卣是盛酒器。盛行于商晚期及西周。
觥属盛酒器，容量为七升，出现于殷商，沿用至西周早期。
彝乃盛酒器。一般呈方型，出现于商代晚期。
究竟最早的专用酒具起源于何时，还很难定论。因为在远古时代，没有专门的酒器，随着陶器的出现，专用酒器才开始产生。到商代，由于酿酒业的发达，青铜器制作技术提高，中国酒器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商周以降，青铜酒器逐渐衰落，秦汉之际，在中国南方，漆制酒具流行，成为两汉、魏晋时期的主要类型。瓷器大致出现于东汉前后，与陶器相比，无论酿造酒具还是盛酒或饮酒器具，瓷器的性能都超越了陶器。宋代是陶瓷生产的鼎盛时期，有不少精美的酒器，瓷制酒器一直沿用至今。明代的瓷制品酒器以青花、斗彩、祭红酒器最有特色；清代瓷制酒器具有清代特色的有珐琅彩、素三彩、青花玲珑瓷及各种仿古瓷。
6.2.2酒政
酒的制度即酒政，是国家对酒的生产、流通、销售和使用而制定实施的制度政策的总和。在众多的生活用品中，酒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用品。一方面，中国酿酒的原料主要是粮食，它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质，国家必须实施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加以干预。酿酒及饮酒是一项非常普遍的社会活动，只要粮食富裕，随时都可以酿酒，酒的消费面也非常广。另一方面，酒也是一种高附加值的商品，酿酒业往往获利甚厚。同时，酒作为一种特殊的食品，虽然不是生活必需品，但却具有一些特殊功能，如同古人所说的“酒以成礼，酒以治病，酒以成欢”，在这些特定的场合下，酒是不可缺少的。但是，酒又被人们看做一种奢侈品，没有它也不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而且，酒能使人上瘾，多饮使人致醉，惹是生非，伤身败体，人们又将其作为引起祸乱的根源。所以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酒业管理，使酒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走上正轨。
在远古时代，由于粮食生产并不稳定，酒的生产和消费一般来说是一种自发行为，主要受粮食产量的影响。同时要明确的是，在奴隶社会，有资格酿酒和饮酒的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上层人物。酒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并不是商品，而只是一般的物品。人们还未认识到酒的经济价值，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朝前期。
酒政的具体实施形式和程度随各朝而有所不同，但历代统治者对酒类的政策，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即禁酒、榷酒和税酒。
1.禁酒政策
禁酒就是由政府下令禁止酒的生产、流通和消费。
夏商时代，酒除用于祭祀外，贵族饮酒的风气十分盛行。其两代末君都因酒而引来杀身之祸而导致亡国。夏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丘，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由于酗酒不理朝政，夏桀最后被商汤放逐。商代贵族的饮酒风气并未收敛，反而愈演愈烈。商纣“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作长夜饮，朝纲不整，终为西周取代。酗酒成风被普遍认为是商代灭亡的重要原因。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西周统治者在推翻商代统治之后，充分认识到酒是大乱丧德，乃至亡国的根源，发布了我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开始推行限制酒类消费的政策。其禁酒政策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后世人们引经据典的典范。
禁酒的目的一方面是为减少粮食消耗，备战备荒。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沉湎于酒，伤德败性，引来杀身之祸，禁止百官酒后狂言，议论朝政。同时还有禁群饮，以防止民众聚众闹事。禁酒时，由朝廷发布禁酒令。禁酒也分为数种，一种是绝对禁酒，即官私皆禁，整个社会都不允许酒的生产和流通；另一种是局部地区禁酒，这在有些朝代如元代较为普遍，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区，粮食丰歉程度不一。还有一种是禁酒曲而不禁酒，这是一种特殊方式，即酒曲是官府专卖品，不允许私人制造，属于禁止之列。没有酒曲，酿酒自然就无法进行。还有一种禁酒是在国家实行专卖时，禁止私人酿酒、运酒和卖酒。
