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云：在历史上不能恃贼自重者，成功之后，多遭人君杀戮，不得善终。如韩信者，即为其例。楚因龙且阵亡，颂王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说韩信道：“足下何不反汉归楚？楚王与足下有旧交，且汉王不可信，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然得脱，即背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为与汉王为金石交，然终为汉王所擒矣。足下所以得须叟至今者，以项王存，项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与楚连和，三分天下而王齐？今释此时，自必轻汉王以击楚，且为智者若此邪？”信谢曰：“臣得事项王数年，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书策不用，故背楚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数万之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从，吾得于此。夫人深亲信我，背之不祥，幸为信谢项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权在于信，深说以三分天下，鼎足而王。语在《通传》（汉书卷三十四）。
韩信道：“汉遇我厚，吾岂可见利而背恩乎！”蒯通道：“始常山王成安君（即张耳、陈余）故相与为刎颈之交，及争张黡陈释之事，常山王奉头鼠窜，以归汉王，借兵东下，战于鄗北。成安君死于汦北，成安君死于泯水之南，头足异处，此二人相与，天下水之南，头足异处，此二人相与，天下之至交也。而卒相灭亡者，何也？愚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黡、陈释之事者，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足下，过矣。大夫种存亡越，伯句践，立功名而身死。语曰：‘野禽殚，走犬烹；敌国破，谋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则不过张王与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则不过大夫种。此二者，宜足以观矣，愿足下深虑之。且臣闻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足下涉西河，虏魏王，擒夏说，下井陉，诛成安君之罪，以令于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数十万众，遂斩龙且，西乡以报，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略不世出也。今足下挟不赏之功，戴震主之威，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为足下危之。”……韩信犹不愿背汉，自以为功多，汉不夺我齐，遂谢通，通说不听，惶恐，乃阳狂为巫（《汉书卷四十五》）。
吕后用计使武士逮捕韩信，斩之长乐钟室。韩信将斩，醒悟道：“吾不用蒯通计，反为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灭信三族（《汉书卷三十四》）。
借用外援自重。借用外援自重者，历史的事例也不胜枚举。如近代的清朝大臣李鸿章、袁世凯以及恭亲王奕等人，即为其例。他利用与“洋人”的特殊关系，增添了自己与朝廷当政者相抗衡的政治砝码。例如袁世凯兵权在握，权重朝野，招来了朝廷的猜忌，皇帝想屡次削弱他的兵权，让满族亲贵掌握。袁世凯为了对抗朝廷，夺取军政大权，曾借用外国洋人的势力，对朝廷施加压力，夺取清军大权，控制清王朝。
《袁世凯演义》云：在南北对峙中，袁世凯为了控制清王朝，其所组织的责任内阁，除达寿，全部都是汉人，袁请皇叔载涛任军咨大臣兼禁卫军总统，以安抚皇帝。在满族亲贵中，袁所畏忌的不是老实无用的载涛，而是年少气盛的禁卫训练大臣兼该军协统的良弼。袁对清室的手段，认为“豪夺”不如“巧取”。他不愿以武力消灭禁卫军，而禁卫军继续摆在北京城内，对他仍是一个威胁。因此他借用外国洋人的势力向清室建议说：“当此干戈扰攘之际，皇族必须亲自出征，以为各军表率。”这个建议理由十足，皇族亲贵无词反对，而载涛一向胆小怕事，只得自请解除兼职。袁即于12月10日调冯国璋继任禁卫军总统，并升任良弼为军咨使而解除其兵权。冯接事后即以准备出征为名，将禁卫军调往西苑，城内防务悉交拱卫军接收。从此袁在北京城内可以高枕而卧了。
