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以异族入主中原后，为了统治需要，提倡忠君思想，以此作为维护统治的精神支柱。对待归降的将士，凡是背弃和戮杀故主的，一律处死；凡放走旧主，使之逃跑，或为掩护旧主而积极抵抗的，反而以礼相待并予重赏。据历史记载：桑昆曾设计谋害成吉思汗，后来桑昆战败而出逃，他的儿子阔阔出盗走桑昆的坐骑，将桑昆丢弃在荒野上，独自来投降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说：“这样的人怎么能叫他做我的部下？”于是，杀死了阔阔出。
成吉思汗对王汗却是另一番情形。王汗与成吉思汗奋战三天三夜，最后精疲力竭，准备投降。投降前，王汗对成吉思汗说：“请您让我的部下走得远些，这样的话，您让我死，我便死，赐我活，我就为您效劳。”成吉思汗说：“不肯背弃部下，教他们逃命跑得远远的，一个人同我厮杀，这难道不是大丈夫的作为吗？这样的人可以做我的助手。”
以“信义”争取民心，这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天下之际，更是如此。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法令已经制定好了，但还未公布，他担心老百姓不相信，就竖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在南门口，宣布说：“谁要是将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口，赏给十金。”老百姓感到奇怪，不敢搬。商鞅又说：“能扛到的赏给五十金。”有一个人扛起木头走到北门口，商鞅马上赏给他五十金。这样一来，变法的法令一公布，老百姓们就相信了。由此看来，商鞅立木是为了立信，从此告示天下，表示坚守信用，是为变法鸣锣开道的。西门豹治邺时，将粮食储藏在民间，说好战争一旦爆发，以鼓为号，立即将粮食集中起来。魏文侯不相信，西门豹于是登上城楼，下令击鼓。第一遍鼓响之后，百姓们有用肩背的，有用车装的，迅速把粮食集中起来。魏文侯说：“算了，让他们回去吧！”西门豹说：“在老百姓中建立信义不是一天就可以完成的。一旦欺骗了他们，以后就不能再取信于民了。现在燕国侵占了我国的八个城市，我请求让我率军向北反击，以收复被侵占的城池。”于是，举兵讨伐燕军，收复失地后，凯旋而归（《淮南子》卷十八）。
司马光曾经说过：“信义，是君王的最大法宝。国家靠人民保护，人民靠信义保护。不讲信义，就无法使唤人民；没有人民，就没有办法守卫国家。所以，古代的君王，不欺骗天下之人；称霸天下的，不欺骗邻国；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欺骗自己的臣民；善于持家的人，不欺骗自己的亲人。不善于称王称霸，治国持家的人正好相反，欺骗邻国，欺骗百姓，甚至于连自己的兄弟父子也要欺骗。上面不相信下面，下面也不相信上面，上下离心离德，最终导致失败。这岂不是太可悲哀了吗？”司马氏之言，确有一番深理可寻。
八、崇尚礼让
晋人刘鲑《崇让论》中说：“古代的圣明君王教化天下的臣民之所以要崇尚礼让，是希望用这种办法培养出贤能的人才，平息人际斗争。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贤良人才，所以，劝告人们用礼让来表现自己的贤能。哪里会因为你的礼让而不承认你的贤能呢？所以，崇尚礼让的正道一兴盛，贤能的人不需要寻求自然会成长起来，成为公众的楷模，就自然被人们树立起来。一个人如果被一国人礼让，那么这人就是一国的人才；如果被天下共同推举，那他就是普天之下的人才。如果推崇礼让蔚成风气，那么贤能的君子和不肖的小人就会泾渭分明，一目了然了。有了推崇礼让的风尚，作为君王可以用不着处处殚精竭虑，成天为治国操劳了。所以古语说：伟大啊伟大，尧担任国君，没看见他发号施令，搞什么教化，却安享太平，国泰民安，真不知其中有什么奥妙。又说：舜帝和禹统治天下时又是另一番情形。实行无为而治的是舜帝的教化。贤能之人相互礼让，相互协助，共辅朝政；有大才者居高位，小人在朝廷之外也不争斗，天下就太平了……孔子说：上面的人提倡礼让，下面的臣民就不会争斗；礼让得不到推行，臣民之间必将会争斗不止。”（《晋书》卷四十一）
