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战指挥上强调决心果断，并不意味着可以鲁莽武断。我们说的决心果断，必须建立在对战争全局的综合分析，对敌我情况的透彻了解的基础之上，否则将会和优柔寡断一样地归于失败。商鞅的伐魏主张、玉泉山下生擒公子卯的决断，都是对战争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作出的决策。
三、机勇沉着
机勇即神勇也。勇有血勇、骨勇、神勇。血勇者，临事不沉着，血涌面赤，容易觉察。骨勇者，遇事有些胆怯，面部苍白，亦易觉察。神勇者，临难不惊，遇事不乱。苏轼所谓：“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盖指神勇之人，荆轲即神勇之人，呈亢图行刺始皇，面不改色。秦舞阳骨勇之人，未进宫廷，面如土色，战栗不敢向前，故骨勇不及神勇之勇。功高难封的西汉李广，胆略过人，亦是神勇之人。猝遇匈奴，战必败，逃必亡。他下马解鞍，以示不走，居然转危为安，不是神勇之人，不敢如此。
关羽单刀赴会，亦是神勇的典型。吴蜀因荆州常常有矛盾，孙权为讨还荆州，以鲁肃名义，邀请关羽赴宴，将以伏兵杀之。关羽为人勇敢果断，不避风险，单刀赴会，深入虎穴，然关羽终于安然回荆州，孙权阴谋破产。足见关羽神勇过人。《三国演义》云：关羽赴会之前，教关平选快船十只，于江等候。酒宴之上，察觉孙吴已有伏兵，假舞周仓所持大刀在手。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鲁肃手，佯推为醉，劫持鲁肃同到江边，吕蒙、甘宁见关羽手提大刀，亲握鲁肃，恐被所伤，遂不能动。关羽到船边，却才放手，早立于船首，与鲁肃作别。后人有诗赞曰：“藐视吴臣若小儿，单刀赴会敢平欺，当年一鼓英雄气，尤胜相如在渑池。”
机勇之人，遇事不惊，应变于仓猝之间，谋胜于千里之外。临难不惧，谋深莫测，大智大勇，人莫能及。如此战略家，历代可见，如汉代班超可算是一位典型。班超出使西域，深入虎穴，三十六人，横行西域，宣扬汉功，夜袭匈奴来使，以少击众，不与胆怯的郭恂先谋，具有胆识，威慑鄯善，胁迫于宾，威加匈奴，卒通西域，如非胆略过人，不能立此大功。
《后汉书》云：班超到鄯善，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后忽更疏懈。超谓其官属曰：“宁觉广礼意薄乎？此必有北虏使，狐疑未知所从故也。明者赌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诈之曰：“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状，超乃闭侍胡，悉令其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必求富贵，今虏使到才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今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曰：“当与从事议之。”超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泄谋，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曰：“善。”初夜，遂将吏士往奔虏营，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燃，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明日乃还告郭恂，恂大惊，既而色动，超知其意，举手曰：“椽虽不行，班超何必独擅之乎？”恂乃悦。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众，一国震怖。超晓告抚慰，遂纳子为质。