借外援自重的奥妙在于：借他人对我之重用，以慑服国君，国君惟恐他人用我，为敌所资，则将复我之位：益封爵禄。由此，矛盾利用，借用外援使自己重返政治舞台，为国效劳，冯鹱为复孟尝君相位，曾游说齐秦两君之间，采用此法以成之。《东周列国志》对此作过记载：
“秦行反间计，齐王收孟尝君相印，黜归于薛，宾客闻孟尝君罢相，纷纷散去，惟冯驩在侧，为孟尝君御车，薛百姓扶老携幼，争献酒食，问起居，孟尝君谓驩曰：‘此先生所谓为艾德者也。’驩曰：‘臣意不在此，倘借臣以一乘之车，必令君益重于国，而俸邑孟广。’孟尝君曰：‘惟先生命！’”
“过数日，孟尝君具车马及金币，谓冯驩曰：‘听先生所往。’冯驩驾车，西入咸阳，求见昭襄王，说曰：‘士之游秦者，皆欲强秦而弱齐；其游齐者，皆欲强齐而弱秦，秦与齐势不两雄，其雄者，乃得天下。’秦王曰：‘先生何策可使秦为雄而不为雌乎？’冯驩曰：‘大王知齐已废孟尝君否？’秦王曰：‘寡人曾闻之，而未信也。’冯驩曰：‘齐之所以重于天下者，以有孟尝君之贤也。今齐王惑于谗毁，一旦收齐相印，以功为罪，孟尝君怨齐心深，乘其怀怨之时，而秦收之以为用，则齐国之阴事，以将尽输于秦，用以谋齐，齐可得也，岂特雄而已哉。大王急遣使，载重币，阴迎孟尝君于薛，时不可失，万一齐王悔悟而复用之，则两国之雌雄未可定矣。’时秦王急欲得贤相，闻言大喜，乃饰良车十乘，黄金百镒，命使者以丞相之仪从，迎孟尝君。冯驩曰：‘臣请为大王先行报孟尝君，使之束装，毋淹来使。’冯驩疾驱至齐，未暇见孟尝君，先见齐王，说曰：‘齐秦之互为雌雄，王所知也，得人者为雄，失人者为雌。今臣闻道路之言，秦王幸孟尝君之废，阴遣良车十乘，黄金百镒，迎孟尝君为相。倘孟尝君西入相秦，反其为秦谋者以为秦谋，则雄在秦，而临淄即墨危矣。’鄗王色动问曰：‘然则如何？’冯驩曰：‘秦使旦暮且至薛，大王乘其未至，先复孟尝君相位，更其邑封，孟尝君必喜而受之。秦使者虽强，岂能不告于王，而擅迎人之相国哉？’鄗王曰：‘善。’然口虽答应，意未深信，使人至境上，探其虚实，只见车骑纷纷而至，询之，果秦使也。使者连夜奔告鄗王，鄗王即使冯驩，持节迎孟尝君，复其相位，益封孟尝君千户。秦使者至薛，闻孟尝君已复相位，乃转辕而回。”
苏代为甘茂诡说秦王迎甘茂，又说齐王重用甘茂，也是采用相互益之法，帮助甘茂解脱困境，得重用于齐。《藏书》云：“甘茂事秦惠王，为在丞相，惠王卒，昭王立，向寿、公孙衍怨谗甘茂，茂恐，辍伐魏蒲阪亡去，奔齐逢苏代。代为齐使于秦，因受甘茂重托，请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于秦累世重矣。自觳塞及至鬼谷，其地势险易，皆明知之，彼以齐约韩魏，反以图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则奈何？’苏代曰：‘王不若重其贽，厚其禄，以迎之，使彼来，则置之鬼谷，终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赐之上卿，以相印迎之于齐，甘茂不往。苏代谓齐部王曰：‘夫甘茂，贤人也，今秦赐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赐，好为王臣，故辞而不往。今王何以礼之？’齐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处之，秦因复甘茂之家，以市于齐。”
擅权自重。所谓擅权自重者，即权臣利用手中大权，占据势力，借以自重。为了独揽大权，把持朝政，权臣总是需要通吐招降纳叛、网罗党羽、安插亲信、组织团伙的办法，以巩固与扩大自己的权力基础。元代权臣阿合马在当权期间，先后将子侄亲属家奴安插在朝廷各个要害部门，“一门悉处要津”。同时他又在朝廷中广结党羽，其同党一时竞达七百余人之多。庞大的朋党集团，成为阿合马擅政专权的政治资本，使其把持朝政近二十年，始终处于权势炙手可热的地位。历史上凡是专断朝政的权臣，都同阿合马一样，通过结党擅权自重，对上蒙蔽挟制君主，对下笼络压服群臣。明朝魏忠贤擅权自重更为明显。魏忠贤结党营私，擅权多年，危害朝廷，朝中大臣多想阿附，以争权力，靡然成风。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龙、仉文焕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鹏、杨寰、崔应龙号“五彪”，又尚书周应秋，卿寺曹钦程等“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自内阁大臣、六部尚书至四方督抚，无不是他的逆党，论其实力，可成篡逆之祸。
五、借敌制敌
这一谋略要达到的目的是，自己难于做到的事情，可以假手于人去做，不必亲自动手，坐享其利，甚至还可驱使敌人去利用另一个敌人以达到我之企图，或者借用敌人利用我们的机会反转来加以利用而达到己方的目的，使敌不知不觉为我所用。
“借敌”，是古今中外兵家都很重视的谋略。利用敌人来削弱敌人，战胜敌人，常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上兵之策。
