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无义战”，然而春秋时代也最讲一个“义”字。为“义”而战或为“义”而停战的事例屡见不鲜。春秋时代，讲得最多的是一个“义”字，被践踏得最多的也是一个“义”字。公元前597年，郑国与楚国之间就发生了一场未动干戈的“战争”：
（一下变字体）七年，郑与晋盟鄢陵。八年，楚庄王以郑与晋盟，来伐，围郑三月，郑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门，郑襄公肉袒牵羊以迎，曰：“孤不能事边邑，使君王怀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君王迁之江南，及以赐诸侯，亦唯命是听。若君王不忘厉、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绝其社稷，锡不毛之地，使复得改事君王，孤之愿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唯命是听。”庄王为却三十里而后舍。楚群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劳矣。今得国舍之，何如？”庄王曰：“所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晋闻楚之伐郑，发兵救郑。其来持两端，故迟，比至河，楚兵已去。晋将率或欲度，或欲还，卒渡河。庄王闻，还击晋。郑反助楚，大破晋军于河上。十年，晋来伐郑，以其反晋而亲楚也。
（《史记·郑世家第十二》）（变字体完了）
兵临城下而不取，面对敌人而不杀。楚国千里迢迢征伐郑国，千辛万苦攻破了郑国都城，却为郑襄公的伶牙俐齿击退，自行撤兵三十里。与其说是郑襄公高明，不若说楚庄王上演了一出“义”的好戏。想必楚庄王在做出兵的动员报告时，一定是慷慨陈词，陈述伐郑之意义，激励士兵奋勇杀敌，如此，楚军才长驱直入，一路夺城拔寨，很快就攻下郑国都城。然而听罢郑襄公的一番陈述，楚庄王却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郑国一下子由敌人变为朋友了。楚庄王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是讨伐不驯服的国君，既已驯服，理应收兵。
公理胜于攻伐。不做理屈之事，不出无名之师，楚庄王所作所为，看似义举，其实不尽然。
都是诸侯国，你楚国凭什么非要人家臣服你呢？诸侯国之间就不能平起平坐吗？
就算战争不可避免，楚庄王的“义”也不成立。
就在楚庄王对郑国实施“仁义”之后不久，却对晋国出尔反尔。楚庄王发兵郑之前与晋国有约，前后夹击郑国。由于种种原因，晋国出兵稍迟，渡过黄河的时候，楚郑已经和好。晋国并不知道此情，继续进兵。楚庄王居然下命令改向原来的盟友晋国开战。楚庄王以对晋国的“不义”换取了对郑国的“义”。单纯从“义”考察，楚庄王对郑国“义”，就不能对晋国“义”，对晋国“义”就不能对郑国“义”，无法两全。无论做怎样的决策，必然导致一义一不义。用“不义”换取“义”有什么意义呢？
问题在于，义（以及与之并列的许多其他道德范畴）并不是约束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在它的上面还有更高的准则——比如协商互利的准则。这些更高的准则恰恰被忽视了。试想，楚国与郑国发生纠葛，如果及时协商，打一打口战，摆一摆道理，也许根本不用大动干戈，也就不复存在其后产生的关于“义”与“不义”的拗口悖论了。
战争能够解消一切契约。战争一发生，一切约定均被打破，义之类的范畴就不再起作用，如果那时仍一味大讲“义”，以显示自己的德行，只能陷进悖论泥沼，不能自拔。与其讲“义”，不如讲“议”。如何以议代义，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