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是个小山村，在襄阳城西二十里，自公元197年叔父诸葛玄去世，诸葛亮就带着弟弟隐居于此，一住就是十年。来到隆中的开始几年，人地生疏，无亲无友，生活的重担，自然主要由他承受。然而，最大的困难，还是没有学习的条件。东汉政府虽然办了一所太学，却远在洛阳，何况诸葛亮也无条件入学学习。因此，为了获得知识，提高自己，诸葛亮只能一边进行农业劳动，一边学习。
这个时期，诸葛亮结交荆州士绅中有影响的人物，特别是有声望的名士，同他们搞好关系，向他们请教，以增长自己的见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庞家的庞德公是豪强大姓中的头面人物，是当时襄阳地区颇有声望的大名士。他交游甚广，见识颇高，而且，这个人很清高，曾经多次拒绝刘表的邀请。有一次，刘表亲自去请庞德公，劝他说：“你自己不肯出来作官求禄，那拿什么东西遗留给子孙呢？”庞德公回答说：“我和别人不同，别人给子孙留下财富，我独给子孙留下平安，只是所遗留的不同，并不是没有遗留啊。”其实，庞德公也不是真心不想做官，只是他看到刘表庸碌无能，成不了大事，因此不能公开出来支持他，以免自己在政治上失足，招来杀身之祸。
庞德公周围团聚了不少有才干的人，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评论政局。庞德公经常品评人物，他的言论在当时的地主阶级和士大夫阶层很有影响。诸葛亮非常敬重庞德公，经常登门求教，而且每次都是恭恭敬敬的在床前跪拜，以求教诲，“跪履益恭”，就像秦末张良（字子房）求教黄石公那样，很是谦虚、很是虔诚。
庞德公很有政治眼光，他议论政事，揭示时弊，都很中肯。在诸葛亮的成长过程中，他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清朝的阮函在《答鹿门与隆中孰优说》中曾评论说：“隆中之所以为隆中，鹿门有以成之也”（《襄阳府志，卷二十四》）。诸葛亮住在隆中，庞德公以后隐居襄阳城东鹿门山，因此称诸葛亮为隆中，称庞德公为鹿门。
庞德公有个侄儿叫庞统（字士元），也是一个很有才能和政治抱负的青年，住在襄阳城东南汉水边上的白沙洲。诸葛亮经常与他交往，他们不仅是亲戚，而且又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庞统被庞德公誉为“凤雏”，后来和诸葛亮同为刘备的军师中郎将。
庞德公“初不令止”（《三国志庞统传》裴注），同时，并不把诸葛亮当作外人看待，还把家里的藏书借给他看，经常加以指教。随着交往的深入，庞德公对诸葛亮的为人、才能和抱负逐渐有所了解。觉得他进取心强，人又很聪明，而且胸怀大志，将来必能干出一番事业。加上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娶了诸葛亮的二姊为妻，两家的关系不同一般，诸葛亮同庞德公的交往更为密切了。
东汉末年品评人物的风气很盛，如果得到一个德高望重的大名士的好评，就能使被誉者的身价提高不少。庞德公对诸葛亮非常器重并寄予很大希望，称诸葛亮为“卧龙”。卧龙是对隐居俊杰的比喻。一条蛰伏在沼泽里的蛟龙，一旦气候合适，就会升入云霄，施展其非凡的本领。这种雅号的评定和传播，使诸葛亮的名声越来越大了。
有一天，诸葛亮将自己批注的《孙子兵法》和绘制的作战阵图呈给庞德公看。
庞德公道：“兵不在多而在精。对于兵法，一个人精通以后就可以教成十个人；十个人学了就可以教成百人，百人教千人，千人教万人。这样的军队就一定比那百万之师的乌合之众强得多。”庞德公的观点对诸葛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后来成为军师，特别注重练兵。弱小的蜀国之所以能与强魏抗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诸葛亮练兵有方。他还将自己的心得写在《将苑》一书中：“夫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诫之以典刑，威之以赏罚，故人知劝，然后习之，或陈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却之，别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万人，可教三军，然后教练而敌可胜矣！”
诸葛亮虚心求学的精神感动了庞德公，他不仅教给诸葛亮一般的治兵技巧和用兵方法，还将自己花了半生研究兵法的成果——从八卦到八阵的推演交给了诸葛亮，他希望诸葛亮能够据此推演出完善的八阵图来。他甚至没有将自己的成果传给亲生的儿子，这令诸葛亮万分感动，决心不负庞德公的殷切期望。
为了抓紧时间学习，他每天黎明即起，晚上也总要学习到深夜。他的学习方法，主要是结合当时社会的实际，反复深入思考。学习疲倦了，他就抱膝高歌，唱一首《梁父吟》，既消除疲劳，同时也寄托他忧国忧民和“复兴汉室”、统一天下的胸怀。因此，在他刻苦学习的过程中，他并不像两耳不闻国家大事的书呆子，而是时刻以东汉政权的兴亡为己任，经常思索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为此，他特别留心研究汉以前的社会历史、诸子百家思想以及兵法等，力求从中总结出西汉兴隆和东汉衰败的原因。他的学习态度，是那样地谦虚谨慎，尽管他对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但别人问到时，他总是轻轻地笑一笑，从不在别人面前夸耀自己的才能与见地。正因为这样，当时凡是同他经常有联系的人，没有一个不称赞他的。
回到隆中，诸葛亮就把自己关在屋中，经过他日日夜夜的苦心研究，八阵草图绘出来了。庞德公告诉他：“八阵通不通，须拜司马公！”
司马徽，字德操，人称“水镜先生”，隐居在襄阳西南百里外。诸葛亮来到了水镜山庄。司马老先生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带领诸葛亮去游历名山大川，尤其是那些两军对垒、兵家鏖战、成败于刀枪剑戟之下的古今战场。
游学使诸葛亮受益匪浅。诸葛亮在隆中一共居住十年多，这期间他并没有远离尘世，孤守田园，过真正的隐居生活。随着年龄、阅历和学识的增长，他在政治上逐渐成熟了。同时，频繁的社会交往，名士们的垂青，使他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这就为他结束隐居生活，登上政治舞台，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八月十五“花红宴”（花红，一种水果，襄阳特产），是庞德公用以聚集荆州名流、隐士、学者的一年一度的盛会。这天，宾客们从四面八方来到鹿门山，围坐在一起，一面品尝花红果和花红酒，一面切磋学问，交流信息。来此的皆是忧国忧民的饱学之士，大家平起平坐，不分长幼，畅所欲言。诸葛亮一反沉默寡言的常态，他以《吾有孙武、吴起之法》为题，一口气从用兵之法讲到布阵之秘，从将才、将志、将器、将弊、将德讲到用将七戒；从择才用智讲到爱兵、励士、赏罚、恩威并重。他那精益求精、天衣无缝的百战奇略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绝论，标新立异，令人耳目一新。荆州名流们无不对诸葛亮肃然起敬。
由于诸葛亮的刻苦自励，经过十年的时间，便在荆州地区建立了广泛的社会联系，赢得了荆州士绅阶层的拥戴；通过劳动，了解了百姓的疾苦；通过艰苦学习，获得了丰富的文学、史学、军事和科学等方面的知识。从而积累了较多的社会实践经验，增长了才干，形成了对当时军事、政治形势的精辟见解。诸葛亮关心国家大事，立下拯世济时的大志，学的是安邦治国的学问，这与当时的“儒生俗士”大不相同，那些人专门在咬文嚼字上下工夫，脱离实际，毫无用处。诸葛亮是为时代而生的，属于他的时代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