识量过人，遇事沉着，不慌不忙，暗中觇变，以防惊动，祸生不测。像这样的谋略家，都善于观察，掌握事态，见解超人，因势利导，争取矛盾转化。史称裴度为人有见识。裴度任职中书，一日左右忽白失印，众人闻之失色。裴度饮酒自如，不加过问；稍顷，左右白复于故处得印，裴度也不理睬。众人问其何故，裴度说：“此必吏人盗之以印书卷，急之则投诸水火，缓之则复还故处，所以不必惊动。”众人服其识量。
四、忌优柔寡断
与决心果断的精神相反就是优柔寡断。
有人说，战争是个“不速之客”。这个“不速”，就在于它来势突然，变化纷纭，复杂难断。因此，作为战争指挥者，既要在战争面前保持沉着、冷静的头脑，更要有坚决、果断的魄力。优柔寡断、多疑不决，不仅会坐失良机，还可能遭到败师亡国的危险。所以，明智的将军总是把优柔寡断视为指挥上的大忌。秦朝灭亡后，有人建议项羽趁早杀掉刘邦，以防备刘邦今后与之争夺天下，项羽犹豫不决，使刘邦得以逃脱，最后江山落到刘邦手中，自己兵败自杀。项羽的失算咎由自取，作为谋士范增，态度是坚决果断的，看来谋士只能对谋主起影响作用。
患得患失，谋而不断，会错失良机，给自己带来被动。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能说明此理的例子很多。《东周列国志》第五十四回“荀林父纵属亡师”，说的就是这方面的教训。
公元前597年，楚庄王率军伐郑，郑求晋救援。作为中原霸主的晋国，得知楚伐郑的消息之后，迟疑不决，楚郑交战已三个月，才派荀林父为中军大将，先谷为副将，率车六百乘，兴兵救郑。晋军从绛州出发，刚到黄河边，就得知郑已投降，楚已班师。本来就不想与楚军作战的荀林父，决定下令返国。可是，自恃先辈有功、自己本事过人的先谷，却违背主将的命令，私自带着手下的人马和赵同、赵括、赵婴齐、赵旃等将领，渡过黄河，非要与楚军较量一番不可。面对不听指挥的部属，中军大将荀林父不知所措。下令让其撤回吧，又惹不起依仗先辈声望的副将；随之攻楚吧，又觉得未必能胜。万般无奈之际，就糊里糊涂地命令全军一起过河，追击楚军。
楚庄王见晋军追来，虑晋军之盛，主动与晋军讲和，遣使者到晋军营中求见苟林父。使者一到晋军，说明来意，荀林父很快答应双方媾和。可是，副将先谷却坚决反对，赵同、赵括等一帮“二杆子”还把楚使大骂了一顿，赵旃拔出宝剑威胁使者说：“告诉你们蛮子头儿，你们早晚得死在我们手中。”荀林父对此非但不加制止，反而派去一个与先谷同一个鼻孔出气的魏锜到楚军营中议和，他不仅不执行使命，还当面向楚挑战。楚庄王忍无可忍，便下令对晋军发动突然袭击。荀林父对突变的情况毫无准备，只好下令仓促应战。两军在郧（今河南开封）混战起来。晋军由于荀林父的优柔寡断、造成将领间不团结，指挥不统一，军队无斗志。楚军上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英勇奋战。双方战不多时，晋军则死伤一多半人马，荀林父不得不下令撤退。先谷那些有勇无谋、好逞能的将军，一旦吃了败仗，比兔子跑得还快。晋军逃到黄河边，因缺乏渡河工具，大部分士兵被淹死，荀林父只好带了残兵败将逃回晋国。
这次晋军败北，自然与先谷骄傲轻敌、不听指挥有关，但作为中军大将的荀林父军令不严、指挥上优柔寡断更负有重要责任。荀林父为什么会优柔寡断、临战失职呢？
其一，缺乏应变的能力和主见。将帅的决断，一般说包括战前决断和临机决断。相比之下，临时决断要比战前决断困难得多。优柔寡断的错误也大都犯在临机之时。晋军出征是为了救郑，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郑国已降，楚兵已退。这时，是追击楚军，还是班师回朝，正需要主将权衡利弊，及时作出新的决断，而荀林父既无应变的经验，又无决断的魄力，六神无主，行动完全被部属的无知拙见所左右，这就势必影响部队的作战行动。
其二，受到权势的干扰。作为一军之统帅，决断的勇气来自对战争负责精神，而不该为权势所制约，一旦存有私念，自然就难以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荀林父本来无心与楚军作战，但又怕得罪了有“后台”，有“名望”的副将先谷，才违心地作出追击楚军的错误决策。由此可见，无私无畏，不仅是检验士兵冲锋陷阵精神状态的尺度，而且也是衡量将帅指挥素质的标准。