总之，禁酒政策在许多朝代都不同程度地实行过。禁酒时会有严格的惩罚措施，发现私酒，轻则罚没酒曲或酿酒工具，重则处以极刑。
2.榷酒政策
榷酒为古代酒类专卖的术语，即国家垄断酒的生产和销售，不允许私人从事与酒有关的行业。由于实行垄断生产和销售，酒价或者利润可以定得较高，一方面可获取高额收入，另一方面，实行榷酒后，国家可以根据粮食生产的丰歉来调节酒的生产和消费，其内涵极为丰富。在历史上，专卖的形式很多，有由官府负责全部过程，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收入全归官府的完全专卖；有官府只承担酒业的某一环节，其余环节则由民间负责的间接专卖；还有由特许的商人或酒户，在交纳一定款项并接受管理的条件下，自酿自销或经营购销事宜的特许制，以及酒曲专卖等。
榷酒政策始于汉朝，虽然历代王朝并未连续实施，但是对后世的酒业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中国酒政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榷酒为国家扩大了财政收入来源，为当时频繁的边关战争和浩繁的宫廷开支等提供了财政来源，而且要比直接向人民征税更高明、更合情理。
3.税酒政策
税酒是对酒征收的专税。在汉代以前，酒税并未从普通的市税中分离出来。汉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始征酒税，唐代中叶至宋末以专卖为主，征税为辅。元初实行专卖，后改为征税，明代沿袭。在清代后期和民国时，对卖酒还有特许卖酒的牌照税等杂税。实行税酒政策时，酒户只要按章纳税，就可以自由从事酒业经营活动。
从周公发布《酒诰》到汉武帝初榷酒之前，统治者并未把管理酒业看做聚敛财富的重要手段。商鞅辅政时的秦国，实行了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酒作为消费品，自然在限制之中，实行高价重税，“令十倍其补”。其目的是用经济手段和严厉的法律，抑制酒的生产和消费，鼓励百姓多种粮食。同时通过重税高价，国家也可以获得巨额收入。
在国家实行专卖政策、税酒政策或禁酒政策时，都对私酿酒实行一定程度的处罚，以保证官府的酒业政策得到顺利实施。轻者没收酿酒器具、酿酒收入，或罚款处理，重者处以极刑。
6.2.3酒楼
作为一种消费品，酒在中国古代及至现今，都是重要商品。卖酒和提供饮用器具、场所及各种服务的店肆，古往今来有各种名称，如酒肆、酒舍、酒垆、酒家、酒楼、酒馆、酒店等。在中国，这种卖酒兼提供饮食服务的店肆的出现，与商品交换发展，城市、市场的建立有关，至于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迁，也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活变化有很大关系。
中国谷物酒的酿造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至商代，由于出现曲分离技术，不仅使酒的质量有所提高，也使酒的酿造得到进一步的普及。从古史中可知当时上层贵族的饮酒风气已经很盛，很多人甚至认为这是造成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冠子·世兵》说：“伊尹酒保，太公屠牛。”“伊尹酒保”的意思是说伊尹曾经在卖酒的人家或店肆中做过雇工，后来成为商初的执政大臣。按照这一说法，似乎夏末商初就已经有卖酒的店肆了。虽然不一定可信，但在商代末年的一些古墓中，陶制酒器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随葬品，说明饮酒在当时的贵族甚至平民中也很普遍。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商品交换，这时候有酒在市肆中买卖应该是可能的。
《周礼·天官·家宰》记述周朝“设官分职”，已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员管理王室的酿酒事务：“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吏八人，青八人，徒八十人。”投入如此多的人力，说明当时王室酿酒规模之大，再加上贵族的家酿，可以想见当时全国酒的产量一定相当可观；包括“酒肆”在内的“市肆”已经普遍出现，为酒的交换提供了条件。
《周礼·天官·内宰》说：“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
