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汉朝，司马迁是创造性著述最丰的一位史家与作家。一部《史记》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字，气贯寰宇而又文行忠信。记事时间上起轩辕，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所涉内容上至帝王，下至血性武夫、朋党士子；雅有司马相如，俗有游侠、日者、龟策；有真切的记事，还兼有行文恢诡、藏蓄不露的虚笔，剥茧抽丝，议论风发，冀对当时世事有所箴规。
不可思议的是，这部钜制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作者在受宫刑之后完成的，身陷缧绁，仍案牍劳形，以超人毅力完成了“无韵之离骚”，令人肃然起敬。没有超常的毅力与求索精神，没有“史命感”激励，断难完成。
司马迁的“史命感”来自于祖传。他的家族世代做史官，留下了以修史为荣的传统。
更重要的是有一种来自于冥冥中的助力。正是这种助力，使得司马迁生得恰逢其时——至少司马迁自己做如是观。司马迁说：
（以下变字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而能绍明世，正《易经》，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变字体完了）
读到“小子何敢让焉”，不由得想起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自周公至孔子五百年，孔子至司马迁又是五百年，孔子“正《易经》，继《春秋》”，司马迁撰写《史记》不恰恰是继往开来吗？
浩然之志激荡胸间，所以当司马迁以“诬上”、“沮贰师”之罪被判死刑的时候，主动请求改为宫刑（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宫刑有甚于死刑，一般是宁死不“宫”），苟活以续己志。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汉武帝哪里知道，后人知史迁者众，而知刘彻者寡。“汉武帝”三字代表的不过是年号而已，并不是代表有一个血有肉的精灵。刘彻怎及司马迁之万分之一？！
司马迁励志冰檗，言志抒情，并非始于宫刑之后。司马迁年轻时就已经自我磨砺，为修史做好了各方面准备。他习诵古文，游历四方，积累了丰厚的学识与生活经验。年轻的他就已经坚定了信念：继孔子修史者非我司马迁莫属。父亲司马谈临终前的嘱托增强了司马迁修史的信念，增强了他的“史命感”。
“史命感”不独司马迁所有，这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中国人可以不崇拜神灵，但一般都会崇拜历史宿命。中国自商代就设“史”，掌管祭祀与记事，西周开始设“太史”、“内史”等，名目繁多。
然而，同是治史，有所不同，孔子“作《春秋》”，是为了在繁杂的史实中整理出王道的头绪，以警后世。
司马迁的动机绝不像孔子那样单纯与明确。司马迁是道德高尚的职业史家，他忠于自己的职业，忠于父辈与祖上传下来的“史命感”，忠于自己的人生目标与处世哲学，所以才能做到“恶不揜过，善必扬美”。
司马迁其人与其书一样，是个深不可测的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