其三，军令不明，军纪不严。对于统帅的决断，部属难免要有些看法，甚至有根本上的分歧。但战场情况的瞬息万变，不可能等到思想完全统一了才去行动，因此决断的贯彻往往带有强制性，这就要求有严格的军纪来保证。先谷所以敢擅自行动，不能说与苟林父军令不明、军纪不严无关。当先谷等人无视主帅决定而越过黄河时，苟林父也只好将错就错，再次犯下优柔寡断的错误。
其四，缺乏应急的措施。荀林父在对楚军是战还是和的问题迟迟不拍板，但当楚军要求媾和时，他还是作出了讲和的决定。问题是，他只有和的一手准备，而无应急措施，所以当楚军突然攻击时，便措手不及，溃不成军。可见，统帅的决断随机应变是相辅相成的，即便是决断失误，有了应变的实际措施，至少可以减少损失。
当然，在军事指挥上反对优柔寡断，并不意味着要提倡鲁莽武断，刚愎自用。因为任何的指挥果断，都应该是建立在对战争全局的了解和对敌情熟知的基础之上。离开了这个基础，凭主观臆断，一意孤行，也必然同优柔寡断一样走进失败的死胡同。
五、忌刚愎自用
与勇敢决断相反的另一种行为，就是刚愎自用。所谓刚愎自用是指为人固执、任性，自以为能而独断独行。历史上像这样的人物大有人在，晋惠公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
公元前645年，秦晋大战于龙门山。结果是秦胜晋败，晋惠公夷吾也做了秦军的俘虏。《东周列国志》第三十回讲得明白，晋败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晋惠公的刚愎自用，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晋惠公是在秦穆公、齐桓公的支持下登上国君之位的，事先答应割河外五城给秦国以求得秦穆公的支持，但他即位之后，却赖了账。即便如此，当晋天灾流行、民间绝食的危难之时，秦国还是进行了一次“泛舟之役”，通过渭河给晋国送去大批粮食。可是，当秦国也遇灾荒向晋国买粮时，晋惠公竟一粒粮食也不愿卖，这样便导致秦军以讨晋侯负德之罪的名义开战。兵临晋境，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晋惠公是怎样对待这一紧急的事态的呢？
一是他根本不承认理在秦国一边，拒绝和谈。庆郑建议“割五城以全信，免动干戈”，他怒不可遏地说，晋国作为“堂堂千乘之国”，根本谈不上什么“割地求和”，下令要先斩庆郑，然后发兵迎击“无故犯界”的秦军。虢射建议让庆郑将功折罪，庆郑才免于一死。
二是他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坐骑是否适应战斗的需要，拒绝更换。郑国献给他一匹“小驷”，身材小巧，平时玩玩还可以；庆郑出于好意，建议他换一匹本国出产的“服习道路”、“随人所使”的战马，但他偏爱郑产“小驷”，非它不用。
三是他视不同意见如洪水猛兽，多方压制。秦军已渡河东，三战皆胜，长驱而进，直至韩原下寨。韩简向他报告，秦师虽少于我，然斗志十倍于我。他问什么原因，韩简分析说：你开初以秦近而奔秦，继以秦援而得国，又以秦赈而免饥，三受秦施而无一报，秦国君臣积愤，所以才来伐晋，秦军三军都怀有讨伐你负罪之心，所以斗志特别高，比我军斗志高于十倍以上。晋惠公一听，大为恼火，斥责说，你这完全是庆郑的论调！
晋惠公堵住了众人之口，一意孤行。混战之中，晋惠公虽然也不乏勇敢，无奈那“小驷”未经战阵，惊吓乱窜，陷入了泥泞之中。御马人用力鞭打，马小力微，拔不出来，秦军将他包围，救兵虽不断涌来，但都被秦军杀退，晋惠公终被秦军俘获，晋军失了主帅，也都投降秦军。
平心而论，庆郑等人之言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倘使晋惠公能吸取其主要精神，或许可以拿出适当的退敌之策来，起码不至于遭受如此惨重的失败。“堂堂千乘之国”被相对来说较弱的秦国打得一败涂地，这绝不是偶然的。晋惠公的失信，造成政治上的被动，而政治上的被动却起着降低晋军斗志、增长秦军斗志的双重作用。晋惠公的刚愎自用、盲目自信，决定了他听不得不同意见，使自己的主观认识无法与客观实际接近；而认识一旦离开了客观现实，也就必然导致战斗的失利。
战争中来不得半点主观主义，晋惠公的惨败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