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智勇双全
古波斯的戈蒂亚斯王年近古稀，在他生前，他想选一个智勇超群的人来接替王位。一天，他拿出一个硕大的绳结告诉大家说，谁能解开这个结，王位就将让给谁。众多有智慧的人都想来碰运气，可是无论他们怎么挖空心思也是无能为力。后来，亚历山大听到这个消息，也赶来了，他仔细看看那个绳结，发现是个无法解开的死结，就毫不犹豫抽出利剑往绳结上剁，瞬间剑落结开，干净利落，围观的人们顿时恍然大悟，惊叹不已。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智谋与勇敢决断的关系。
无疑亚历山大在举起利剑之前认真观察过绳结，他发现其中奥秘，即绳结是个无法解开的死结，同时，他很快悟出戈蒂亚斯王的真正用意，一般人只是想用手解开绳结而不敢用刀去剁开它，只有胆略过人的人才能果敢地处置。他发现绳结的秘密，就立即大胆地处置，显示出智勇双全的本色，而那些前来解绳结的许多人，其中肯定有不少是足智多谋的，但是在勇敢决断方面比起亚历山大就逊色了。所以他们的智谋没能充分发挥作用。
由此可见，谋与断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个人如果只有勇敢果断的精神，而缺乏谋略的能力，那么，他就往往会陷入鲁莽和愚笨，他的行为就会经常面临失败。只有用智谋作引导，行为的利剑才有用武之地，才会取得成功。另一方面，一个人虽然谋略满胸，如果缺乏勇敢决断的气质，在困难和问题面前缩手缩脚，再好的谋略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古今有许多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据说，拿破仑一上战场，士兵的力量可以增强一倍。军队的战斗力不仅来源于士兵对将帅的信仰，更重要的来源于拿破仑的坚决、果断、自信、勇猛的品质。
作为一名谋略者来说，自信、果断，超凡的胆识与勇气也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使所出之谋有高屋建瓴的气势，而且有助于使人树立信心，增强必胜的勇气。
在东周的历史上，曹刿以其善于临机决断而著名。齐桓公之所以兵败长勺，原因就在于他的对手鲁庄公身边站着一位新得的军师曹刿，而这位军师善于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不失时机地拿出适宜的对敌之策。
公元前684年，即位不久的齐桓公（即公子小白），为惩罚支持他的政敌公子纠的鲁庄公，派大军进攻鲁国。在这之前，齐桓公曾在乾时（今山东桓台县南）大败鲁军，并逼鲁国杀死了公子纠。眼下齐军又向鲁国压来，鲁庄公被迫应战，很担心这场战争的结局。
恰在这时，有一位姓曹名刿的人请求进见鲁庄公，并向庄公献计，庄公召见了他，向他请教如何打赢这场战争。曹刿认为，要打赢一场战争，只靠得到小便宜的少数人不行，依靠神灵保佑也不行，取胜的根本条件是取信于民。
战争开始前，曹刿和鲁庄公坐在一辆战车上，驰向长勺战场。战争一开始，强大的齐军向鲁军发动了进攻，鲁庄公想马上发起反击。曹刿阻止说：“现在还不到时候。”鲁军严阵以待，齐军第一次冲锋没能奏效，只好退回原地。不久，齐军第二次击鼓冲锋，鲁军仍巍然不动。等齐军发起第三次冲锋时，曹刿说：“时机已到，赶快反击！”一阵鼓响，鲁军向齐军压了过去。已经劳累不堪的齐军敌挡不住，阵势大乱，大败而去。
可以看出，作为防御的一方，曹刿是很注意选择反攻时机的。反攻是打破敌人进攻并进而战胜敌人的惟一手段。齐军经过三番两次的进攻，开始时的锐气消失了，最后到了气衰力竭的程度，而以逸待劳的鲁军却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士气和充沛的体力。就是说，在力量对比上，齐军第三次击鼓时已经发生了有利于鲁军而不利于齐军的变化。鲁军此刻发动反击，犹如一个精力充沛的小个子打一个疲惫不堪的彪形大汉，胜利无疑是属于前者的。用曹刿的话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看到齐军溃退，鲁庄公想马上追击。曹刿向他摇摇手：“不要马上追击。”说着下了车，观察一阵齐军留下的辙印；然后上车，看了一阵齐军败退的情况，这才发命说：“可以追击！”结果鲁军很快追上齐军，将齐军打得大败。