所谓“建国”，就是筑城。周人筑城后即划出一块地方设“市”，“市”里设“次”和“叙”（市场管理官员处理事务的处所），“肆”则指陈列出卖货物的场地或店铺（亦包括制造商品的作坊）。市场中的“肆”，按惯例以所出卖的物品划分，所以卖酒的区域、场所、店肆自然被称为“酒肆”。西周至春秋战国，乃至唐代，手工业者都是在市场上列“肆”而居、以“肆”经营的，故《论语·子张》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淮南子·真训》说：“贾便其肆，农乐其业。”但是卖酒的店肆作为一种饮食服务业，实际上不断突破“市肆”的限制，以至逐渐遍布城乡。不过，“酒肆”作为卖酒店肆的称呼却被沿袭下来。如晋代张华作《博物志》云：“刘元石于山中酒肆沽酒。”山中自然没有“市肆”，故这里的“酒肆”实指的是山中的酒店。再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云：“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衡，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这里的“酒肆”则指的是北宋汴京城里的酒馆酒楼。诗文中写到卖酒兼提供各种服务的酒店也常用“酒肆”一词。古代“市”、“肆”相通。《后汉书·五行志》注引《古今注》：
“（永和）六年十二月，锥阳酒市失火，烧肆，杀人。”所以古代也用“酒市”来称酒店。如唐代沈彬《结客少年场行》诗：“片心惆怅清平世，酒市无人问布衣。”唐代姚合《赠刘叉》诗：“何处相期宿，咸阳酒市春。”元代张可久《醉太平·登卧龙山》曲：“半天虹雨残云载，几家渔网斜阳晒，孤村酒市野花开。”
西周时，王室酿酒，贵族一般也有条件酿酒，但平民则主要到市场上买酒。西周初，鉴于商朝统治者沉溺于饮酒而亡，曾经由周公旦以王命发布《酒诰》。其中规定王公诸侯不准非礼饮酒，对民众则规定不准群饮：“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意思说，民众群饮，不能轻易放过，统统抓到京城处以死刑。民众聚饮之酒，当购自酒肆，也很有可能当时民众聚饮的地方就在市场上的酒肆。《诗经·小雅》的作者主要是西周的大小贵族，其中很流行的一首宴亲友的诗《伐木》篇写道：“有酒湑我，无酒酤我。”，意思说，有酒就把酒过滤了斟上来，没有酒就去买来。从诗意看，似乎西周时，酒随时都可买到，人们也习惯于到市场上的酒肆买酒。
随着商业的发展和流动人口的增加，战国时饮食服务业发展得很快。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记述以刺秦王闻名的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战国末年，燕国都市的酒店，为客人提供酒具，客人不仅可以在买酒后当场饮用，而且可以留连作歌于其中，基本与后世的酒馆没有什么差别。
由于春秋经济的发展，经战国到秦，不仅都市里有酒肆、酒店，而且一般的乡镇也有酒店。《史记·高祖本纪》曾记载刘邦常到酒店去赊酒，有时还当场喝醉，睡倒不起。汉兴以后，工商业发展很快，酒店业遂成为一个重要的行业。汉末建安年间，曹操为励精图治曾下过禁酒令，当时的名士孔融为此写了一篇《与曹相论酒禁书》与之论辩。刘备建立蜀汉之初，也曾下令禁酒，不许私酿，后被简雍劝止。所以汉末三国时可以说基本上没有酒禁，自然不能禁止酒店酿酒卖酒。到魏晋时，由于种种原因，饮酒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形成风气。特别是入晋以后，饮酒几乎成为当时名士的标志，其中突出的代表自然是“竹林七贤”。据说阮籍曾因步兵署中有酒，而愿做步兵校尉，还曾在家中大醉六十余天，以逃避司马氏的提亲。刘伶则出游时车中载酒，走到哪里喝到哪里。如果认为阮籍等饮酒除了在家里，就是饮于郊野林泉，则不尽然，其实他们也会到酒店饮酒。《晋书》阮籍本传中提到“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即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因为魏晋时不禁私酿，所以当时的私家酒店很多，各家所酿之酒其味必然不同。晋代的名士阮籍，家境贫寒，四十岁还没有娶亲，以至大将军王敦为他捐钱娶亲。可是他虽穷却嗜酒，酒钱常常储备不乏。据说，他往往步行出游，将百钱挂于杖头，走到哪个酒店，便取下杖头钱买酒独酌。后世因此称酒钱为“杖头钱”。（《世说新语》）文学家陶潜好饮，曾亲取头上的葛巾漉酒。家酿不够，陶潜也到酒店买酒。《宋书》记载颜延之曾送给他二万钱，“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大概陶渊明主要是将酒买到家里喝，而送钱给他买酒的颜延之则喜欢到酒店饮酒。《南史》颜延之本传记其逸事云：“文帝尝召延之传诏，频不见，常日到酒肆裸袒挽歌，了不应对。”颜延之当时官至国子祭酒，地位很高，像他这样的人还经常跑到酒店去光着膀子饮酒高歌，大概是因为当时的酒店可以尽情尽性不拘礼法。喜欢到酒店喝酒的士大夫在东晋六朝时还为数不少。
南朝经济比北朝发达，但由于北朝没有实行榷酤，民间可以自由酿酒，所以当时北朝市场上酒的买卖也很活跃。特别是其中有几个地方所酿之酒遐迩闻名，成为远销他方的畅销商品。这样就促进了私人酒坊、酒店的发展。“酒坊”，本指酿酒的作坊，因其也兼卖酒，故人们也用之来称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