据《资治通鉴》记载，三国末期，魏国大将诸葛诞反对司马昭专权，被司马昭的大军围困在寿春。当时东吴孙权对诸葛诞是同情和支持的，曾先后派兵前往救援，除文钦和全怿进入寿春城外，朱异和司马琳均被司马昭击败，这时司马昭为了彻底消灭诸葛诞及东吴军队，运用“以敌制敌”的策略，使敌内部发生变化，然后从外部进攻，大获全胜。
司马昭第一着，先制造谣言说，东吴救兵快到，自己粮食缺乏，不能持久，故意抽出一部分老弱官兵到淮北一带去筹粮。这一措施使诸葛诞放宽心，放松警惕，在城内大吃大喝。过了几时，东吴救兵并未到，但城内粮食已快吃完，发生问题。接着，诸葛诞亲信蒋班和焦彝因主张速战和文钦发生争执，诸葛诞想杀他们，蒋、焦二人害怕，出城向司马昭投降。
司马昭第二着，利用城内东吴将官全怿的家庭问题，使用“反间计”。住在建业的全怿的侄儿全辉、全仪，因家庭发生纠纷，带着他母亲和一部分家兵家将跑到司马昭军中，司马昭便用钟会的计谋，秘密为全辉、全仪写信送给城内全怿家里，说东吴孙权因为没有取得寿春而大为发怒，要杀尽他们在建业的家属。全怿得到这个消息，遂率领几千人出城向司马昭投降。
司马昭第三着，借用城内诸葛诞和文钦因为火并而发生矛盾，文钦被杀，他的儿子文鸯、文虎出城投降。此时司马昭用数百名骑兵保护着他们在城外巡视，大声告诫城内人们：“文钦儿子我们都不杀，其他人员何必害怕。”守城将士纷纷前来投降，诸葛诞遂空前孤立，成为瓮中之鳖。
在复杂的军事斗争中，智高一筹的谋略家，由于善于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常可收到“兵不钝而利可全”的效果。诸葛亮也是善于“以敌制敌”的一位谋略家。
正当诸葛亮即将率师南征时，探马忽然飞报：“孟获大起蛮兵十万，犯境侵掠。”建宁太守雍闽、收牂舸郡太守朱褒、越巂郡太守高定等人，也乘机同时“结连孟获造反”。蜀境的形势立刻紧张起来。
诸葛亮这位十分谨慎的谋略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用兵，一向坚持“和抚”政策，将军事行动与政治攻势结合起来，减少力战，志在智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在平息雍闽等人的叛乱中，利用矛盾，兵不血刃地取得了作战的胜利。关于这次作战情况，《三国演义》写得很生动。
首先，诸葛亮连续施展反间计，引起了雍闿与高定二人的猜忌与火并。
（1）释放战将，以德攻心。蜀军在初战中曾擒得高定部将鄂焕，押解回寨后，诸葛亮不但不杀他，反而好言宽慰：“吾知高定乃忠义之士，今为雍闿所惑，以致如此。”接着将他放了回去。鄂焕乃一位仗义武士，回去便如实向高定诉说“孔明之德”，使高定内心“亦感激不已”。雍闽知道此事后，认为诸葛亮在搞“反间之计，欲令我二人不和”。高定毕竟听多了鄂焕关于诸葛亮的好话，对雍闽的判断“半信半不信，心中犹豫”。这样，诸葛亮通过释放鄂焕，虽没有使敌方诸将立即来降，但在雍、高二人的心里，投下了互不信任的阴影。
（2）分营囚俘，惑乱军心。后来，雍闽、高定兵分两路偷袭蜀营，让蜀军杀得大败，被“生擒者无数”。诸葛亮乘机再次施展韬略，将俘获的雍闽、高定之兵分别囚禁，然后令军士谣传：“高定的人免死，雍闽的人尽杀。”当诸葛亮提取雍闿的人到帐前问话时，俘虏们都冒充是高定的部下，诸葛亮假戏真做，佯装不知，全部将其释放，并“与酒食赏劳，令人送出界首”。而对被俘的高定士卒，诸葛亮“亦皆免其死，赐以酒食”，并告诉他们雍闽已派人投降，欲献高定、朱褒二人“首级”。这样一来，雍闽的人回寨后，私下传言诸葛亮亲高恶雍的情况，立刻使营内军心惑乱，士卒“多有归顺高定之心”。而当高定听说雍闿已降诸葛亮时，疑心顿起，“随即遣人去雍闽寨中探听”。诸葛亮的这一招数，无疑又在雍闽、高定二人心中埋下了一颗相互猜忌的种子。
（3）“错认”敌探，假传“密令”。书中写道，诸葛亮把抓到的高定所派密探，故意错认作雍闽的部下，“修密书一封”，教雍闽“早早下手，休得误事”，从而点燃了雍、高二人矛盾的“导火线”。当高定听到密探的回报后，火由心头起，怒从胆边生，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夜袭雍闽的营寨，取了他的首级，直投诸葛亮。
其次，诸葛亮还巧妙地使用激将法，利用高定的诚心和勇力，挥兵杀掉了反将朱褒。当高定提着雍闿的首级来见诸葛亮时，诸葛亮明知他真心来投，却硬说他是“诈降”，喝令左右推出斩首。高定极力表白，诸葛亮于匣中取出一简，说道：“朱褒已使人密献降书，说你与雍闽结生死之交，岂肯一旦便杀此人？吾故知汝诈也。”激得高定又在诸葛亮面前立下了军令状，誓“擒朱褒来见丞相”。果然，高定乘朱褒不备，取了他的首级，引全部叛军归降蜀营。诸葛亮从借东风，到这借“敌之刃”，巧施反间计，制造矛盾，利用矛盾，“不必亲行”，而收一将、杀两将，叛乱自平，表现出了高超的“借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