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弗莱堡学派倡导这套理论和政策主张的目的，是为垄断资本服务，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一是他们利用广大群众对希特勒法西斯统治深恶痛绝的心理，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希特勒的法西斯统制经济完全等同起来加以攻击，别有用心地把古埃及法老奴隶制经济、封建采邑经济、希特勒军国主义经济和现代社会主义经济都归属于“中央管理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说成是“包罗万象的”、“全面的”垄断组织，“超垄断组织”等等，其反社会主义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二是他们把工会看作是“非常危险的垄断联合”，是“社会或自由市场经济”的障碍，因此，他们利用对垄断的批评，来打击和瓦解工会组织，妄图使工人脱离反对垄断资本统治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三是他们无论是反对国家直接干预再生产过程的作用，还是实行“全面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都是以维护西德垄断资本的统治利益为转移的。其实，他们所谓的“有限调节”或“全面调节”，实质上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调节。
（二）启示
弗莱堡学派所倡导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确实适应了西德垄断资本统治利益的需要，有效地促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其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某些具体管理方法和措施，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是关于如何处理经济自由与政府干预之间关系的问题。艾哈德在概括它所奉行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时指出：“西德（原联邦德国）并没有采用过什么秘密科学。我在事实上不过实践了发展西方各国的现代经济学原理，把漫无限制的自由与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矛盾予以解决，从而在绝对自由与集权之间寻找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在艾哈德等弗莱堡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者看来，要繁荣经济，实现全民福利这一社会目标，就只有走自由竞争的道路，而作为经济和社会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政府，却只需对国民经济作适当的干预和调节即可。德意志民族不愧是善于思考的民族，它承认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但对干预什么和干预的目的等问题，却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联邦德国对经济的干预，不同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采用扩展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解决优于市场经济本身的弊端所造成的需求不足，而是强调对市场运行本身的环节加以调节性的于预，以维护市场竞争机制的健康运转。它既不相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活动能维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又不主张用行政手段去扭曲市场运行规律。这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很有启发的。
其次，是关于稳定通货与物价的问题。艾哈德等弗莱堡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保持币值与物价稳定是商品经济得以灵活运转的前提条件。因此，他们主张无论在经济萧条、失业严重的场合，还是经济繁荣、充分就业的形势下，都应保持通货与物价的稳定。如果滥发纸币，采用通货膨胀的做法，则无异于暗中窃取别人的钱财，这是最卑劣的行径。联邦德国自1948年进行货币改革、放开价格以来，始终注意保持币值与物价的稳定，赢得了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的成功经验，有力地证明了经济改革和通货膨胀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所谓温和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决不是无条件的。事实上，保持币值与物价稳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和模式的转换，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追求高速度，往往形成投资膨胀，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屡屡发生隐蔽性通货膨胀的原因。这种在旧体制下潜伏着的通货膨胀，当体制改革放开价格后就会猛烈爆发，使改革名存实亡。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曾为通货膨胀所困扰，波兰甚至因物价上涨而发生社会骚乱。因此，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始终把稳定物价、消除通货膨胀放在首要地位。