曹刿为何不在敌退时马上追击？“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断定齐军是真退而不是假败“故逐之”。应该说，他所选择的追击时机也是很正确的。
长勺之战，鲁胜齐败，曹刿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成竹在胸，从容不迫，稳扎稳打，冷静思考，为鲁庄公洗雪兵败的耻辱。
官渡之战是曹操一方以弱对强的战争，在整个战役的过程中，曹方的智囊团表现出了非凡和宏大的远略。最初，袁绍声势浩大地渡河南下，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曹操初不欲战，“恨力不及”。谋士郭嘉勇敢地呈上十策，全面而具体地洞析袁方外强中干的实质。这种在敌方气焰方盛而咄咄逼人的情形下鞭辟入里地捕捉其弱点的能力，正源于谋士自身的胆略。如果为敌方气势所慑服，惊慌失措而惶惶不安，那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好的谋略和对策了。假如没有谋士郭嘉呈策以定主帅曹操之心，那么，能否抓住这一转瞬即逝的重大战略机缘，进而去夺取战争的胜利，还是一个未知数。后来，曹操、袁绍双方兵马在官渡对峙，曹军形势严峻，曹操又想退兵许都，别图他计。此时，谋士苟或写信来耐心劝说并呈策予曹操。书略曰：“承尊命，使决进退之疑。愚以袁绍悉众聚于官渡，欲与明公决胜负，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绍军虽众，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济！今军实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惟明公裁察焉。”曹操听从苟或之言，在坚持和努力中寻找到战机，官渡一战将袁绍打得大败。再如赤壁之战中，孙权、刘备的谋士人物鲁肃、周瑜、诸葛亮等以压倒敌人的气度和胆量，镇定自若，巧于筹划，这才取得赤壁大胜，后人赞之为“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东吴的孙权被后人称誉为“好谋善断”。的确，孙权理政用兵很有策略。于公元208年，面对绝对优势兵力的曹操的进攻，对外联合刘备，对内则努力统一思想，积极备战。在讨论对策时，东吴政权内部分为两派，主降派说曹操挟天子而征四方，其师锐不可当，降则安，战则亡。主战派说东吴开国三世，兵精粮足，且占有地利，战必胜。在两派纷争、人心动荡的关键时刻，孙权拔出佩剑，砍去面前奏案的一角说：“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并当场将佩剑赐给主战首领周瑜。孙权的决断打击了投降派的威风，大长了主战派的志气，坚定了将士抗曹决心，不久取得了赤壁大捷，改变了魏、吴两国力量对比，使曹军多年不敢小视东吴。
隋朝末年，天下纷争，唐高祖李渊决定在太原起兵，夺取天下。但李渊顾虑太多，犹豫不决。谋士刘文静、裴寂劝李渊当机立断，即刻发动兵变。刘、裴二人见到李渊说：“公处嫌疑之地（指隋炀帝特使来太原宣诏拘留李渊），副将败阵，反以问罪，事至如此绝境，只有立即举兵一途，才能解倒悬之急。”刘文静、裴寂二人为打消李渊的顾虑，并分析了兵变的有利条件：“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以兹举事，可立大功。关中天府，代王冲幼，权豪并起，未有适从。愿公兴兵西人，以图大事。何乃受单使之囚乎？”李世民也向李渊建议：“今主上（炀帝）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小若守小节，下有冠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并说：“不若顺民心，举义旗，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主帅的果断坚定，有时是来自谋士的果断与信心，谋士的果断之谋，影响与推动了李渊的行动，使他克服了过于谨慎，顾虑重重的缺陷，终于抓住时机，太原起兵，为建立唐王朝奠定了基础。
