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统治阶级，为了加强所统辖地区的经济发展，或消除各地的反叛势力，维护当朝的统治，强制性地组织移民，尤以早期朝代最为突出。见于史料记载的事例也很多，像战国时期秦灭巴蜀以后，便在那里设置蜀郡，强迁关中民众万户到蜀郡，开垦土地，发展生产；至汉代，统治者又曾组织移民，“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汉书·武帝纪》）关东，指潼关或函谷关以东；陇西，郡治今甘肃临洮南；北地，相当于今山西繁峙、五台、原平、代县及河北怀安、蔚县以北地区；西河，郡治今内蒙古东胜县；上郡，郡治今陕西榆林东和南；会稽，郡治今江苏苏州市。再有，汉初，为消除各地旧贵族和豪强势力，维护汉朝统治，汉高祖刘邦采纳娄敬（后赐刘姓）之建议，曾迁六国贵族后裔和关东豪族于关中，置于中央政府监视之下，大约有二十万之众。
（2）因留戍而定居异地。
历代统治者在周边都调用了大批留戍边防，这些由统治者直接调遣去的官兵，与当地的妇女结为夫妻，组成小家庭，便定居了下来。像秦代留戍长城或岭南的，汉留戍西域的，唐代留戍闽（今属福建）中的，就属于这种情况。
（3）因官职迁调或因仕宦于某个朝代，或因王朝或诸侯割据政权的建立而移居他地。
因官职迁调多为一个家族的迁徙，往往又因世代为官异地，其后代家族不仅显贵，而且还形成了许多异地望族。这不仅是历代姓氏家族形成郡望的主要原因，也是姓氏迁徙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同时，也是姓氏寻觅家族脉络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仕宦于某个朝代而迁徙是历代最普遍的现象。我们知道，中国历代王朝的改换是相当频繁的，自然其王朝的都城也有所变动。故而因仕宦于某个朝代而迁入其都或统辖地的人数也是非常多的，而迁入的人士，又多出自大族大业之家。
（4）因王室之乱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导致各地连年战乱，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使成千上万的家族被迫离乡背井，迁徙外地，以求生存。
这也是导致各姓氏家族迁徙的最主要的原因，尤以魏晋、唐五代、金元三个不同时期最为突出，也即我国历史上在这三个时期发生三次民族大迁徙。其迁徙的方向则主要为我国南方，其人口之众多，规模及持续时间之长，也是其他时代或别的原因导致的迁徙所无法比拟的。其具体事例像汉末的“董卓之乱”引发的士族大批迁徙到今江苏、浙江、四川、广东等地；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之后出现的由匈奴贵族刘渊、刘聪父子掀起的“永嘉之乱”，引起中原士族空前大规模地持续南迁，即史称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我国很多家族大批地迁居今福建、安徽、浙江、江西、江苏、湖北等省。唐初至五代，中原士族南迁主要有三次，一次是唐初，一次是“安史之乱”之后，一次是在唐末。其中，后两次影响最大。始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止于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使中原再一次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一直持续到五代的黄巢起义，中原长期动乱，再次迫使中原士族大举南迁，也即史称的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迁徙时期。这段时期中原士族分别迁入今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云南、广西、广东等省，其影响最大的是向福建等地的迁徙。像唐初随陈元光入闽漳州的就有士族人。唐末五代时，河南固始（今河南东南端）人王潮、王审知兄弟在黄巢起义的影响下，率众起义，曾领兵数万人转战安徽、浙江等地，后在福建创建闽国，连同子孙经营福建达五十余年。有许多士族随王审知开建闽地，据有关资料载，人闽的有陈、张、李、王、吴、蔡、杨、郑、谢、郭、曾、周、廖、庄、苏、何、高、詹、沈、施、卢、孙、傅、马、董、薛、韩，计27姓，且以固始人居多。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攻占开封（今属河南），掳徽、钦二帝，史称“靖康之难”，导致连宋室也不得不南迁浙江杭州，直至蒙古军南下入主中原，频繁的战乱，以及南方经济的勃兴，形成了宋代以后持续不断的北人南迁的浪潮。这一次南迁超过以前各次，既有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又有农、工、商等各界人士。其南迁居于浙江、江苏者为多。中国古代，迁徙多为聚族而迁，所以，到明清时期，中国南方也出现了许多姓氏大族。中原先民的几次南迁，带去了中原的文化和先进的技术，自然也将中原的姓氏播植于南方各地。
（5）因避仇而留居异地。
避仇者因迁入异地而往往改他姓，构成了姓氏来源的一个方面，同时也为异地某个姓氏家族的繁衍增加了新的血液。在封建时代，这种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故这种因避仇而迁居异地的现象，所导致的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迁徙也是不可忽视的。如东汉时有个人叫聂台，和人结下怨仇，为逃避仇人追杀，改姓张氏，隐居雁门马邑（今山西朔县）。他的后人张辽，是三国时曹魏大将，战功赫赫，被封为晋阳侯。
