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条件是收取会费与决定利用率所满足的条件。增加利用率对成员而言既因消费增加得以提高效用水平，同时也因增加拥挤程度而导致他人效用降低，即给他人招致成本。因此，为了保证一个成员的选择不致于影响他人效用，就应对该成员收取会费以补偿他人效用损失，从而将成员增加利用率所带来的外在成本（对他人的损害）内在化。会费收取标准是，单位利用率的会费等于其利用率增加带给他人的边际拥挤成本。相应地，俱乐部成员可据此决定利用率，其原则是：把利用率确定在一个水平上，以保证自己从中获取的收益（即效用）与付出的成本（即会费，等于给他人造成损失或成本）在边际上相等。
这样就可既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又不致减少他人效用。就收费而言，所有成员的单位利用率平均收费都是相等的，因为任何成员的利用率边际成本相等。但是，不同的成员的总会费因利用率强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为成员是不同质的，偏好强度各不相同。例如，无论何人，在高尔夫球场每玩1小时，其缴费都是一样的，但玩的时间越长，次数越多，则缴费也越多。
第三个条件是吸纳俱乐部成员应满足的条件，它决定了俱乐部的最优成员数和社会成员是否加入俱乐部。当俱乐部不断吸收成员时，会引起拥挤，给原有成员造成损失，因此须按加入者带来的边际拥挤成本向他收取等额会费。因此，社会成员欲加入俱乐部成为其一员必须付出代价（会费）；另一方面，成为俱乐部成员也能增加个人效用。每一个社会成员只有在加入俱乐部带来效用增量超过或等于引起的拥挤成本或由此而必须付出的等额会费时，他才会决定成为俱乐部一员，否则便留在俱乐部外。由此也决定了整个俱乐部成员数。
从某种意义上说，布坎南模型是这个俱乐部外均衡一般理论的一个特例。
只要假定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同质无区别的，对俱乐部物品的消费达到100％，则一般理论变成布坎南理论。
（二）一般俱乐部理论的推论
从关于俱乐部的一般模型中，可以看到其中具体经济含义。
1．成员特性的作用
成员是否同质，对俱乐部特性的影响是不同的。
（1）它影响到人们对俱乐部利用率的决策和加入俱乐部与否的决策。假如不同质，则每人对俱乐部的利用率的决策是不同的，从而利用率的变化是连续的，成员资格的变化是不连续的，则每一个人都要作出两种决策：是否进入俱乐部，进入后如何利用俱乐部。此时每人的单位会费相同但总会费不同。但是，一旦所有成员在偏好上是完全等同的，则上述结论全部改变。偏好等同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同等程度地利用俱乐部，则所有成员关于利用的决策和关于加入俱乐部与否的决策是同一个决策，决定进入俱乐部也就决定了对俱乐部的利用率，并且利用率与成员资格的变化都具有不连续性。不过，上述结论有一个隐含前提，即每一个成员都在俱乐部呆一个相同的确定的时间，如果改变这一前提，成员对在俱乐部里停留的时间跨度有选择权，例如，他可以选择上午8∶00－10∶00去俱乐部，也可选择下午3∶30－4∶00去俱乐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最大化个人效用，当成员不同质时，整个俱乐部均衡还得多出一个俱乐部成员时间跨度选择条件，而这一选择又是连续性的。（这里多次提到的连续性，是数学处理上的一个决定因素。）
（2）与同质成员不同，不同质成员一定会产生某种歧视，通常是进行价格歧视。因为成员是不同质的，不同成员具有不同的属性，如种族、年龄、性别、职业、习性等等，这些属性或讨人喜欢，或令人生厌，即生产了种种外在性，因而每一个成员除了享用公共物品外，还得忍受或欣赏他人的属性，其数量随自己的利用率与他人的利用率的增加而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决定集体物品最优量的条件仍然不变，但利用率（会费）条件与是否加入的条件要发生变化，这也就意味着歧视的存在。例如，一些具有受欢迎品性的人会缴纳较低的会费甚至收取报酬，而不太受欢迎的人要支付较高的会费以抵消自己进入俱乐部给他人带来的负效用。此时成员的利用决策与进入决策，同样要考虑到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只是在考虑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时要考虑对其他成员特性的影响。
