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
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1772—1823）
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古典学派的最后一名代表，著名社会活动家和议员。他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富裕的经济学家，代表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经济学上主张限制政府的功能和活动，他认为经济增长发展的最好办法是减轻赋税和人民的负担。
幸福的来源是什么
“在座的同学们，晚上好，我是大卫·李嘉图，今天由我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关于经济学中‘价值’的问题。”
张山注意到讲台上的这位英国贵族，衣着很是讲究，非常有派头。“来了一个有钱的经济学家。”张山想。
“首先，什么是‘幸福’？幸福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一提出，教室里顿时嘈杂起来。显然，大家对幸福都有自己的看法，“快乐”“有钱”“自由”这些词都蹦了出来，所有人都兴致勃勃，张山也是，没想到经济学家谈起幸福来了。
王永军老师评注
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让所有参与者感觉幸福。
“请注意，”李嘉图示意大家安静，“我知道你们对于幸福都有自己的见解，但是多数人都离不开财富吧！衣、食、住、行，想要舒适，离不开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离开自己手里的金钱也是寸步难行。当然了，有很少一部分人追求纯粹精神上的幸福，乞丐也可以感觉自己很幸福。但是在经济学上，从大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李嘉图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几个字，然后接着讲：“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每个人都必然是把自己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自己的用途上，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资本和劳动就会集中在最有效率的事业上，个体利益的追求和幸福就很好地与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幸福’是这样来的，而且就这样达到了最大化。”
“我提倡自由竞争，因为自由竞争既保证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结合，也为生产力的无止境发展创造了条件，自由竞争会使大多数人幸福，会使幸福最大化。我与亚当·斯密一样不赞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我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任何干预。
“对于每一个社会来讲，工资都是绝大多数人的幸福法则，正像所有其他契约一样，应当由市场上公平而自由的竞争决定工资，而绝不应当用立法机关的干涉加以统治。”
张山突然想到了最低工资标准，这样的政策难道是不合理的吗？这时候，一位女同学举起了手，李嘉图彬彬有礼地问：“这位同学有什么疑问？”这位女同学站起来说道：“难道政府通过政策来提高工资，不能提高社会成员的幸福感吗？工资高了，就能够做更多喜欢做的事情。”李嘉图听完后示意她坐下，然后翻开讲义。
“我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我投身经济学之前，英国的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进行经济斗争的一个焦点是《谷物法》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粮食价格持续高涨，地主们看到有利可图，就开垦了许多贫瘠的土地，赚取着丰厚的利润。当然了，这是市场调节，是合理的。而后，欧洲大陆的粮食开始大量进入英国，一段时间之后，粮食价格开始下跌，这时候地主所获得的利润也减少了许多，因此地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操纵议会通过了严格限制谷物进口的《谷物法》。”
李嘉图的神色好像在回忆自己的经历：“后来证明，这样的政府干预行为是错误的，在《谷物法》施行之后，谷物持续高价使工人生活很困难，为了维持生活，政府规定企业必须增加工人的工资，而这样的结果又使资产阶级获得的利润减少，生产的积极性骤减。”
李嘉图讲述完故事，喝了一口水，继续说：“让我们分析一下当时的三个阶级，地主阶级通过操纵议会，避免了竞争的发生，他们生产的粮食即使质量不好也依旧可以卖高价，但是他们获得的利润不是用来再生产，而是挥霍掉了，社会的财富没有高速增加；而无产阶级呢？虽然表面上工资提高了，但是物价虚高，他们能够买到的谷物实际上还没有以前多，他们的幸福感应当是下降了；再说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操纵议会，工人工资增加，资产阶级无法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社会发展停滞。无论是就整个社会而言还是就个人而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都遭到了破坏。”
“这个事例证明，幸福来自于自由竞争，经济活动不能受到政府干扰，即使说工资是绝大多数人的幸福法则，政府强制提高工资也不能达到增加幸福感的目的。”
张山突然想到了，时代不一样，而且老师所处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有差别的。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不得不提高工资的时候，市场经济必然是已经暴露问题了。
