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文汇报》2013年7月23日第11版“笔会”。
近些年来，有关“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讨论、改革和实践，一直是国内高校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联想到自己的工作环境，在目前音乐学院的建制中，通识教育自然是遥不可及。专门化的技术训练指向，有限的人文贮备资源——独立建制的音乐学院由于其特殊的办学模式，它不仅没有能力来实施通识教育，而且从音乐学院教育的最终目的来看（培养专业的职业音乐家），也和通识教育的理念完全相左。
曾经幻想，就我本人所从事的“音乐学”这一学科专业而论，最理想的教育状态，其实应该是良好的通识教育与专业的音乐技能（作曲与表演）相加，以此才能成就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学者”。这是为何音乐学在世界其他国家中，一般都被放在综合性大学中的根本原因——音乐学，因其最终的旨趣是理解和研究完整意义上的音乐文化，非常需要将音乐放置到更广阔、更深厚的历史文脉与社会背景中。如果没有一定的通识教育训练，很难想象一个音乐学家如何能够完成上述任务。而中国的音乐学学科建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追随“苏联老大哥”模式，从此便被纳入到专业音乐学院的系统中。考虑到中国自身音乐文化因子比较薄弱的国情，让音乐学在更为强调专业性的音乐学院院墙内得到更快的发展，这种做法也不乏可取之处。至于缺少通识教育的遗憾，如要补救往往只能通过个别学人自身的用心和努力。
不过，在音乐学院的教育实施中，却有一个方面与通识教育的理念相关联，即通过“经典”达至“教化”——以经典杰作为依托，经过认真仔细的研习，进而达到理解并带来自身的提升。很多有识之士指出，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应该是让学生切实地接触前人的经典论著，从中不仅学习知识和见解，而且培养人格和情操。因此，在国内大学中常常出现在讲堂上的“概论课”，其用意和实效就大可怀疑。人类心智成果中的诸多精髓（最终沉淀为所谓“经典”）恰恰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它们需要后来的学子一点一滴地吸收和消化，以此才能逐步领悟和融会贯通。所以，国外大学的通识教育，从一开始就非常注意学生阅读经典、参与讨论、主动思考并联系当下的能力培养。音乐学院中的音乐学教育，似乎可以参考这种教育理念并在课程建设中贯彻。
有意思的是，音乐学院中众多学子（特别是表演专业）对一部部具体作品的学习和领悟，从某种角度看，恰恰符合通识教育的这种“熏陶”的精神。如贝多芬的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尽管有某种共同的特质贯穿其间，但它们必须一首首、一部部地被师生共同认真学习、体会并最终演绎出来，而不能被“一概而论”般地处理。一个仅仅弹过五首贝多芬奏鸣曲的学生，与一个已经弹过二十首并熟知所有贝多芬奏鸣曲的老师，两者对贝多芬的理解一定相当不同。这不仅关乎“量”的区别，而且关乎“经验”的“质”的落差。而一个钢琴家学习演奏所有的贝多芬奏鸣曲，他通过“身体性”地经历贝多芬内心成长和精神演变的漫长旅途，同时又在其中卷入自己所有的人生经验和心灵感悟，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好的“教化”历练。
行笔至此，我回想起傅聪先生有一次在上音开设大师班讲解肖邦的《二十四首前奏曲》（Op.28）的情景。在傅聪看来，这是肖邦所有作品中最值得珍视、最为精粹的一部大师杰作： 如果只能挑选一部肖邦作品留存于世，那就应该是这套前奏曲。那次课上，本来是学校钢琴系的某学生弹给傅聪听，由傅聪做现场指导。只见傅聪一时兴起，索性忘了他是在给学生上课，后来干脆自己坐在琴凳上边奏边说，将这套前奏曲基本从头至尾讲解了一遍——一场大师公开课结果变成了傅聪自己的“讲座独奏会”（lecturerecital），真是难得而有趣的场面！那确乎是所谓的“细读”（close reading），有时会停留在某个音型甚至某个音符上，深究其意味和肌理，许久不肯离去。诸如整套前奏曲中愈来愈走向悲剧的整体脉络，以及著名的第十五首“雨滴前奏曲”中二度碰撞的刺激声响（几近预示穆索尔斯基的“钟声”意象）——这些具有个人性的深刻洞见，不论针对宏观整体还是具体细节，既包含了对肖邦艺术的重新认知，也是傅聪自己多年心灵体会的自然表露。如此这般对“经典”的研习所得到的收获，尽管看似零碎和局部，但却可能远远要多于那些大而化之、笼统空泛的“概览”或“通论”。
众所周知，在音乐院校中学习表演（指挥、演奏、演唱等），往往不外乎跟着老师一首一首地学习前人的经典杰作。这种看似“原始落后”的教学方式，深究起来，可能却有其根本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