二、决心果断
“今人不可作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这是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颂扬商鞅的一句话。
对于商鞅变法的成功，中国史学界多有评断。有人说，除了得到秦孝公的支持之外，主要是他具有“公平无私，罚不讳强，赏不私亲近”的品格。这种说法确有道理。可是，倘若从将帅气质和谋略的角度考察，不难看出，决心果断则是他个人品质得以发挥的重要条件。从《东周列国志》第八十七回和八十九回所描写商鞅业绩的内容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其人的气质特征。
在变法过程中，商鞅为了大展宏图，以卓越的胆略和坚强的毅力，解决了一个个难题。当秦孝公认定商鞅是“出奇计强秦”之才而又担心变法会遭天下非议时，商鞅首先说服秦王。他指出：“疑行无名，疑事无功”，“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所以圣人治国，只要能够强国，就不沿用古法；只要有利于民，就不遵守古礼，怎么能顾虑人们的议论呢！从而使孝公认识到，“诸侯卑秦，皆莫大焉”，坚定了变法的信心。当六臣甘龙、杜挚等出头反对变法时，商鞅又与之展开论战，用夏、商、周三代不同礼而称王，春秋五霸不同法而称霸的历史事实，有力地批驳了“法古”、“循礼”的陈腐观念，为变法扫清了思想障碍。当群众对变法半信半疑时，他以“南门徙木”的事实教育群众，表明本次变法说一不二，从而使新法有了群众基础。当公子虔和公孙贾等王公贵族破坏变法时，他执法如山，“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给公子虔处以劓刑（割掉鼻子），给公孙贾以黥刑（脸上刺字），同时以铁的手腕镇压了七百多名破坏变法的贵族，保证了新法的实施。这一切，没有坚强的决心和果敢的处置，显然是不行的。可见，商鞅变法的成功，不仅在于富国强兵的内容和顺应时势，更重要的是决心坚定，措施果断。
决心，对于政治斗争来说固然十分重要，而对军事斗争更是不可忽视。因为以战争为主要对象的军事斗争，情况变化急剧，不允许指挥员犹豫彷徨，需要的则是决断的作风。多疑不绝，优柔寡断，是败将的丧星，指挥的大忌。只有周密之计谋，断然之决心，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方能稳操胜券。商鞅这位铁腕人物，在政治改革中表现出来的刚毅气质，在率军征战中也发挥了决断的才能。公元前343年，他辅助秦孝公定下了“征服魏国，打开向中原发展的门户，而后统一中国”的战略方针，并亲自率兵伐魏大获全胜。
就在齐魏马陵之战的第二年，商鞅对秦孝公说：秦魏势不两立，而魏被齐国打败，诸侯叛离，可乘此时机进攻魏国，魏顶不住秦国的攻击，必然向东迁移，这样秦可据黄河山岳坚固之地，东乡以制诸侯，便能成帝王的大事业！秦孝公遂派商鞅率兵攻魏。魏国派公子卯进驻吴城，以拒秦兵。商鞅想，吴城乃系吴起守西河时所筑，易守难攻，不如智取。于是，他遣人致信对公子卯说：“我一向同你很交好，现均当了两国的将军，不忍心互相残杀，可与你面商订立盟约，宴饮而停战，使秦魏和平相处。”公子卯因害怕秦军强大，本想与之求和罢兵，现见到商鞅“媾和”信件，便答应双方在玉泉水下会谈。会谈时，两边俱有酒席。公子卯是东道主，先替商鞅把盏，三献三酬，奏乐三次。接着商鞅命军吏换上秦国酒馔，两个侍酒者也换上秦国有名的大力士。正在欢饮之时，只听山顶一声炮响，两个卫士看到商鞅放杯时所作手势，立即活捉了公子卯。接着商鞅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向吴城发起突然攻击。毫无戒备的魏军立刻溃败，士卒大部投降。魏惠王终因屡次被齐、秦战败，国力难支，派人割西河之地献秦，与秦订立停战协定。商鞅的决心和果断行动，不仅为秦军得到了大片疆域，同时开拓了向中原扩张的前进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