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焯评论韩愈文章“吾所谓文，必与道俱”（何焯：《义门读书记》）。《史记》之价值，在相当程度上正因为司马迁之文总是“与道俱”。史实无法更易，但论必己出，这是司马迁的一个重要写作原则。发起议论，移山走海，高风绝尘。如此写史，《史记》应为先鞭。论及百家之说，挥斥八极，抒雅怀，明远志，喜怒哀乐形于笔端，天机云锦皆用在我，明写圣人，实去圣不远矣。读之，不禁汗出毛悚，快哉！快哉！
在自序开首，司马迁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对百家学说的解读公诸于世，不惧诟病：
（以下变字体）《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变字体完了）
指摘百家，评断惬当，堪称千古一绝的论道之方家。后世的学问家们只会诠释、演绎，与司马迁之差距绝不可以道里计。
司马迁的学术远见令人叹为观止。他对百家之说各打五十大板，这是个破天荒之举，符合现代“于不疑处生疑”的做学问原则。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墨家、名家……在司马迁面前都是短拙毕现，无可匿藏。不能说司马迁说得条条都恰到好处（那样的话，司马迁就是神了），但均不太离谱。特别是对儒家的分析基本是准确的，儒家驳杂（以现代角度看儒家有局限性，但在司马迁时代，相对来说儒家确实算是驳杂的），难以在实际中贯通。此说极是。儒家确实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难以与现实对号入座的弊端。守孝三年，有几个人做得到？然而这却是儒家的一个重要主张。儒家讲仁爱，却不承认宗教是仁爱之家，把仁爱放置到一系列具体的人际关系框架之下，使得一般的泛爱无有立足之地。儒学存在种种缺失，以至于不能独立发挥作用，所以后世有的“儒”，不过是披儒学这张皮而已。如此说来，司马迁足足超前了两千多年！数一数与他同时代甚至包括他之前的人，有哪一位能有如此远见卓识？后世仍不乏抱一家之说以管窥天的蠢人。这些人在司马迁面前怎能不汗颜？
司马迁的民主思想萌芽同样让后人咋舌。
谋及卿士，谋及商贾，谋及史官，将政治广及众庶。百家之说，具网兼罗，各归其位，不落史家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