（3）虽然一般模型中提到了均衡的三个条件，但是在成员不同质的前提下，这三个条件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不同质的成员之间的协商存在着很高的交易成本。因此，越是成员不同质，也许越需要有一个集中性的权力机关进行统一的收费决策与成员资格决策。
（4）关于俱乐部成员究竟应同质还是应不同质存在着争论。奥克兰与黄育光等人认为，不同质成员组成的混合俱乐部是最优的，但伯格拉斯与麦圭尔等人则认为同质成员组成的俱乐部要更好一些。前面所述的模型实际上承认，无论利用率如何，混合俱乐部都能实现最优。反对混合俱乐部的人则认为，因为混合俱乐部交易成本很高，难以达成协议，因而需要有“次优”的约束，次优的约束使所有的不同质成员支付相等的俱乐部成本，但各成员的利用率却是不一样的，这样的结果肯定不是最优。当然，反对混合俱乐部的人也承认，当成员各怀特殊技能、俱乐部提供多种产品、规模经济要求的规模极大时，混合俱乐部还是可取的。
2．排斥成本问题
排斥成本指的是建立与维护一种机制，以限制俱乐部利用率与成员数的成本，前面的一般模型中未考虑到这一成本，引入这一成本后，一些结论也许要修改。关于排队成本，等待成本是一种俱乐部利用前的拥挤，因此在上述一般模型中要把这种成本包括进拥挤成本中去，而一般模型的结论不变；第二种思路考虑了排斥成本决定因素与后果。奥克兰认为排斥成本随着集体物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利用率的提高而降低，因此一般模型中应考虑平均利用率，并把排斥成本看成是一种资源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最优的集体物品量会减少，而最优利用率与成员数会增加；第三种思路是把排斥程度引入一般模型，从中求出最佳排斥程度。
3．关于不同组织结构的效率问题
俱乐部的组成形式涉及到俱乐部盈利与否、竞争与否和由谁经营等方面。
布坎南等人区分了三种俱乐部形式：由私人成员合作经营，由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经营，由政府经营。除黄育光以外，很多人都认为，企业经营与成员经营要比政府经营可取，因为私人拥有俱乐部存在着合适的刺激。企业经营与成员经营有可能实现同样的效率，但考虑到维护俱乐部设施时存在着的塔便车行为，则俱乐部以企业经营为宜；在企业经营中，完全竞争要优于完全垄断；在完全垄断中，歧视性垄断又比非歧视性垄断有效率，更接近竞争。然而，黄育光的观点与此相反，他认为成员力求使平均净效益最大，而不是使总的效益最大，这样难以实现最大效率，所以需要政府干预或需要集权化。不过，桑德勒与齐尔哈特指出，成员自己也可以组成集中的权威机构进行管理、协调，并不一定需要国家干预。总之，我们看到，私人经营不管是由成员合作经营还是由企业经营，都可能实现配置效率。这说明非纯公共物品并不必然意味着市场失灵，并不意味着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俱乐部的一般模型还有很多性质，这里不一一讨论。
（第五节）官僚经济理论
在政治过程中，立法决策过程确定公共物品的需求，政府各机构提供公共物品的供给。公共选择学派将各级行政机关统称为官僚机构。官僚机构一般是贬义的，公共选择学派以中性的含义对待官僚机构，认为它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组织形式。
广义的官僚机构定义是一种特定的组织，其特点是复杂的等级管理制度、专业化的技术与任务以及用规章制度对官僚机构权力作出明文的限制。按照这种定义，一切公共部门均在官僚机构之列，如各级政府机关、公共机构和私人非盈利的组织等。狭义的官僚机构定义是组织运转所需要资金或收益是从市场销售产品以外的途径获得的，并且收益超过成本余额不能由主管者与雇员占为己有的组织机构，主要是指政府机关。
官僚经济理论主要包括垄断官僚经济理论，竞争官僚经济理论，官僚机构效率与经济增长理论等。
一、垄断官僚经济理论
尼斯坎南关注效率问题，他分析了垄断官僚机构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比较了官僚组织与其他市场经济组织的相对效率。尼斯坎南的垄断官僚经济理论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官僚的目标函数是最大预算。官僚的目的不是公共利益，也不是最高效率，而是个人效用最大化。为了个人效用最大化，官僚追求薪水、职务、津贴、公共声誉、权力和任免等各种因素。这些因素都可以归结为使预算最大化。由于提高效率不能使官僚获得好处，官僚机构改进效率的动机是很弱的。
2．官僚机构的外在环境是双边垄断。官僚机构的外在环境表现为向它提供资金购买产品的机构，如选民委托的政府或立法机构。政府与官僚机构关系是供求关系，官僚机构从政府那里得到预算拨款；同时政府或立法机构对官僚机构又有行政管理与控制权，是主管与被主管的关系。因此，官僚机构与政府立法机构是双边垄断关系。