崇尚礼让，可以使人们互相尊重，互相帮助，避免内耗，有利于安定团结，这既是一种高尚的道德修养，又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清明与否的标尺。
《资治通鉴》记载：刘邦做了皇帝后，每次在金銮殿上御宴群臣时，许多臣子喝酒争功，醉后大喊大叫，有的还拔出佩剑，乱砍殿柱，闹得天翻地覆。刘邦越来越不能忍受。儒家学派传人叔孙通建议说：“儒家学者，很难和他们一道作开拓性的进取（即创业），但是可以和他们一道努力守住政权（即守成）。我愿前往鲁城（山东曲阜），征召儒家学者，跟我和我的学生，共同拟定朝廷的礼仪。”朝廷的礼仪制定出来了，刘邦下令群臣学习并接受礼仪训练。长乐宫落成后，诸侯和大臣们一齐来朝贺。礼宾官到场，主持仪式，依照顺序，引导大家进入殿门，在东厢列阵，面朝西方。侍卫武官夹着台阶布岗，在庭院警戒，手持武器，旌旗招展。一切就绪后，前面传呼：皇帝行銮驾到。不久，刘邦坐着车子，冉冉而至，礼宾官引导诸侯王及其以下直到年薪六百石的官员，依照爵位跟官位的高低，顺序向前敬礼。气氛庄严肃穆，一个个诚惶诚恐。朝拜礼毕，仍依次起身向刘邦献上祝福酒。九次之后，礼宾官宣布朝会礼成。这时，监察官提出报告，指出有些人的举动不合礼仪规定，立即被逐出宫殿。自开始到敬酒，没有一个人敢大声喧哗，行为失礼。于是刘邦大为高兴，说道：“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是这样尊贵呀！”
礼，是封建统治者用来协调君臣关系和制约人民的一件法宝。孟子说：“不合礼仪的，不要去看；不合礼仪的，不要去听；不合礼仪的，不要去说；不合礼仪的，不要去动。”
九、仁的误用
春秋战国时，宋襄公和楚成王为了争霸在泓水打起仗来。当时，宋军人马少，但已列好阵势，楚军人多，但没有完全渡过河。宋襄公的弟弟目夷建议，乘楚军渡河一半相互不能接应之际赶快发起进攻，宋襄公不听。到楚军已渡过河但尚未布好阵势时，目夷又提议马上进攻楚军，宋襄公还是不听。一直等到楚军摆好了阵，宋襄公才命令进攻。结果，宋军寡不敌众，大败而回，宋襄公本人的大腿也受了伤。
回国之后，宋国上下都埋怨宋襄公，他却说讲仁义的君子不使对方受困于危难，不攻击还没列好队形的敌军。
宋襄公也许有深谋远虑，除战争以外，他还想用道义的手段来折服楚国人，但这种仁义的办法却用错了地方。战争本身就是为了消灭敌人，战胜对方，哪能这样不顾场合，不计利害地侈谈仁义？要在战场上讲仁义也不是不可以，赵襄子攻打中牟，城墙破了，他就暂停进攻，让对方把城墙修好再打，结果对方自愿投降；三国时诸葛亮征伐南中，对南人首领孟获七擒七纵，孟获最后起誓：“南人不复反矣。”这样的仁义，说穿了，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一种策略手段，要是没有赵襄子和诸葛亮这样的谋略和实力，自身都难保，还拿什么去感化对方？所以目夷说宋襄公讲的是陈词滥调。
据韩非子说，那个周文王也是个不管具体情况乱讲仁义之辈。相传文王曾将洛西和赤让的千里之地献给纣王，以换取纣王解除炮烙之刑，结果大得人心，孔子对周文王此举大加赞赏，认为请解炮烙之刑是仁，以千里之地收天下之心是智。
但韩非却认为文王不智得很，因为纣王之所以憎恨文王，就是因为文王过于得人心，现在文王又以解炮烙之刑来收取人心，势必要招致纣王的怀疑和反感。换句话说，文王之所以逃脱不了被囚美里的命运，就是因为不懂得纣王已不愿意他再行仁义了。
按韩非说法，孔子在这件事上有点迂腐，但在弟子迂腐时，孔老夫子倒比较清醒。
据说鲁国权臣季孙氏执政时，孔子的那位最崇尚义气的弟子子路担任郈地的长官。国君发调民工开渠。有一天，子路拿了自己的钱办了饭菜，请民夫们到大街上就餐。孔子听说后，就派子贡去把场子给砸了。子路十分恼火，挽着袖子跑来见孔子，责问孔子为什么要为他仁义之道而责备他。孔子教训了他一顿，说他不开窍，不知道礼义，只顾行仁义而越了礼，因为爱护百姓本是国君的事，子路没有权利去越俎代庖。
教训还没完，季孙的使臣就到了，责问孔子为何让学生中止工程还给民夫们饭吃，是不是要争夺季孙的臣民。孔子一听，只好登车起程，离开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