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福利经济学研究自身，也面临很大的困境，世界上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其实与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并没有太多的关联，更多的是文化和政治的因素在起作用，福利经济学的研究缺乏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的支持，更多的是出于经济学者的良知和兴趣，因此不可避免的势单力薄，发展缓慢。
确实，现实中，很多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或是凯恩斯主义者都可能成为政治家的座上宾，但是鲜有福利经济学被政治人物所重视，没有政治的支持和财团的支援，任何学问都很难得到大的发展，哈耶克主义之所以得到发展，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始至终都有财团基金的支持，包括中国的哈耶克主义传播者也是如此。
3．利益集团及其学术打手
很多利益集团反对政府干预，这些主张与反对福利主义者具有天然的亲近关系，尽管福利社会与市场经济、甚至是私有制度并没有任何的抵触，比如在北欧瑞典是世界上最知名的福利国家，但也世界上私有化严重的国家，可见私有化和福利并不冲突，但是那些反对国家干预的人，并没有看到这些，在很多支持私有化的经济学者中，几乎很难找到支持福利社会的。
其次当代中国，人们喜欢用中产阶级来解释这个社会，其实中产阶级的说法也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中产阶级范围极其宽泛，从下面看，除了极少数低收入者，大多数人都可以归为“泛中产阶级”，比如在印度，甚至中国都宣传自己有着极大的中产阶级比例，但是这些“被中产阶级”的人，却有着极低的自我认同感。
另外来看，只要不是企业家，无论收入多么高，都会被归入中产阶级，而这也是严重错误的。其实很多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品质、消费水平以及所拥有的财富远远高于部分企业家。比如高级律师，他们的收入是按小时收费，代理一个案子就有几百万的收入，高级经济学家，从中国政府、外国政府、各种组织中申请课题，或是在超大型企业中担任独立董事，都可以轻松敛进巨额财富，而很多高级管理人员其收入要比普通中产阶层高于几百倍，这些人，显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了，这些人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控制力量，笔者认为应该将其称为“高产阶级”。这些人的收入相当的稳定，而且几乎没有什么风险，比如律师只要不违法也是很安全的，高级经理人即使被解雇了，也从不发愁找工作。相反我们可以看看那些从事服务业的小微企业的创业家们，他们的财富其实远远没有这些“高产阶级”多，但他们日常之辛苦，风险之高，是这些人所难以企及的。
其实资产阶级的利益从本质上是与其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工人有保障，素质高，那么企业的效率也高，在福利社会其私人企业的发达程度并不比自由经济体差。另外我们从历史上看，德国俾斯麦的工厂立法，英国的贝弗里奇改革，都是在资本阶层的推动下完成的，如果从现实上看，现在推动美国增税的也是索罗斯、巴菲特、比尔·盖茨这些资本家。
笔者提出“高产阶级”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要与以往的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说法区分开来，因为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群体，从经济基础到生活方式，都是完全独立的。高产阶级人数并不多，但是却从实质上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有型资源和无形资源，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实质统治者。
中国如果建立福利社会，无论是低收入者，中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和政府，其实都是受益者，建成了福利社会，政府的利益可以从社会的和谐、官员清廉中体现。而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从高素质的人才中获益，而建设福利社会唯一受损的就是“高产阶级”，他们并不能得到什么明显的好处，因此他们是福利社会最大的反对者。
而在“高产阶级”中，又以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媒体人、高级律师和高级职业经理人最为特别，他们人数其实非常少，但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最大，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媒体人的影响在于舆论，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舆论就是政策的风向标，掌握了舆论，基本上就控制了政策，公民政治，其实就是舆论政治，而舆论无疑是由高级知识分子左右的。这种左右是很容易的，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社会课题，如果不是社会矛盾无限激化，广大公众一般是不参与的，在这个时候“公知”就代言了“公众”。毕竟像“郎顾之争”、“韩寒事件”这些是全民参与的公共事件是很少的，在大部分话题上，公众是沉默的。
而高级法律人虽然不把持社会舆论，但是这些人占据了更重要的部分，那就是立法机构，任何政策都只有形成了法律才有约束力，如果对法律人不利的法律，基本上就不可能被通过，甚至被提上议事日程都很难，因此中国很多有福利方面的立法或是政策出台，比如中国现在虽然有了社会保障法，但是中国的社会保障法没有任何效力，很多企业都不交社保。
高级经理人更是控制了整个经济，现代企业都是实行的经理人管理，特别是上市企业，股权极其分散，股东、职工在经理人面前都是弱势群体，经理人不顾企业利益为自己设置天价高薪，为自己积累高额养老金，而不管企业是盈利还是亏损，不受约束的经理人日益成为毁掉现代经济的危险因素。