在双边垄断关系中，由于存在信息非对称性，双方的权力不是对等的。官僚机构在信息方面占有优势。官僚机构对立法机构或政府的需求很清楚，了解拨款的最高限额；反之，立法机构或政府对官僚机构的经费使用的合理性和效率却缺乏足够的信息。因此，官僚机构可能得到最大的拨款额，而政府或立法机构对官僚机构的监督相对地弱化。
3．官僚机构运行中受到需求与预算两种约束。需求约束来自立法机关和上级行政机关。官僚机构提供公共产品耗费的资源、支付的成本，由国会拨款，提供预算资金来解决。预算资金就是公共产品的价格。公共产品的需求量与价格有关。政府对于公共产品每一增量愿意增加的拨款被称为边际评价，即公共产品需求的价格，它随着产量递减。显然，官僚机构提供的公共产品受到预算拨款的影响，这是需求约束。预算约束官僚机构内部，是成本约束，公共产品的成本随着产量递增。官僚机构可能在竞争市场上购买要素，也可能凭借权力以低价购买要素，如城市开发用地。
4．最优产量的确定与官僚机构的均衡。官僚机构预算最大化时的产出即为均衡产量。这时的预算资金大于或等于最低成本开支，均衡产量即为最优产量，在这个产量上实现官僚机构均衡。
在不考虑成本的条件下，为了获得最大预算拨款，官僚机构将不断增加产量，直到立法机构或政府不再增加拨款时为止，即把产量定在边际评价为零的水平上，这时的拨款是最大拨款，是官僚机构预算资金的上限。由于拨款反映了立法机构代表投票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预算拨款约束实际上是需求约束，所以，绝对最大拨款时的均衡也是需求约束均衡。此时进行生产，可以因拨款大于成本而产生财政结余。如果考虑到成本，那么，在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大于绝对最大拨款时，官僚机构将缩减产量，使产量减少到拨款等于成本时为止。
这时的均衡是预算约束的均衡，即成本约束的均衡，这时官僚机构不存在财政结余。
5．预算最大化垄断官僚的生产效率低。在预算约束均衡中，总预算拨款与总成本正好相等，从官僚机构内部来说，资源的使用是有效率的。相对于社会来说，随着产量的增加，边际成本递增而边际收益（即边际评价）递减，在最大化预算约束的条件下，产量远大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产量点，从而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在需求预算约束中，预算有盈余，但是盈余不能为行政长官或雇员所拥有和支配。于是官僚机构会多招雇员或提高薪金或增加津贴或添置办公设备，这部分未用于生产，完全被浪费掉了。用于生产的那部分拨款仍然是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仍然存在社会配置资源效率不高的现象。米格与布朗热发展了尼斯坎南的模型，他们指出，官僚可能更看重与产量无关的各种奖励，尽量多获得预算，少开支，将增加的财政结余据为己有，从而追求财政结余最大化。财政结余最大化与追求预算最大化的行为正好是两个极端，官僚的实际选择处于二者之间，官僚的最大化的效用同时取决于公共产品的产量与财政结余，官僚从中选择最优产量与财政结余的组合。
二、竞争官僚经济理论
1．尼斯坎南的竞争官僚模型。尼斯坎前的垄断官僚模型使他名声大振，他也曾专门分析过竞争官僚行为，不过影响较小。他认为，竞争产生于几个官僚机构，竞争程度依政府的级别而有所不同。在地方级政府中，各官僚机构的竞争体现在居民的“退出”上，如果某个地方政府的服务与税收组合不尽人意，居民就会离开此地，易地而居，从而迫使官僚机构提供最好的服务与税收的组合。在中央政府中，官僚机构的竞争取决于立法机关对官僚机构的审评。评议委员会比较提供相同服务的两个或多个不同的官僚，然后投票表决进行选择。
如果是预算约束，立法机构评议委员会从竞争的各官僚机构中选择总产量与预算，使其同垄断官僚中均衡产量和预算相等。在这种情况下，官僚机构之间的竞争既没有提高供给效率，也没有减少过度供给。如果是需求约束，立法机构对每个议案进行比较，迫使机构减少开支和成本，降低预算，从而可以稍微提高效率，但不能减少过度供给。
2．交易官僚行为理论。在尼斯坎南之后，公共选择学派最有代表性和影响的官僚理论是布雷顿与温托布的交易官僚行为理论。其基本观点是，官僚在机构中的行为是不断进行选择，由官僚之间的交易决定选择高效率的表现还是低效率的表现。交易发生在上下级之间，由上级发出指令，下属选择遵从还是违背，上级据此予以奖励或惩罚。官僚交换与竞争的基础是相互间的信任。交易官僚理论的核心是交易或交换，选择行为、信任与竞争三个概念是理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