最后，是关于发挥创业精神的问题。艾哈德自己在总结联邦德国经济复兴所取得的成绩与经验时指出，这是“全体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如果德国这个例子对别国有些价值的话”，那就是在社会市场经济原则下，“有机会来发挥个人创业的精神和能力”。艾哈德所总结的这条经验，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很宝贵的。我国经济改革的成败，归根结底也取决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果每个公民的智慧、能力和创业精神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那么我国的经济也就一定会兴旺发达起来，人民群众也就能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了。因此，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国家的首要职责也就在于消除一切阻碍人的积极作用得以发挥的不利因素，让每个公民自行实现其价值。正如联邦德国经济复兴的经验所证实的，只要创造了一种使人人有机会发挥自己创业精神和能力的环境，任何民族都可步入繁荣之途。
（第三节）伦敦学派
坎南和罗宾斯在伦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阶段过程中都曾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介绍坎南和罗宾斯在经济理论方面的观点，及其在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立场之时，对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的看法，是有意义的。
一、坎南的经济思想
坎南作为伦敦学派的奠基人，其主要的贡献在于编校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研究和讲授经济学说史、传播古典自由放任的思想、以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坛为阵地培养学生、为伦敦学派的创建打下基础等方面，而在理论上的创建和影响并不很大。与罗宾斯、哈耶克相比，似乎要逊色得多。
（一）在分配理论方面的看法
斯密在《国富论》中正确地分析和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与资本主义社会三大基本阶级相应的三种基本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并认为利息、租金等其他收入，也是由此派生出来的。从这里不难看出，这种认识在实际上已触及到了剩余价值的分配形式以及来源和本质的问题。这种把阶级的划分建立在分析作为阶级依据的经济范畴的基础上的看法，相对于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家来讲，无疑是一种进步。坎南在编辑斯密的《国富论》时，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斯密的这种看法，而是认为：“分配理论……并不是此作品的本质部分，因而只要删去第1卷第6章的一些段落和散见在其他部分的若干行字，就可以容易地省略去这一方面的内容。”“按照坎南的理解，斯密偏离了他原来本应该写的真正的目标（专门的分配理论），而滑入了一场把分配‘作为他的价格学说的纯粹的附属物或推理结果’的辩论。因此，‘虽然亚当·斯密声称每年生产的全部产品被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因而显然是指总工资、总利润和总地租，但是《国富论》第1卷的最后4章所指的却是按人头的工资，按百分比的利润和每英亩的地租’。”虽然坎南是如何理解这一问题的，人们难以从坎南的有关着作中得出确定的结论，但坎南持有这样的观点：“声称一种能被人们正确理解的分配理论，需要对工资、利润和地租在生产总额中所占份额作出解释而不是解释工资、利润和地租各自的比率，他把这称作虚假分配……”
（二）货币理论
针对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废除了金本位制后严重的经济局势，直接导致了政府考虑是否恢复金本位制的问题，英国的经济学家分成了两大派别。一派是以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凯恩斯为首的反对恢复金本位制的经济学家，另一派是以坎南、格雷高里为首的伦敦学派，他们坚决主张恢复金本位制。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伦敦学派与剑桥学派的首次分歧，也被认为是伦敦学派形成的起点。
坎南认为，恢复金本位制的理由主要是：①对通货的需求，不同于对一般商品的需求。坎南这个论点的基础是边际效用论，即边际效用对黄金和一般商品的作用是相同的，而对于通货却是不一样的。坎南指出：“边际效用对黄金（无论是就它的普通用途而言还是就它作为通货而言）所起的作用同对其他商品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如果黄金相当便宜，它会被用作屋顶，并且许多过去因财力不足而用不起黄金制成器皿的人，也将拥有金制器皿了。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但要了解边际效用如何适用于通货，可能有些困难。我们能说英镑变得比较充裕时英镑的价值就下跌，它的边际效用就减少吗？边际的购买者或边际的购买在哪里呢？需求弹性在哪里呢？”坎南还认为：“任何人都会立即为其他单独物品的数量所满足，却不会为金钱的数量所满足……金钱可以交换其他的物品……”从坎南这一被格雷高里认为是他货币理论的“最主要之点”中不难引申出，坎南实际上否定了那种认为货币数量增多，其价值就会减少，从而物价就会上升的观点；②物价水平并非只受货币数量的影响。坎南认为，影响货币价值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不能认为仅受货币数量的影响。他以批评的口吻说道：“货币价值的数量理论只把数量当做货币价值可能依存的条件，而其他条件（包括需求）则被视为不变”；③对通货的管理是有害的，也是无效的。坎南把中央银行管理通货的手段——利率调整、控制信贷规模，看成是对自发运行的市场经济的人为干扰。例如，坎南曾指出，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并非中央银行“合适的”贴现政策产生“合适的”货币数量，而恰恰相反，是通货发行所受的限制迫使银行采取适当的贴现政策。