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忍不拔
坚忍顽强不同于固执和死板，坚忍顽强既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力，也表现出幽深持久的智力。坚忍顽强是一种大智大勇或大勇之智。人们常用“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这样一句话形容那些机智的人，实际上，任何成功的计谋都是预有准备的，即使是那些在瞬间产生的妙计，也是在掌握情况，经过思考和选择的长期过程中酝酿发育的。
奇谋良策不仅往往在坚持中产生，也往往在坚持中才能奏效，指望略施小计就可以马到成功是不现实的。因为任何一条计谋的实施都是有条件的，只有当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计谋才能发挥作用，这里面有个时机问题，时机的来临往往要靠主观的努力去创造。一个不堪一击的弱小军队，无论有多么好的战法和战机也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而那些作风顽强、经得起打击的部队，才能给强敌以致命回击。
二、意志比赛
战争胜负往往决定于双方的实力与意志。谁的力量强、意志坚，谁就能胜利。所以，战争能否取胜，是力量较量与意志比赛的结果。诸葛亮与司马懿在六出祁山斗法中，即说明这个问题。
孔明第六次兵出祁山，进驻五丈原之后，司马懿仍旧采取坚壁不出的对策。为了迫使魏军出战，诸葛亮绞尽脑汁研究新的诱敌招数，决定改变过去采用的调虎离山、引蛇出洞等计谋，来个“绝技”重演——使用“激将法”。
孔明是非常善于使用激将法的老手。赤壁之战中，他激周瑜，最终坚定了吴主抗曹的决心；平定汉中时，他曾激黄忠，使这位老将军连败敌军。这次五丈原与魏军对峙，为引诱司马懿出战，他先是令人到魏军营前挑战骂阵，司马懿却如坐泰山，只是不出。诸葛亮在焦虑不安中思得一计，“乃取巾帼并妇人缟素之服，盛于大盒之内，修书一封，遣人送往魏寨”。信中写道：
“仲达既为大将，统领中原之众，不思披坚执锐，以决雌雄，乃甘窟守土巢，谨避刀箭，与妇人又何异哉！今遣人送巾帼素衣至，如不出战，可再拜而受之。倘耻心未泯，犹有男子胸襟，早与批回，依期赴敌。”
城府颇深的司马懿看完信后，压住心头怒火，反而佯装笑脸，神情自若地接受了孔明的“礼物”，并亲自“重待来使”。他谈笑风生，丝毫不问蜀营内的“军旅之事”，却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向使者打听：“孔明寝食及事之烦简若何？”当他得知诸葛亮“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时，便对诸将说道：“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从而愈加坚定了据守不出的决心。魏、蜀双方在渭水一带相持了“百余日”，结果，诸葛亮“星陨五丈原”，蜀军不得不撤回汉中，又一次使司马懿防御成功。
毫无疑问，此次交战，对处于进攻地位的蜀军来说，利于速决；而处于防御地位的司马懿之军，利在持久坚守。由此，在双方进行的军力、智力对抗中，贯穿着双方指挥员个人意志、韧性和耐力的比赛。司马懿是位颇有韧性的军事统帅，他接到诸葛亮送来的女人头巾衣物后，没有大动肝火，只是询问孔明的日常寝食情况，显得十分沉着冷静。相反，诸葛亮可能因屡伐中原都未能有所进取，在六出祁山作战中，情绪很不好，加之他事无巨细，包揽过宽，竟弄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而作为三军主帅，情绪上愈是急躁，就愈难以进行正确的运筹。他对司马懿这样一个老谋深算的魏军统帅使用“激将法”，给人一种黔驴技穷的感觉。从这里可以看出，诸葛亮在和司马懿的斗力斗法中，意志上已经先失去了一着。
孔明这次兴兵，是吴、蜀两军的一次联合行动。蜀军六出祁山的同时，孙权也率军分三路向曹魏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进攻。在这种形势下，诸葛亮急于在西线打开缺口，与吴军形成东西对进之势；而曹魏则采取了东攻西守的策略。作为西战场主帅的司马懿，深知坚守不出的战略意义。只可惜孔明缺乏从战略全局上来进行谋划，不敢向敌纵深穿插，攻敌必救之处，总是在敌防御正面想小点子，这样就抓不住调动敌人的关键。其实，早在孔明进驻五丈原之前，司马懿就曾分析到：“孔明若出武功，依山而东，我等皆危矣；若出渭南，西止五丈原，方无事也。”司马懿当时所忧虑的是，如果蜀军从武功出击，挥戈向东，锐兵直逼长安的话，他只能率军回救长安，这样就破坏了魏军西守东攻的战略指导。然而，诸葛亮只求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他进驻五丈原后，继续采用一面平推的战法，正好合了魏军东攻西守战略的需要。
