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勃兴于西汉，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汉前期，诸侯王造反的事情此起彼伏，朝廷缺乏掌控中央集权的有效手段，亟需寻求理论支持。光靠黄老之学，容易放纵；光靠刑名之学，怨声载道；从根本上放弃学术又无所依恃。
从务虚的视角看，凡专制体制都需要将学术定为一尊，建立学术的宗教殿堂，而现代民主政治则以学术自由为宗旨。西方中世纪封建制尚且需要理论支持（依恃的是神权至上主义），何况中国的大一统皇权体制，不按照统一的理论体系立规矩、定方圆，人们各自为政，自由言说，专制统治何以能够持久。对此，汉武帝心知肚明，最后下决心“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务实的视角看，西汉初期出现了不少大儒，其中有的具有相当高的造诣，可以随时为帝王所用。
有“供”有“求”，一拍即合。
《儒林列传》列举五位硕学鸿儒，昭彰其事迹。其中重点写了公孙弘、辕固生与董仲舒。
最早鼓吹儒学的两个人——田蚡与公孙弘，都不是温文尔雅的儒生，而是张牙舞爪的宵小。
汉文帝虽略用儒生，然而他喜爱的是刑名之学；汉景帝完全不喜欢儒学，窦太后喜欢黄老之术。
直到汉武帝，情况才发生转机。
武安侯丞相田蚡是儒学最初的倡导者。就是这位横行于朝野的政治巨擘，却首先废弃黄老之学、刑名之学，倾心于儒学，他延请数百名治经学的儒生入朝为官。因为精通《春秋》，公孙弘脱颍而出，从一介布衣而位列三公，被封为平津侯，成为天下儒生效法的对象。
田蚡精于权术，公孙弘伺候帝王同样游刃有余，终于在皇帝面前得到陈述自己主张的机会。
公孙弘的奏章很长，要点有二：一个是开办教育，推广儒学；另一个是通过考试遴选贤良，精通一种经书以上的就可以补充文学掌故的缺官，做到“学而优则仕”。
皇上“准奏”。从此，朝廷中的儒生逐渐多起来。儒学勃兴自此开始。儒学之“儒”本有儒雅之意，儒学始祖孔子、孟子、荀子皆举止有度之正人君子。至田蚡、公孙弘则媸颜陋质，曲意逢迎，唯利是图之辈。
此西汉儒学勃兴之先天不足一也。
众所周知，儒学的一个重要政治思想是承认“革命”合法，君王堕落到一定程度得道者可取而代之，不为谋反篡逆。相反，朝廷正常运转的情况下，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窥觊皇权，否则被视为大逆不道。
尽管任何一个王朝的末代皇帝都不承认这个规矩，但这个规矩仍在约定俗成地起作用。
为什么说这是儒家的一个政治主张呢？因为自孔子始儒家就推崇文王、武王、周公。而文王、武王、周公恰恰是推翻殷纣的英雄。歌颂文王、武王，就等于承认周取代殷的合法性。
殊不知，汤武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司马迁形象地描述了这个悖论：
（以下变字体）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史记·儒林列传第六十》）（变字体完了）
汉景帝对这个悖论的态度竟然是“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而且“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这件事情发生在儒学勃兴之前夕，像一枚隐性炸弹，埋藏在儒学的殿堂中，没有人能够把它取出来，更没有人能够引爆它。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汉景帝说的去做，把头埋在沙子里，采取“不承认主义”。一个堂皇的理论体系却事先设置一个禁区，不准触摸，这个理论体系的客观性、真理性、有效性怎能不打上一个大大的折扣？！
东汉末年，一个个皇帝，软弱不堪，如刀俎箭靶，任人宰割射杀，不能不说是自吞儒学悖论之苦果。多数帝王都是“打天下”打出来的，这意味：有一天他的江山也要被别人“打”。
此西汉儒学勃兴之先天不足二也。
司马迁所记述的五位大儒中，董仲舒是德操比较好的一位，然而他为汉武帝出的主意却给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带来致命伤。他“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主张，乃中国文明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一边说“不变”，一边又在偷偷地、隐蔽地“变”。他的灾异说与天人感应说就是一大“变”。后来的“变”就更多了，到了宋的理学，变数几乎不计其数。然而，这一切“变”统统在董仲舒所说的“道亦不变”的“不变”之中，就像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掌心。儒家因此而带有了极强的诡辩性。用花样翻新来维护“不变”，而且一切都可以在其阐释之下。
此西汉儒学勃兴之先天不足三也。
董仲舒人品好，政治主张却不好。在他的说服下，汉武帝最终采取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摈弃众家之说，把学术分为“正统”与“旁门，严重窒息了学问发展。”百家争鸣“就此彻底终结。中国人渐渐适应了学问上的一种声音、一种观点与一个腔调。圣人制经，众贤继轨，治学变为”阐释。
此西汉儒学勃兴之先天不足四也。
儒学对于维护皇权统治、稳定社会秩序、浓厚学习风气、普及民间教育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从诞生之日起就有以上所列四方面隐忧。司马迁时代的人不可能看出这些隐忧，但后人绝不能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