中央银行控制信贷数量的政策与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也与上述的作用相同，不是对信贷数量的控制产生“合适的”货币数量，而恰恰相反，是通货发行所受到的限制迫使银行去控制信贷数量；④只有恢复金本位制才有助于经济稳定。针对前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和不适宜的政策，坎南认为若恢复金本位制，就能使货币流通数量自然地受到控制，既达到了保证物价稳定的目的，也不需要人为地干预自然运作的经济生活。不难看出，坎南所提出的货币政策是有针对性的，他在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立场的同时，从根本上否定了凯恩斯通货管理的理论基础——货币数量论，也否定了凯恩斯通货管理的重要政策——货币政策。
（三）经济危机的理论
坎南的经济危机理论主要包括他对经济危机的成因分析和对策研究。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大危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激烈的争辩和大的分化。持经济自由主义立场的坎南认为：
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是在工会垄断的情况下，妨碍了工资的下调，从而破坏了市场的力量，使雇主难以雇佣更多的工人，造成了大批工人的失业。如坎南在1932年发表的《对劳工的需求》的文章中曾这样认为，在一个工厂或一个工业部门的就业中，如果对产品的需求是有弹性的，则在工资率较低的情况下，能够雇佣较多的工人。从全社会来看，因对产品的需求也是有弹性的，因此，如果工人不要求太高的工资，就可以雇佣任何数量的工人，直到充分就业为止。
十分清楚，坎南以及伦敦学派其他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的这种解释是十分荒谬的。
把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种特有的经济现象归结到工人的头上，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偏见。难怪连西方着名的经济学家劳伦斯·R．克莱因也责怪到：“如果这一观点能代表这一时期许多经济学家的理论，那么说凯恩斯体系是革命的还有什么可疑呢？”否定金本位制是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伦敦学派的宣传和鼓动下，英国于1925年4月恢复了金块本位制。金块本位制是一种以金块办理国际结算的变相金本位制，又称金条本位制。金块本位制与金本位制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政府不需要生产金币，金币也停止在市场上流通。流通中的纸币虽然也有确定的含金量，但在兑换中却不能自由地兑换等量的黄金，而只允许购买400盎司重的金块（条）。按当时的金价计算，每400盎司重的金块值1560英镑，一般人是难以购买的，金块只可能在进行国际结算时使用。但金块本位制并没有给英国的经济带来什么福音，在1929年起爆发的经济危机中，金块本位制在经济萎缩、出口困难、贸易逆差等问题面前依然无能为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在1931年被迫取消了金块本位制。虽然这一举措表明金本位制已不适应当时英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已有明显的消极影响，但此时的伦敦学派依然坚持恢复金本位制的政策，并否认金块本位制是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坎南在1931年出版的《现代通货及其价值》一书的序言中仍然坚持地提到，他仍有必要重复一下在1918年出版的《货币论》中提出的关于金本位制有种种优点的看法，不必放弃它。
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坎南的经济理论在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中十分突出。除此之外，坎南还在古典经济学时间的划分上给出了独特的定义：上至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下迄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问世。这种划分的方法与通用的标准有所不同。
二、罗宾斯的经济思想
利奥尼尔·罗宾斯是一位在西方经济学界颇有声望的学者，而且是掌执伦敦学派帅印历史最长的人物。从经济学的角度审视，罗宾斯的主要贡献体现在经济学方法论、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史四个方面。
（一）经济学方法论
罗宾斯在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贡献，集中地反映在被称为“20世纪经济学的伟大着作之一”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一书中。英国人丁·沙克尔顿和G．洛克斯利曾概括地讲到：“罗宾斯贡献的实质是什么呢？首先，他直接提出问题：经济学（特别是价值理论）基本命题的基础是什么？第二，他看到，这些命题确实与实践有关；第三，他摒弃历史归纳主义，即以历史说明的概念来支持的理论；第四，他认识到，经济学中受人控制的试验具有局限性；第五，他认为微观经济学的正确性并不依赖于特别的心理学原理。在这一点上，有趣的是他指出，他反对行为主义的部分原因是基于这样的观点：不考虑心理因素就不能恰当地理解主观价值论；第六，他接受这样的观点，在下述意义上经济学是没有价值的：它不依赖于被认为在伦理上恰如其分的个人评价；第七，在书中的不同地方，他都强调抽象的重要性，这种抽象是由一些特定的假设构成的。关于这一点，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他使用了完全预见性的假设，虽然为了其他的目的，比如利润理论，不确定性必定是主导的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