（6）因子孙繁衍昌盛及自然灾害而迁。
这也多为聚族而迁，是历代姓氏家族迁徙异地的一个较普遍的现象。以于姓为例，其《于氏宗谱》就有这样的记载：“族人昌盛，人增地窄，势难连居。姓祖徙白沟河（在今河南卢龙县），国壁祖汪顺天府（今北京市），泰祖居巨野（今山东巨野县），加之历代兵乱，自然灾害的侵袭，族人四出……落户于外地，与日俱增。”
从姓氏播衍迁移这一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迁移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其一，我国许多姓氏是以中原为中心地带向四周播衍迁移，中原这一地带，包括今河南全省、河北、山东、安徽、山西等部分地区。姓氏发展的这一特点，正是由姓氏起源决定的。历史上，我国很多姓氏正是起源于这一地区。据有关资料考证，仅河南起源的姓氏就占中华姓氏将近1／5左右。
其二，在历代的士族迁移的过程中，次数最多、人口最众、持续时间最长的则是南迁。换言之，今日我国南方各地的姓氏，多是由北方士族大举南迁所为。北方土族大举南迁，既有地理环境原因，还有历史等诸多原因。而直接导致大举南迁的，恐怕缘于北方诸多少数民族不断南下中原。
（二）中华民族的姓氏迁移
历史悠久的姓氏文化和传统独特的中国谱牒学，目前不但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发展，而且在生命科学中也得到了重视和应用，并已经形成了中国资源特色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学。在多数情况中，姓氏是世代遗传的，姓氏人口资料又比较容易搜集，其历史跨度也很长，非常适合于大量数据统计性质的研究。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姓氏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来探讨人群的遗传结构、不同群体间的亲缘关系，以及人群迁移等。在中国人的姓氏中也一直普遍存在着改姓的现象，包括人赘婚姻、随母姓氏、避难改姓、少数民族用汉族姓等等。在人群中改姓是突发的和随机发生的事件，往往发生在迁移过程之中，但是可以肯定总人数中改姓人数的比例较低。而且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改的姓’从第二代起仍以父系方式传递。这种改姓现象可以认为是姓氏的突变，突变后的姓氏仍具有正常的父系传递功能。中国人姓氏的悠久历史和相对稳定的传递，以及具有中国社会特色的改姓现象，不但增加了中国人姓氏的多样性，为追踪各个姓氏的始祖和年代提供了线索和机会；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广大农村中一直存在着同姓聚居的习俗，加上婚姻半径小、娶嫁地域相对固定的特点，同姓人群可以认为是其共同祖先的父系遗传物质，某种程度隔离的群体，这在进化上有特殊的意义。这种与近代人类进化有直接相关的同姓群体，在探讨中华民族的起源和进化等研究中将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模型和线索。
宋朝、明朝和当代三个历史时期的姓氏分布反映了三个重要的现象：
（1）中国人姓氏在历史上传递是延续的和稳定的。
它揭示了在历史的进程中中国人姓氏所表现的血缘文化的痕迹与生命遗传物质，尤其是父系遗传物质的进化具有基本相同的延续和稳定的表现。
（2）中国人历来有同姓聚居和联宗修谱的习俗，而且婚姻半径很小，婚娶地域相对固定，这就形成了同姓人群的分布。
中国人姓氏的分布实际上主要反映了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中国人的姓氏或同姓人群存在两种状态——大姓和小姓，或称为常见姓氏和非常见姓氏。仅占总姓氏量不足5％的常见100个姓氏已集中了85％以上的人口，而占总姓氏量95％以上的非常见姓氏仅代表不足15％的人口。常见100个姓氏的分布是反映各地区人群的遗传组成的主要因素，它们决定着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规模和地域人群间的亲缘关系的程度。而非常见姓氏人群更为表现其地域特色和相对高程度隔离的现象。
（3）人群迁移的主要方向反映了中国人遗传基因的流动方向。
同时，再一次从群体遗传学角度证实了中国汉族一直存在着遗传上异源的南北两大群体，其1000年来的地域分界线应在武夷山和南岭地带。因此，中国人姓氏和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探讨中国人起源，尤其是父系遗传物质进化的一条新的重要途径和科学依据。
姓名的时代特征与姓氏的个体特征
作为文化现象之一的人名系统，其形式、结构不仅反映着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显示着文化交融、发展的轨迹，折射着人们内心的各种情感、心理，而且深深地打上了社会的时代特征，受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
