和滩涂养殖、围埭种植等，挽回外海作业的损失。1951年8月间，正逢天文大潮，汹涌的海浪铺天盖地而来，东埭堤岸岌岌可危，当时他胃病发作，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可一听到险情，马上一骨碌下床，冲到东埭堤岸，组织干部群众抢险。他自己带头装沙袋、扛沙包，加固堤岸，接连干了一天两夜，终于使东埭堤岸安然度过了汛期。五区群众纷纷说，阎书记为了老百姓，连命都顾不上了。在五区工作两年多的时间，他就是靠着拼命精神，把党的温暖送到了群众心坎上，与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留下了一段段佳话。
1952年8月，他调任县委组织部长，4年后任县委书记兼县政协主席。1958年至1960年间，在当时“左倾”思想指导下，漳浦县对工农业生产的领导，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过不顾客观实际冒进和蛮干现象。由于他不善于搞“浮夸”、放“卫星”，转任第二书记。
1960年2月，在漳浦与全国各地一样处于严重经济困难之际，他重新接任县委书记。深谙漳浦农业生产关键在于治水的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水利建设上。
尽管当年漳浦灾害频繁，春旱180天，夏季又连续遭受12次特大台风、洪水灾害破坏，但由于措施得力，各项经济工作出现好转的局面，当年全县国民经济收入达6200多万元，比1957年增加42％；基本建设投资722万元，比1957年183万元增加2.93倍。正当人们满怀大灾之年大丰收的喜悦并松了一口气时，传来了周总理期望龙溪地区拨出1亿公斤粮食支援重灾区的消息。为了不辜负党中央的重托，阎观文号召漳浦人民为国家分忧，此次漳浦县承担了支援近0.5亿公斤粮食的重担，这是当时龙溪地区所属十县一市的任务的一半啊！
1960年冬，党中央为扭转农村形势，要求全党同志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阎观文带领县委一班人，坚决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把遏制“共产风”“一平二调”作为搞好农村经济的头等大事抓实抓好，提出“广种、高产、多收”的发展农业生产思路，带领群众兴起上山开荒、下海围埭造田、科学种养等热潮。同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商业、工业等行业政策调整，为漳浦县顺利渡过经济困难打下基础。
阎观文重视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每年要跑遍全县两次，1981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每次都要花上个把月以上的时间才能走遍，其中一些重要产粮区的生产大队，他还要蹲点调查研究。每当下乡，他不准秘书挂电话，避免干部弄虚作假或准备招待，到了农村，他白天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中午、晚上与群众交谈，吃、住都在较穷苦的农民家里。有次到崎溪村，正逢夏收，一担湿漉漉的稻谷都有100公斤，他挑得咯出一口血，仍照常参加夏收。全县山区乡村，特别是交通不便的山乡僻壤，他也是翻山越岭步行去的。他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下乡时，除了乘摩托车到第一个点外，其余均步行。正是这种脚踏实地的作风，使他对漳浦农村情况了如指掌。县委秘书们都说，每次开干部会议前，秘书的工作不是忙于找材料，写讲稿，而是好像在听阎书记如数家珍的汇报，记录下来，就是大会的发言稿了。也正是这种踏实的作风，使他更了解、关心群众的疾苦，及时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中。1961年，漳浦县遭受8次特大洪、风灾害，损失严重，他一头扎入重灾区调查，当看到城关公社后港村农民在完成征购任务后，喝着清得见底的稀粥，这位刚强的汉子掉泪了，他马上批示，立即给该村拨救济粮，同时指示县粮食局长，亲自找一个村为试点，对全县粮食总产量进行落实和重估，确保群众口粮标准。
正是在阎观文这样一大批共产党员率先垂范下，群众发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至1965年，已建成初步具有抗旱防涝能力的水利枢纽，粮食稳产增产有了可靠的保证；渔业捕捞能力向外海推进；216公里海岸线的茫茫沙滩上筑起了道道绿色屏障；工业生产有了初步基础；公路四通八达；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经济开始呈现初步繁荣；市场物价稳定；群众生活有了较大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金漳浦”逐步将变成生活中的现实。
时刻充满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使命感
阎观文就任县委书记后常说，“谁叫我是县委书记”。这句口头禅，使他时刻充满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使命感。
漳浦依山面海，河道狭窄短促，因而是风、涝、旱的多灾地区。每次抢险救灾，阎观文总是走在前头。有一次，南门村遭水淹，他打电话请部队火速携带橡皮艇救援，又要求机关各单位烧水做饭，解决受灾群众吃喝问题，自己则在没胸的深水里往返帮助抢救。刚刚背出一位老人，房子就坍倒了，随同人员都捏了一把汗，纷纷劝说，阎书记，你这样做，太危险了，还是让我们去。他说“谁叫我是县委书记，越是危险的地方，就是我的工作岗位”。
在生活上，阎观文十分勤俭朴素，深知“俭以养廉”的道理。他平时的穿着是白粗布上衣和黑布短裤，与普通老百姓没有两样，只有一套哔叽衣服是开会时穿的。他努力在机关领导干部中形成保持廉洁奉公的风气，从点滴小事抓起。