顽强的意志和毅力是将帅谋略修养成熟的表现；而那些鲁莽家一触即跳，正说明他们性格上的先天不足。当魏营众将听说孔明把妇人头巾衣物送给司马懿时，个个义愤填膺，纷纷入帐“即请出战，以决雌雄”！司马懿为了安抚众将，推说道：“吾非不敢出战，而甘心受辱也。奈天子明诏，令坚守勿动。今若轻出，有违君命矣。”“汝等既要出战，待我奏准天子，同力赴敌，何如？”说罢，立即写表遣使，直至合肥，奏闻魏主曹睿。其实，这不过是借“天子”的名义稳定部属的情绪而已。司马懿深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当初，他克日袭孟达时，就是当机立断，自作主张，并没有奏请魏主，便率军直袭新城。而这次魏、蜀渭水相持，合肥在几千里之外，又何须远道“奏准天子”呢？这里充分显示出司马懿高深的谋略思想，与其坚忍的意志和耐力是相齐的。
作为防御之军，要想从持久中赢得主动，后发制人，指挥员顽强的意志和毅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长期坚守的本身就包含着时间对军人意志的考验。而在战争中，往往是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能够赢得最有利的战机。
诸葛亮派人送巾帼缟素之服至魏寨，司马懿坚守不出一事，在史料中确有记载。《三国演义》真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事实，形象地刻画了司马懿老成持重、意志坚忍的性格，并为将帅修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忍辱负重
作为一个谋略家、政治家，在形势不利时，还要善于忍受目前不利的环境，忍辱负重，这样才能摆脱困境，争取斗争的胜利。孙权在荆襄之战后，为了摆脱被动，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敢于忍辱负重，即为一例。
自从关羽遇害以后，东吴的孙权就预感到有一场即将来临的军事危机。特别是他的移祸之计被曹操挫败之后，确实存在着被蜀、魏两面夹击的危险。如果东吴当时只是单纯对付前来报仇雪恨的刘备，还并不是力不能及。然而，刚刚称帝的曹丕倘若同时来袭，东吴就难以招架。
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孙权的头脑十分清醒。他为了摆脱被动，勇于忍辱负重，在政治上和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灵活的手段，斗争策略运用得极为成功。
首先，孙权为了力争避免和刘备发生军事冲突，不惜屈尊下就，向刘备“上表求和”，并作出了一些重大的让步：将孙夫人送回成都；缚还糜芳、傅士仁等降将；将荆州“仍旧交还西蜀”；与刘备“永结盟好，共灭曹丕，以正篡逆之罪”。孙权的这些让步，就是要回到以前的策略上来，使吴、蜀重修旧好，孤立曹魏。从长远的利益来看，这样做对吴、蜀两家都有好处。
其次，当他的让步遭到刘备拒绝之后，他看到吴、蜀交兵已经不可避免，又立即对曹丕“写表称臣”，向许都伸出了屈尊求援之手。后来，曹丕曾派使者到东吴，“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当时，东吴的群臣百官纷纷劝谏孙权，皆认为“主公宜自称上将军、九州伯之位，不当受魏帝封爵”。但孙权却反驳道：“当日沛公受项羽之封，盖因时也；何故却之？”他不顾顾雍、徐盛等人的极力阻挠，亲自率领百官出城迎接魏使，恭顺地接受了曹丕的封爵。孙权对曹丕“称臣”，是受当时形势所迫，目的在于争得曹魏的军事援助，从而孤立刘备，恢复荆襄之战时那种以“二对一”的有利局面，即使这一上策达不到，也要争取一个中策——促使曹丕保持中立，避免两面作战的被动境地。
孙权制定策略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够从战略全局着眼，以政治、外交上的灵活性，力避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促使战略态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为此，孙权不顾一些文臣武将的阻挠，敢于放下架子，卑躬屈膝，向刘备“求和”，对曹丕“称臣”，表现出能屈能伸的英雄本色。试想，孙权当时如果目光短浅，不讲策略，在不利的形势下，还像关羽败走麦城时那样硬着头皮充好汉，势必将东吴引向灭亡的深渊，更谈不到后来的犹亭之胜了。
古人讲，识时务者为俊杰。当刘邦、项羽共同灭秦之后，汉高祖的势力不及楚霸王，曾暂时接受了项羽所授的“汉王”封号，退避汉中，积蓄力量，以屈求伸，最后暗度陈仓，进取关中，问鼎中原，终于战胜了项羽。孙权也运用这种能屈能伸的策略，使三角斗争的力量达到了平衡，使自己变被动为主动，西胜刘备，北拒曹丕，以策略上的灵活性，为军事上的胜利赢得了时间和条件。这同刘备当时那种不顾全局，不讲求斗争艺术的策略选择相比，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总之，形势有利害之分，策略有刚柔之别，行动有进退之异，而真正聪明的战略家，因善于灵活反应，而常常“笑在最后”。
据《资治通鉴·魏纪一》记载，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秋，七月，汉主自率诸军击孙权，权遣使求和于汉”。当遭到刘备拒绝后，“八月，孙权遣使（向魏）称臣，卑辞奏章”，曹丕“遂受吴降”，“遣太常邢贞奉策即拜孙权为吴王，加九锡”。演义基本上反映了真实的历史，深入细致地刻画了孙权这位战略家的眼光、胸怀和头脑。