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等级制度的大印又在人名上盖了深深的一戳。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夏、商、周时代，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姓氏，奴隶是绝对不能拥有的，所谓“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只有少数极有才能而被重用的人才被破格赐姓氏，如商王武丁因梦圣人而起用的大臣傅说，原为筑版的奴隶，本无姓氏，因为商王重用，才由原为奴之地名“傅岩”得傅氏。
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经历了几千年，人名系统也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洗礼，汉族人名系统中的避讳，如今成了考古、史料学家寻根问祖的根据，这也是封建时代人名受政治影响的一个很显著的例证。
从人名系统的时代特征上，我们可以窥见社会发展形态、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文化观念演变的轨迹。本节将从群体起名的特征和个体特征两方面做详细的阐述。
一、姓氏的时代特征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不同民族都大致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阶段，从不同民族的人名系统的演变所对应的社会形态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些类同性。
在封建社会中，几乎每朝每代都有群体性姓名打上时代特征的典型。
（一）上古：崇尚名以记事
尧舜殷商之前，是为上古。上古历史，颇多随言臆说。但就传说中的人来看，其氏族公号或私名，有着其显著的共同点，即崇尚名以记事，皆可望名知义。
在原始社会，人类先后经历了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两个时期。人类文明之初，女性在社会中坐了近万年的首席，这种社会形态在姓名系统中留下了一定的痕迹。如我国最早的姓氏大多都是从女而成，连“姓”本身的释义都为“从女而生”，如姬、姜、妫、姒等，这说明我们的祖先经历过母权社会。
《礼》月令中有云：“自少皋以上，天子之号以其德，百官之号以其征；自颛顼以来，天子之号以其地，百官之号以其事。命名以其德、其征、其地、其事，都能望名知义。”
还有传说中“王天下”的有巢、燧人、神农，望其名即可知其架木为巢、钻燧取火、力田事农的故事，这些都是以其事记其名的代表。
再如“以其德”：炎帝，太阳也，以火德王，故称炎帝；黄帝，以土德王，土色黄，故称黄帝。
另如“以其地”：伏羲居于东方，也称太昊氏；神农居于烈山，也称烈山氏；黄帝居于轩辕之上，也称轩辕氏。
（二）殷代命名特征：天干地支
据《殷帝王本纪》中记载：
“……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主乙立。天乙就是成汤，汤伐夏桀，放之历山，递践天子位。”
由此可见，殷帝王命名的特点是纯取天干。在殷代，不仅帝王用干支取名，子民也普遍把干支置于名中。如见于青铜器上的父丁鼎、父甲鼎、父丁爵、虎父丁爵、鱼父丙爵等等。“父”乃尊称，虎父丁爵，表示父丁是猎人。鱼父丙爵，则表示这位父丙是打鱼的。
甲骨文中发现有名“午”、“卯”的，表明地支为名亦见于殷代。这时的臣民命名用干支，大多是以自己生日的干支为名的。
（三）春秋：循规蹈矩
春秋战国时期之命名，讲究“五法六规”，是为避讳之滥觞，但由于“世乱不知礼”，遵从者甚少。倒是人们对没明确规定的命字志趣相投，人人都讲究命字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故《白虎通》有云：“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
时人命字讲究同训、对文、连类、指实、辨物等。如宰予字子我，去疾字良等，即为同文相训；郑公孙黑字子皙，卫端木赐字子贡等均为反义相对；孔鲤字伯鱼，屈原字平，项籍字羽等则为辨物统类。
沿承殷代，名字用干支者甚众，配合阴阳刚柔，如郑石癸字甲父，癸，水也，柔日也；甲，禾也，刚日也，刚柔相济，讲求五行生克，是周人的新发现。
受文字语言常用无意义的助词的影响，先秦人名在书写和称谓时，往往注入像“之”、“不”之类的语气助词，如介之推、烛之武、宓不齐、韩不信、申不害、吕不韦、高不识、梁不疑等。名中的“不”、“之”字并无含义。只是为了书写的美观（古文书写讲究上下行文）和诵读的上口由别人加上的。后人不知者，将其看成是名字中的一个部分，实则是大错特错了。
（四）汉莽王朝姓氏特征：喜用单名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便可发现书中的人物几乎是清一色的单名。如曹操、袁绍、刘备、孙权、关羽、张飞、周瑜、蒋干、黄盖等等。《后汉书》中的人物亦是如此。这两部书纵横三百年历史，即是单名流行三世之史。
单名成滥，肇自王莽。王莽长孙因谋反未遂自杀，莽令其复名会宗，由此表现了莽对单名的偏爱和对二名的不满，黎民百姓纷纷仿效，一时间单名遍天下。王莽皇袍加身才十几年，单名之盛却持续了近三百年，直至魏晋以后，单名还多于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