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可以通过筛选史料表达自己的历史观。从汉朝开始，治史已经脱离简单的记史，对治史者的要求越来越高。
汉代史家荀悦说：
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同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汉记·高祖第一》）
唐代史家刘知己说：
更广三科，以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史通·书事》）
以挑剔的眼光看《史记》，在史料选择上存在些许问题。比如，司马迁在记述孔子奔走于诸侯国时，着重褒奖孔子的道德品质，对孔子的政治目的有所忽视。
有如下记载：
公元前598年，楚国以杀夏徵舒为由讨伐陈国，杀死夏徵舒之后吞并了陈国，群臣祝贺，唯申叔时唱反调。楚庄王听了申叔时的议论之后欣然从晋国接回陈灵公的太子妫午，让他治理陈国。孔子读了这段历史发出了感同身受的叹息：“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陈杞世家第六》）
按照“著功勋”、“表贤能”、“旌怪异”的治史原则，司马迁在写孔子盛赞恢复陈国旧制的义举时理应因遇得题，感旧怀贤，进一步昭苏孔子“兴灭国，继绝学”的分封诸侯的政治家思想，可是司马迁没有利用它“彰善瘅恶，以树风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失。《陈杞世家第六》一篇中竟然出现两处政要人物通奸的细节。显然，“政要通奸”与“兴灭继绝”是不能置于同案的。
两处政要通奸的细节其一：
厉公娶蔡女，蔡女与蔡人乱，厉公数如蔡淫。七年，厉公所杀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长曰跃，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诱厉公以好女，与蔡人共杀厉公而立跃，是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为庄公。庄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为宣传公。（《史记·陈杞世家第六》）
其二：
十四年，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皆通于夏姬，衷其衣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君臣淫乱，民何效焉？”灵公以告二子，二子请杀泄冶，公弗禁，遂杀泄冶。（《史记·陈杞世家第六》）
如果分出些笔墨赞美分封制，旁敲大一统，这一篇会更加精彩。
道德是维护稳定社会秩序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限定在“社会”的场合，放置到政治的场合，情况就不一样了。道德并不是维持政治稳定有序的第一要素，甚至在某种场合不能认为它是稳定政治秩序的机制。
民主政治的根荄就在于限制政治家的恶德，不使他有机会滥施淫威。民主政治不是改变政治家的品德，而是制约与限制其行为。
民主政治的施行是以政治家皆有私心为前提的。既然人皆挟私，就要想办法将其私心限制在最小限度之内。这就须要建立竞争机制、民选机制、制约机制、监督机制及其与之配套的其它机制。
或有辩家诘难：司马迁不可能超越“历史局限”，中国人更不可能超越“历史局限”。
历史局限论不值一驳，中国有尧舜禹的民主政治，西方有古希腊的民主政治。这充分说明，民主政治的思路不一定严格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同样可以产生出民主政治的思路。这一思路的本质是解决“机制”问题，而非个案问题；是解决长治久安的问题，而非权宜之计；是解决政治体制问题，而非政治家人格问题；重点解决怎样执政问题，而非如何避免权力旁落问题……历史并不“局限”任何民族做这一系列的思考。之所以有的民族做了这一思考，有的没有做，有的深刻，有的肤浅，自有夙因，绝非“历史局限”四个字解释得了的。
政治家是恶的，是有贪欲心理，有独裁欲望的——在这个前提下怎么办？是把精力花费在恶中择优，还是考虑建立一种机制，制约与限制政治家的恶德？中国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包括许多伟大思想家都做了如是选择。建立机制的思路被抛至九霄云外。在促狭的范围里恶中择优，何其难也。选啊选，几千年来，选出了几位中意的呢？倒是无数皇子在争权夺利中命丧九泉，连最起码的生的权利也不复存在了。
揭露厉公与灵公荒淫，可以警示后人，然而终不如建立制衡机制更有利于廓清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