1963年10月8日，他主持了以县委名义制定的《机关整改初步意见》的文件，内容涉及停办机关小食堂；取消特殊供应；看戏、看电影一律自费；制止请客送礼；下乡不许用摩托车接送；自己打扫卫生和打开水等。这些规定，主要都是对科局级以上领导的约束。其实，就是在机关有办小食堂的时候，他也是坚持伙食低标准，不搞特殊化的。有一次，县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会后就餐时，有个与他既是同乡，又是老战友的区委书记自作主张去食堂核吃炒米粉。饭端上来时，阎观文一看，火了，说：“别以为有我一同就餐，伙食就可以超标，不行！”他带头交出超过标准部分的餐费，并把那位区委书记语重心长地教育一番。有一年中秋节，县供销社送来两盒月饼，他批评了代收的工作人员，板着脸说：“怎么拿来的，自己怎么拿回去！”
在对待自己的亲属、子女问题上，阎观文更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他就任县委书记时，弟弟因河南家乡遭受特大灾荒，生活困苦，到漳浦求当了县委书记的哥哥找出路。看着年幼时就和自己颠沛流离到山西讨饭，相依为命的弟弟，他的心颤抖了，那时候，讨来的一口饭都匀着吃啊！现在，机关办了大小食堂，自己连同妻子、孩子同吃一桌饭的机会都没有，夹着个弟弟真是难办。但当了县委书记，难道连弟弟的一口饭都不管吗？尽管当时工厂纷纷上马，介绍当个工人只是举手之劳的事，但他经过反复琢磨，对弟弟说，县里的陶瓷厂缺少推窑土工，这是十分累和脏的活，没人要干，我看你就去干吧！1961年间，漳浦根据中央有关调整指示，进行了精简压缩城镇人口，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工作。阎观文以身作则，带头把母亲的户口迁到佛昙镇农村，还把弟弟调到县农科所当农工，承担到县委机关淘大粪，运肥料到农科所试验田的任务。一个县委书记的弟弟，就这么在哥哥的“照顾”下，把这个又臭又脏的任务干到离开漳浦。弟弟回家不久便病故了。阎观文主动承担起抚养弟媳一家生活的担子，这就是“无情”哥哥对弟弟的深深手足情啊！他对子女管教是十分严厉的。有一次，大儿子亚伟到农科所玩耍，看到农民在池塘里放养着刚引进来繁殖用来喂猪的青饲料水葫芦种苗，觉得好玩新奇，捞了两棵，被看管的农民一直追到县委大院。阎观文知道后，向农民道了歉，并当面打了孩子一顿，觉得还不够解气，把孩子拉到宿舍里关起门打，同志们百般劝还是不开门，只好搬来阎观文的母亲当救兵，当门打开时，阎母责怪他为什么这么狠打孙子，阎观文含着泪说：“谁叫我是县委书记，谁叫他是县委书记的儿子，从小就要知道丁点损害农民利益的事，就是干不得！”
阎观文任县委书记近30年，后来因病调到市里工作也一直是处级领导干部，可妻子、儿女没能跟着沾一点光。妻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参加工作，曾在漳浦一家国营企业当厂长，随着丈夫工作的调动，调来调去，不仅没了“乌纱帽”，最后还是在一家不景气的企业办理退休的。5个儿女或上山下乡或部队复员安排工作，也都在企业单位。妻子是漳浦佛昙人，但直到大儿子结婚，阎观文从未到岳父母家拜访，一则因为工作忙，二则也唯恐惊动地方公社、大队领导引起诸多不便。“无情未必真豪杰”，但作为县委书记，他不能不如此。他生活俭朴，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钱，除了长期接济在佛昙工作访贫问苦时认识的一位孤寡老人外，全部寄给母亲、弟媳和岳母。倘不是市直机关后来实行房改，连“家徒四壁”的份儿都没有。正如他在1993年立下的遗嘱中所写的，他是“勤俭持家的”，“现在依旧，也没有什么财产”，欣慰的是“也没有欠别人债务，一身轻松”，告诉妻儿要继续负责祖母和外祖母的生活费用，“尽到做子女的责任”。
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个县委书记深深的孝敬之情。而于自己，最好“当天去世，当天火化，以减少家属的痛苦”，又无不折射着浓浓的夫妻爱、父子情。
“文革”期间，在逆境中，阎观文敢于坚持真理。有一次，有个派性组织要他批1.5万公斤粮，迫于当时形势，违心地批了1500公斤，但马上与县委其他同志通了气，深感愧疚。谁知隔天派性组织找他算账，坚持要1.5万公斤，阎观文顺水推舟接过已批拨1500公斤粮的条子，立即撕得粉碎，坚定地说：“粮食是国家控制的重要物资，既然我这个县委书记还有批条子的权力，一斤也不能乱批！”结果，免不了挨批斗和拳打脚踢。
1970年2月，阎观文调任龙海县革委会常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同年8月，调龙岩陆家地煤矿采煤团任团长、政委。1972年8月，调任华安县委副书记，后任书记。不管调到哪里.他依然保持艰苦奋斗，忠于党的事业，做人民公仆的共产党员本色。在煤矿，他坚持与工人在井下采煤作业，后来得了矽肺病，为了照顾他的病，地委调他到华安县任职。为了改变华安生产状况，使人民群众生活能有较快提高，他带着秘书整天一座山一座山地转悠着，与当地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交谈，向他们请教，探索华安农业生产的思路，常常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他要求华安县机关干部，必须经常下乡参加义务劳动。他动情地说：“华安县群众还很穷，我们是国家干部，毕竟还领着薪水，更得为改变华安县落后面貌多尽责任和义务。”这种不流于当时豪言壮语形式的号召，很快得到华安县干部的积极响应，隔年，他因劳累过度患高血脂症和肺大泡，仍坚持带病工作，直到连饭也难咽时，才不得不躺倒在医院病床上。当同事们征询是否叫他女儿到医院护理时，他连连摆手，说：“她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如果仅为了父亲的病就放下工作，像什么话！”
1997年3月30日上午，与病魔斗争多年的阎观文与世长辞，几天后，根据他生前的遗愿，他的灵柩悄悄地被接到漳浦，接到了佛昙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