李嘉图看到大家没什么疑问，翻了一页讲义，接着讲下去：“资产阶级的投资和工人的劳动就是幸福的最终来源。当然还有地主的土地，但是地主收取的地租完全被浪费在非生产性的消费上。地租是价值的创造，但这种价值有名无实，它不能增加社会财富。资本家就不同，他们获得的利润主要用来发展生产，增加了社会财富，增强了幸福感。利润越高，生产发展越快，物品越低廉，人们购买的东西越多，社会和人民就更富裕、更幸福。所以，资本家的富裕和工人阶级的富裕就是全社会人们的富裕。”
讲到这里，李嘉图说：“幸福来源于劳动和生产，资本家投资和管理，工人劳动，自由竞争达到完美，社会和人民就是最幸福的。大家休息一下。”老师可能身体不好，说完赶紧坐下了。可是就算这样，几个同学还围着李嘉图问了一些问题，张山坐得比较靠后，没有听见。
怎样衡量价值
过了几分钟，李嘉图重新站上讲台，他说：“刚才几个同学与我谈论了一下‘价值的问题’，大家的意见有很多差别，现在，我来着重讲一下。”
李嘉图说：“在经济学上，价值理论是个重要而迷人的领域，许多伟大的经济学家通过研究价值价格问题的本质及形成机制，为价值价格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其实是个半路出家的经济学研究者，我是在接触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之后才对经济学研究产生浓厚兴趣的。斯密在他的著作中从分工引出交换，再从交换引出价值并明确使用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概念。”李嘉图转身将这两个概念写到了黑板上。
“斯密先生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他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这件商品的生产过程的辛苦与麻烦的程度，即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必要劳动量；同时，他又认为商品价值‘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或等于它所能购买到的‘劳动的价值’。”
“这么说来李嘉图是师承斯密老师了，”张山心想。
李嘉图环视了一下教室，接着讲：“我赞同斯密先生的观点，但是他对于价值的分析并不完善。斯密如此精确地说明了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他要使自己的说法前后一致，就应该认为一切物品价值的大小与他们在生产过程所投入的劳动量成比例，但他自己却又树立了一种价值标准尺度，并详细说明了各种物品价值的大小和交换时体现出来的标准尺度之间的对应关系。显然，两种比例是不一样的，前后矛盾。”
“那么，价值是怎样体现的呢？”李嘉图老师开始发问，但没人回应，显然，斯密老师被拆台了，谁还能反驳呢？张山也是有点儿郁闷，上次上课之后，心里还对斯密老师念念不忘呢。
“商品的价值，不是取决于价格，也不是取决于劳动量，而是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李嘉图老师说。
张山的外国同学汤姆嘀咕了一句：“不还是劳动量吗？”
李嘉图严肃地回答：“这位同学，你太不严谨了，我说的是相对劳动量，不是劳动量。”李嘉图尽量使自己的语速变慢，强调了“相对”一词，“按照所使用的固定资本以及其耐久性的比例，按照商品在投入市场以前必须经过的时间的比例，商品价值被其生产中必要的劳动量所支配的一般原则，就有了改变。”
李嘉图老师紧接着又说：“但是，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商品内容尽管变化多端，除了生产中所需要的劳动量，任何别的原因，其影响总是轻微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同其中所凝结的相对劳动量之间存在关系，相对价值是等于相对劳动量的。商品的实际价值跟它的生产成本是一回事，而两种商品的生产的相对成本，是同各自从最初到最后阶段所投入的劳动量大体上成比例的。”
听到这里，张山举起了手，问道：“那么，劳动价值是按照什么时候的劳动？许多东西，原本需要很复杂的劳动，但是现在能够批量生产，劳动价值是不是就减少了？”
李嘉图回答：“你说得很对。”他挥手示意张山坐下。
“劳动价值与商品价值一样，是会变化的。它不仅受始终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供求比例的影响，而且也受劳动工资所用于的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变动的影响。但是，在同一个时期内，在成年人的体力差不多相同的情况下，就可以单纯进行劳动时间的比较了，因为劳动时间是同质的。当然了，前提是劳动者是正常发挥其劳动能力的，一个人生病期间，他的劳动价值也是没有参考性的。”
李嘉图翻了一页讲义，说：“既然商品的价值体现在相对劳动量上，为什么我们经常用货币去衡量呢？这是因为劳动量不容易显示，假定生产货币的时间与生产谷物的时间完全相同，只要生产时所需要的始终是相同的劳动量，我就主张以货币为尺度。如果所需要的劳动量不是始终相同的，可以因所需劳动量的多少，而酌量变更尺度自身的价值。”
王永军老师评注
网络游戏世界设计的经济体系中，劳动容量“明码标价”，不过现实中，想要所有的产品生产出来就有数字，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时候，前排一个同学问道：“照这样说，假设一种商品所投入的劳动值是1000英镑，而另一种商品所投入的劳动值是2000英镑，是不是就意味着前者价值为1000英镑，而后者价值为2000英镑呢？这似乎不是很准确，现实中商品的价格与这个相差很远。”
李嘉图没有迟疑，他说：“按照你的前提，我只能说它们之间的价值是2∶1的比例，但是我并不是说它们必然会按这种比例进行交换。交换价值，与真实价值往往不同。”
“与之相似，还有另一个问题，我在这里说明一下，那就是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建立在以下假设之上：一是生产要素只有劳动一种；二是劳动在一国之内是完全同质的；三是劳动在一国内可以自由流动，但在国际间不能流动；四是规模收益不变；五是商品和劳动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六是不考虑运输成本和其他交易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