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壮族祖先创造了一种笔画简单的文字，学术界称之为刻画文。这种萌芽状态的文字是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通常刻于石磬或陶器的外部。对这种文字目前尚缺乏研究，其语义不得而知。本文拟就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发现过程、文字结构及内涵，做初步的探讨。
一、历史背景
文字是人类某一群体进入文明时代的三大标志之一，是最亮丽的文明曙光。壮族祖先何时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说法不一，不过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元龙坡西周晚期到春秋的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铜器和玉器表明，壮族祖先有一部分至少在近3000年前即己步入青铜时代。但如果往前追溯，也还有可能更早一些。根据是，商汤刚取得天下，其佐相“伊正四方令日：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其中提到的瓯、桂国、损子，乃壮族先民不同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百濮也与壮族先民有关。从所进贡的异物看，多是珍品，而且大多是观赏的贵重宝物，不像是氏族社会人们所能玩赏之物，从其中似乎可以看到文明的曙光。钦州出土的有刻画文的商代石磬，是比较高档的打击乐器。这种以玉或石雕成的曲尺形片状物，商代在中原已较流行，分为单一的特磬和三令一组的编磬，钦州石磬当为仿制之物。能制作并演奏这样的乐器，可以想见钦州地区商代的壮族社会，已发展到相当水平，有了欣赏高雅音乐的需要，这分明已不是原始社会的需求层次和意识水准。与此同时，在广西武鸣马头乡聚岩还出土了商代晚期铜戈，兴安收到商代晚期铜卣，马头乡勉岭出土西周早期铜卣，灌阳县新街也出土西周铜戈。广西荔浦县栗木马蹄塘、陆川县塘城各出土一件春秋初期铜孽。
春秋战国时期，壮族社会已经广泛使用青铜器，考古发现，在广西横县、宾阳、南宁市郊、德保、田东、西林、柳州市郊、柳江、平乐、恭城、田东等县，都发掘出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钟、铜甬钟、铜鼎、铜矛、铜斧、铜剑、铜戈、铜卣、靴形钺、铜镞等大量生产生活用具和兵器，战国时并铸造了高大的北流型铜鼓。①这表明，至迟到春秋战国时代，壮族地区已步人青铜时代。还有一个佐证，即周代郁人所贡芳草，周王室祭祖时，人们认为所供的香酒需以之合酿，祖灵才肯接受。郁即金英花，以今广西玉林所产最优，周王室因命入贡。又因产量多，遂将其产地称为郁林，这就是今广西玉林的由来。《说文》载：“百花之华，远方郁人所贡芳草，合酿之以降神。”郁人即郁林人，壮族先民。由此可知，先秦壮族祖先已步入青铜时代，迈过文明社门槛，有文明社会的欣赏需求。困此，他们对文字产生了需求是很自然的。
二、现存状况和符号形态
壮族先秦古文字在创世史诗中已有披露。《麽经布洛陀》中唱道：“城寨着了火，烧甘歌干栏。帝王书烧尽，古文字烧光。”“四千象形字，灰粉随风扬。”②说的是布洛陀造了火，人们管理不善，酿成火灾，烧了文字。
原意叫“花字”，意即受虫爬行轨迹启发而创造像图画一样的文字。又《布洛陀经诗译注》的第五篇《造文字历书》中唱道：“蝗咬田中苗，螟啃田粳稻”，“王怒气冲冲，把蝗虫上枷”，“蝗求王饶命，愿献出好招”，“蝗爬来爬去，纸上成大字’’③，最早的“花字”就是这样造出来的，因之又称之为“虫纹字”。又因其产生很早，故称之为“根源字”或“本源字”。不过“花字”产生年代难以确认，而且在刻画文中仅有残留，可见产生很早。刻画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考古中陆续发现的。现分别按地点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