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向来保守僵硬，缺乏变通。古往今来，变法者绝大多数没有好结局。商鞅早早地做出了示范。后来的张居正、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不过是步商鞅之后尘。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一次变法。
商鞅变法不乏残暴不仁的一面，但更有推动促进生产发展的一面。经变法，秦国日强，最终称霸，这是不争的事实。商鞅功不可没，然而结局却是被五马分尸，极其惨烈。有此先例，谁还敢言“变法”？
商鞅的悲剧有其自身原因，比如他不听赵良劝告，一意孤行，对反对势力的反扑估计不足等。但从一般的视角看，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所特有的惰性作梗，中国人对旧利益格局的固守意识过于强烈，要改变之，谈何容易。既得利益者永远固守自己的城池，不愿做分毫让步，经年累月，顽固势力就难于撼动了。商鞅变法之后，中国再也未发生像样的变法，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社会变革，原因就在于惰性过强。与世界各国做横向比较，一目了然，不用说泰西诸国自文艺复兴之后变革不断，就是中国近邻日本，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实质性变革，一步步富强起来。
在中国，提出实质性变革者必遭诛杀，无有一人能够逃此厄运。这是中国两千年止步不前、落后于人的根本原因。
秦孝公死后，商鞅的政敌公子虔等立即“告发”商鞅“造反”。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以下变字体）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印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史记·商君列传第八》）（变字体完了）
商鞅最终死于自己制定的法令之下，死于他自认为给予了足够恩惠的百姓发出的驱逐令。几乎达到天怒人怨的地步，商鞅纵有百腿无以逃脱，纵有百嘴难以自辩。
绝不能简单地把这看作是商鞅个人的悲剧，其实是变法的悲剧，是变法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中国人拒绝变法，但“变”是宇宙法则，不可能完全排斥“变”，于是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现象：在中国，不变则已，一旦变就是天翻地覆、扭转乾坤的改朝换代的大变，而这种大变看似轰轰烈烈，实则与社会进步、文明繁衍风马牛不相及，有时，社会与文明非但没有通过这种“变”前进，反而倒退。形成这样一个奇怪的规律：中国人宁可容忍在大变中粉碎一切文明、打乱一切秩序，而接受不了在小变中保持规矩与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