现在的福利社会还有哪些缺陷？
笔者虽然对福利社会不吝赞美之词，但福利社会好的还不够，现在的福利社会还太虚，不够实在，现在的福利项目还有弊端，需要改正。
现在即使是福利社会，其实很多所谓的福利项目，严格来说，只能算是社会保障，而不是福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是不一样的，社会保障更多是直接源于自己的缴费，而且多缴多得，只是国家进行了小部分的平均，而福利是免费获得的。目前的福利社会模式也存在不少的问题。
一、高税收，直接抬高了商品价格，提高了民众的生存成本
税收，无论是商品税，或是收入税，其实都差不多，商品税抬高了商品的价格，而收入税降低了民众的收入，而无论是商品价格被抬高，还是民众收入被减少，都会导致一个最终的结果，那就是“被削弱的民众购买力”。而福利社会又是建立在税收基础上的，因此福利社会的高税收从本质上是削弱民众购买力的，也就是说高福利、高税收，不仅没有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反而提高了民众的生存成本。
现在很多人，总是说中国商品含税高，其实单独拿商品含税进行比较，也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只看商品含税，也要看收入税，其实如果中国减免了商品税，而改成了收入税，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如果从构建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角度，笔者肯定是希望商品的价格越低越好，但我们不能总是从理想的角度看问题，因为税收还存在征收的问题，因为富人逃税太容易了，美国巴菲特的纳税额还不如他的秘书。收入税的征收难度和复杂度要远远高于商品税，商品税直接面向企业，而收入税要面向个人。面向个人，就需要更多的征收人员和监督人员，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本，但是富人最终都是要消费商品的，因此商品税更公平，谁也逃不掉。
二、看似名目繁多，其实普通人能享受到的很少
福利国家的福利项目，看似名目繁多，其实是很少的。首先很多项目属于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不仅仅是福利国家有，中国也有，只要去掉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项目，纯粹的社会福利项目并不多。比如中国目前所实行的福利制度，如果罗列在纸上，那也需要好几张纸，但这些中国人根本感觉不到，也享受不到，比如中国有低保，但是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享受不到，也感觉不到，比如中国有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而且这些项目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不少的，但大多数人也是享受不到的。另外中国现在面向农村的各种福利补贴已经非常多了，但是面向城市职工的则严重不足。
很多社会福利名目中，绝大多数都是针对特殊人群的，比如伤残人士、失业人士、收入极低者、鳏寡孤独人士、孕妇、特定年龄的儿童等。对于绝大多数身体健康、正常工作的人群，基本上是享受不到太多的福利的，甚至是没有福利的。比如妇女有孕妇福利，但大部分女人的怀孕期只是很小一段时间。
只要以收入为标准采取的福利措施，基本上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是享受不到的，比如美国的食品券制度，即使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年份，也只有六分之一的人享受到了这一措施。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比较，即使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再多，也没有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多，而且要少得多，中国很多人都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其实就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也没有那么幸福，这当然与物质贫乏也有关系。
三、小项目多，大项目少
福利国家的福利项目虽然很多，但都是多在小项目上，真正解决民众实质性难题的大项目上却极其的吝啬，比如住房是大项目，但是几乎所有国家在住房上，都一致的吝啬，包含北欧国家。比如大学教育是大项目，但是真正做到大学免费的国家几乎没有几个。
四、只是保基本，并不能保障生活
福利社会几乎对生活并不起作用，免费教育，但是校服、吃饭等并不免费、住宿也不免费。大学生都已经接近成人，而且大学都要四年，这四年的生活费就是很大的数目，而且生活费比学费的数目并不低，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面向将大学生的生活费用发放全部补贴的，这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有过，大学生一入学，就有生活费，上大学基本不用家里负担一分钱，但是改革开放后，这些措施早就取消了。
医疗也是这样，医疗费很多国家是有保障的，但是医疗期间的误工费、照料费、营养费也都是很大的开支。
另外很多现在各国的所谓福利，也主要是局限于孕妇和儿童，比如发放孕妇补贴，免费为孕妇进行检查，为婴儿发奶粉钱或是提供婴儿车，其实这并非出于“善”或是“维护人权”的角度，更多是为了经济利益，因为现代发达国家，民众生存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养不起小孩，他们采取这些措施，不过是为了鼓励生育，提高人口而已，并非出于多么高尚的人道目的。
其实，我们的生活可以分为衣食住行教五大方面，只是从教育方面，我们能享受到少量的国家福利，而教育又是这几大方面花钱最少的，花钱最大的方面还是前面的“衣食住行”几大方面，在这几大方面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普享型的政策。民众的生存压力主要来源于“衣食住行”，要减轻民众的生存压力就必须从“衣食住行”入手。而这只有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